有时候我们会滥用历史,创造一个对自己有利的甚至是虚假的历史

历史的运用与滥用

我们既可以从历史中获取经验教训,也可以滥用历史为自己服务
我们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在创造着历史,即便我们自己很多时候都没有意识到,就像那个猛然发现自己在写散文的人一样。我们总想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有意义,想知道我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以及我们是如何成为这样的。因此我们才给自己讲故事,即使这其中很多都并不忠于事实;并且我们也会探索关于自身的问题。这些故事和问题难免让我们直面过往:我如何成长为如今的自己?我的父辈、祖辈究竟是什么样子?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至少是人类共同历史的一分子,这些历史包含了我们所生活的地理位置、时间、社会地位以及家庭背景。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因而我曾生活在一个世上少有的和平、稳定和繁荣的社会之中。这样的生活经历无形中塑造了我看待世界的态度,相较于生长在阿富汗或者索马里的人,或许我对事物的发展保有更加乐观的态度。同时我的父辈和祖辈们的历史也对我的成长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曾或多或少地了解到父辈们参加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也知道了祖辈们参加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些故事。
我们利用历史去了解自己,同样我们也用历史去了解他人。要是我们知道身边一个熟人曾遭遇的不幸经历,就可以在生活中避免引起他的创伤回忆(如果我们了解到他曾经历过非常幸运的事情,就会跟他有截然不同的相处方式)。不论在处理商业、政治问题,还是处理人际关系时,我们不应该认为人与人都是相同的。如果我们不了解历史上英军曾于1759年在魁北克击败法军从而在加拿大建立殖民地,并且此后讲法语的人在加拿大变成了“二等公民”,就不会理解时至今日在魁北克依旧高涨的法兰西民族主义。如果我们不了解英国产出的石油大多源于苏格兰,也不会理解为什么许多苏格兰人对英格兰抱有的自豪和不满交织的情绪。如果我们不了解美国南北战争和战后重建对于南方白人造成的巨大损失,也不会理解他们为什么时至今日还对“北方佬”充满怨恨。同样,如果我们不了解历史上黑人曾受到的奴役和歧视,甚至废奴运动后依然长期遭受的暴力对待,就很难真正理解美国各个种族间复杂的关系。在国际关系方面,如果我们不了解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长久以来的冲突,又谈何真正理解他们对彼此深深的敌意呢?
美国汽车大亨亨利·福特曾对历史有过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历史不过是故纸堆中的无稽之谈(History is bunk)。”有时,历史,特别是对于生活在北美的人来说,的确是一个死气沉沉的科目。但是当我们带着感情再去重新审视历史的时候,它就不再只是一堆故纸。历史既可以对我们有大帮助,亦充满危险。我们不应当将历史仅仅视为一堆躺在地上的枯叶抑或是尘封已久的古董收藏,更明智的做法是将它视作一汪池塘,时而风平浪静,更多的时候则波涛汹涌;历史就暗藏于现实的表面之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制度、思维方式以及我们的好恶。即便是在北美,我们也免不了要时常从历史中寻求对现实问题的印证和经验教训。无论是为了群体身份认同,还是为了满足各种需求或是一件事的正当性辩护,人们总会把过去作为最有力的佐证。当你身处一个庞大的团体中时,你会体会到生命的意义,因为这个团体早于你而存在并且将比你存在得更久(这个团体还会将你身上的本质延续到未来之中)。
有时候我们还会滥用历史,创造一个对自己有利的甚至是虚假的历史,以便使我们错误对待他人的行径合理化。
例如侵占他人的土地或是杀害他们。历史给予我们太多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大可在其中选取自身所需要的部分。过去也可以被我们用来达到当下的一切的目的。当我们制造谎言或是只从单一的视角出发书写历史时,我们就在滥用历史。我们既可以从历史中获取经验教训,也可以滥用历史为自己服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从历史中寻求理解、支持和帮助,我们应当在探究历史的过程中时刻保持小心警惕。
余论
“历史最有用的作用之一,就是让我们明白,过去几代人是多么强烈、真诚和痛苦地追求他们的目标,而这些目标如今在我们看来又是多么荒谬或可耻的。”
