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 》余光中

台湾诗人余光中今日病逝，享年89岁。在我们读书时语文课本中曾学过他那首著名的诗《乡愁》。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乡愁》是诗人余光中漂泊异乡，游弋于海外回归中国后所作的一首现代诗。诗歌表达对故乡，对祖国恋恋不舍的一份情怀。诗歌中更体现了诗人余光中期待中华民族早日统一的美好愿望。

余光中写下《乡愁》的时间是1971年，那时两岸还处于隔绝状态。这首诗在情感上的高潮无疑是这一句：“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这句诗是虚构，因为余光中是1950年跟父母一起去的台湾，比起那些只身前往的人，他算是幸运的。

这句诗也是预言。到了80年代，两岸恢复往来，不少台湾中老年人回到大陆探亲，他们发现，父母就像余光中诗里所写的一样已经不在人世了。余光中的《乡愁》，把母亲的形象与故乡联系在一起。母亲（家），故乡（地方），大陆（祖国），是一种逐渐递进的关系。这是他那一代人才有的独特体验。

对余光中来说，安葬在何处仍然是一个问题，“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 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 ……”（《当我死时》）这就是他这代人的死亡观，大陆和中国是一回事。他们参与了中国向民族国家转型的现代化进程，家国情怀和宏大叙事，都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余光中说，“我是地道的南京萝卜头”。他1928年生于南京。1927年，国民党统一了中国，南京成为国民政府所在地。1928到1937年这段时间的南京，是一个很特别的城市。一方面，很多人第一次形成了“民族国家”的观念，另一方面，1931的“九一八事变”后，报纸也经常讨论日本全面侵华的可能，这又强化了人们的国家观念，那是自豪和不安混杂的时期。1950年，余光中和父母一起去台湾，这时候他已经20岁出头了，即使世界观还没有定型，国家观已经确定无疑了。

余光中因为《乡愁》一诗名扬四海，但这巨大的名气有时候却掩盖了他的光彩。很多人提到他，就提到《乡愁》，却不知道，除了《乡愁》，他还有那么多优美的诗歌和散文，他还有《梵谷传》（《梵高传》）和《老人与海》等精彩的翻译作品。也是因为《乡愁》一诗影响太大，以至于人们一提起乡愁，就是这首《乡愁》，似乎再找不到更多更贴切的乡愁诗。

对读过很多现代诗的读者来说，《乡愁》实在太过简单了，因而显得有点幼稚。但是，正是这样的诗，才成为真正的时代之作。还有什么能比这首诗更好地表达他那代人的感情呢？这首诗既有时间的流逝，“小时候，长大后，现在”，又有国家的梳理，“我”越走越远，而那个“故乡”越来越大，从母亲，到家乡，再到大陆。

这首诗写到不仅是人情，也是政治，它在精神气质上是属于国民党的。从充满希望，到流离失所，再到思念大陆，这不仅是余光中的命运，也是国民党的命运。一些国民党的元老回到大陆，被大陆日新月异的发展所折服，感叹一声：“我们国家现在很强，国力居世界第二位。”这就是余光中他们这代人的世界观，台湾和大陆从来没有分离过。

但是，对年轻一代来说，他们对大陆的认识，更多来自理念而不是经验或者情感。余光中这代人身上的“乡愁”，到了子女那一代就已经递减了，而到了那些80后、90那里，已经难以理解甚至不以为然。

一个台湾的中学生写一篇《故乡》的作文，他不会想到山西或者河南，而是台湾的某个地方。“乡愁”最终成为了一个空洞的概念。

对大陆青年来说也是一样。80年代以来，每个中学生都能从语文课本上学到余光中的《乡愁》，但是，学生要真正体会这种情感，则需要把自己想象成为那个离开大陆到台湾的青年。

学生真正收获的，是一种概念和两岸关系的认知。现在，两岸人们的交往不断加深，即使在成都这样的内陆城市，也有不少来做生意的台湾人，而每年到台湾旅游的成都人也很多。

但是，不管是做生意还是旅游，我们从这种互动中所能感受到的，更多是“两岸”的“两”字，而不能像余光中那样，他从“两岸”看到的是那个“岸”，是心灵可以停靠的地方，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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