2001 年9 月11 日傍晚,美国作家苏珊·雅各比在纽约一家酒吧无意中听到了两名男子的谈话,其中一个人说:“今天发生的事情就像珍珠港事件一样。”而另外一个人则问道:“珍珠港事件是什么?”第一个人回答道:“就是当年越南人在某个港口投下炸弹,从而引发了越南战争。”
他们完全不了解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事情,竟然可以错得如此离谱,然而不了解历史对他们来说真的有关系吗?我认为有关系。一个公民如果无法将当下发生的事情放在历史背景中考察,同时还对过去的历史知之甚少,他就很容易被那些号称掌握历史知识和历史教训的人灌输其创造的历史叙事。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在牺牲个体利益的基础上,历史被用来加强某些群体的团结、为错误对待他人的行为辩护、支持某个特定的政策和行动方针。对过去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挑战教条主义的陈述和笼统的概括,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思考。
倘若酒吧里那两个不了解历史的人知道珍珠港事件,他们就会明白,恐怖分子袭击世贸中心与1941 年日本袭击美国是完全不一样的。当年的珍珠港事件是美日两国之间的战争,而如今的“9·11”事件则是一起恐怖主义袭击。这个区别也进一步表明,美国对待恐怖主义的战术和战略都将与过去有所不同。尽管包括小布什政府在内的许多人都在说要发动一场反恐战争,但这种说法实际上具有误导性。因为战争都是针对确切敌人的,而不是针对某些思想的。战争往往都有明确的目标,一般来说是迫使敌人投降,但反恐战争却没有明确目标。恐怖分子对世贸中心的袭击也全然不像当年的越南战争。越战中,美国把战火蔓延到了他们敌人的国家,同时美军及其盟友南越也有北越这个不好对付的敌人。
“9·11”事件之后,美国人对此都感到非常震惊、愤怒和恐惧,此时对美国人和他们的领导人来说,最关键的就是能够冷静清醒地思考。首先,他们要明确到底谁是敌人?在这方面,历史对他们是有帮助的。因为回顾历史,人们不仅能够了解基地组织及其目标,而且还能明白这个组织对西方充满仇恨的原因。历史也提醒美国人,他们的国家过去在世界上是如何行事的,在面临威胁时他们的国家又做出过什么行为。然而,美国政府在准备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开战时,基本都忽略了这些提醒。
世贸中心遇袭一年后,美国最有思想的国际关系史学家之一的保罗·施罗德写了一篇文章,标题为《“9·11”事件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变化?没有很多,也没有很好》,敦促美国政府应该把“9·11”事件放在更长历史时期和全球背景下考虑。他在文中说,这次袭击的确很可怕,但它并没有对美国造成长期的损害。诚然,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威胁仍然非常严峻,但局势却不如其他国家过去和现在所遭遇的那样严峻。然而,小布什政府却利用“9·11”事件宣称,美国有权在不与盟国或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磋商的前提下,自行决定在任何时间向任何对象发起攻击。
施罗德在文中写道:“我们很难理解、也不可能夸大,这种小布什式的新说辞究竟有多么新颖、全面,以及将给世界秩序与和平带来什么样的危险和破坏。它违反了过去五个世纪中不断发展的国际体系的两大基石:独立原则和司法平等,以及国际体系中各成员间的协调状态(现在基本上就是指各个国家间的关系)。反过来,同样重要的还有,这些独立的国际成员需要组成和参与拥有共同目的的组织,并且遵循公认的规范和行为,特别是那些旨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定的规范。”此外,美国正在放弃与其他国家合作维护世界秩序的历史传统,并在入侵和占领伊拉克时放弃了长期以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历史传统。更糟的是,正如巴格达中央监狱(阿布格莱布监狱)和关塔那摩监狱中的虐囚事件体现的,这将破坏和削弱美国一贯以来对法治的尊重和重视。
历史可以通过为我们提供一些过去的背景和事例来帮助我们思考当今的世界。它可以帮助我们提出问题,因为没有好的问题,我们很难条分缕析地思考。历史知识告诉我们,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什么样的信息;而历史经验则教会我们如何评估这些信息。当历史学家回顾过去时,他们就像法国司法系统中的预审法官那样研究历史事件。
历史学家会提出疑问: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历史要求我们严肃地对待证据,尤其是当证据与我们已经做出的假设相矛盾时。目击者说的一定是真话吗?我们如何衡量一个版本的说法胜过另一个版本的说法?我们是不是提出了正确的或是唯一的问题?历史学家还会进一步质疑过去发生的某一特定事件、想法或态度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们究竟有多重要?答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现在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以及我们认为什么对我们是重要的。历史不会对所有问题都给出确切的答案。这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
历史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同时也告诫我们,认为看待事物的方式只有一种或只能采取某种行动的想法,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应该随时准备好考虑其他可能性,并提出反对意见。当我们的领导人坚定地说出,“历史这样教导我们”或“历史将证明我们是正确的”时,我们不应被打动。因为他们可能像我们任何人一样,会对一些历史问题过度简化或强行使用一些不恰当的比较。即使非常聪明和有权势的人(二者不一定是相同的)也会自以为是地走上这条错误的道路。作为一个公民,我们应该时刻谨记,那些身居要职的人并不总是更了解情况。
因为历史研究需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无论对证据还是全面的解释都保持怀疑——所以质疑我们的领导人也是一种健康的态度。因为领导人并非永远正确,事实上经常恰恰相反。1893 年,驻扎在地中海的英国海军司令、海军中将乔治·特赖恩决定亲自指挥夏季的海军演习。当他下令将两列平行的战舰调头时,他的军官们试图指出此举将会让两舰发生碰撞,因为只需要一个简单的计算就能发现,两舰需要的最小转弯半径大于它们之间的距离。当时,他手下的军官们却只能沮丧地看着这一切发生——旗舰“维多利亚”号被“坎博当”号撞上了。特赖恩不相信自己的旗舰损坏严重,并命令附近的船只不需要派出救生艇救援。结果后来“维多利亚”号沉没,特赖恩和357 名船员一同葬身大海。
此外,在“轻骑兵的冲锋”事件中,当一群英国轻骑兵在错误的指令下直冲俄国人的炮兵阵地时,也同样反映了我们人类的愚蠢。愚蠢的不仅仅是指挥冲锋的卡迪根勋爵,还有允许他成为指挥官的军事体制。正如美国记者大卫·哈伯斯塔姆在他的最后一篇文章中指出的:“这是一个我们一遍又一遍在历史中反复读到的故事,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他们最危险的时刻可能就是历史上那些他们觉得任何事情都异常顺利的时候,因为他们的领导人会变得狂妄自大,并且觉得自己的行为都是正确的。”
谦卑是我们能从过去的历史中学到的最有用的教训之一。正如英国著名文学家约翰·凯里所言:“历史最有用的作用之一,就是让我们明白,过去几代人是多么强烈、真诚和痛苦地追求他们的目标,而这些目标如今在我们看来又是多么荒谬或可耻的。”例如,过去有很多人曾誓死捍卫奴隶制度;那些所谓依据科学的关于地心说和日心说的争论;在维多利亚时代很多人曾断言人类种族有优等和劣等之分;甚至几十年前还有人觉得女性和黑人不可能胜任工程师或医生的工作。
历史也鼓励现在的人们反思自己。英国小说家哈特利曾经写道:“过去就像一个陌生的国度,那里的人们的处事方法与我们截然不同。”比如,中国历史上文官的地位要高于武将,或者罗马帝国时期的家庭形态与当代西方的核心家庭也截然不同。这些历史向我们展示了与现在不同的价值观和社会组织形态。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价值观之间都是相对的,相反,我们应该认真审视我们自己的价值观,而不仅仅是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的就是最好的。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阿诺德曾优雅地描述道:“研读历史就像访问一个陌生的国度:那里的人们做的事情有些与我们相同,有些不同。但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存在让我们更加意识到,我们自己所谓的'家’究竟是什么样子。”
如果历史研究能够教会我们谦卑、怀疑和自我反思,那么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用的。我们必须继续审视自己和他人的假设,并提出质疑:这些假设的证据在哪里?或者这个假设还有其他的解释吗?我们应该警惕那些以历史的名义提出的宏大主张,以及那些号称一劳永逸地发现了历史真相的人。
最后,我唯一的建议就是,我们可以利用历史,享受历史,但应该始终严谨地对待历史。
《历史的运用与滥用》,[加]玛格丽特·麦克米伦 著,孙唯瀚 译,一頁folio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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