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板桥、齐白石我愿意当一条狗，看他画画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这是明代大书法家、戏曲家和军事家徐渭在《墨葡萄》上的题诗。这首诗，道出了他一生凄苦的心境。他借此以抒发人生壮志未酬的慨叹。他一生经历跌宕起伏，而其成就之大，令后世赞叹。
徐渭晚年号“青藤”，并且与明代花鸟大家陈淳并成为“青藤白阳”，清代扬州八怪中的郑板桥、近现代艺术大师齐白石无不“匍匐”在“青藤”门下。郑板桥和齐白石都曾说“愿为青藤门下狗”，其身份在徐渭面前下放的如此之低，可见对徐渭艺术的推崇。
这里插一些题外话，有些朋友对我说，大概只有中国艺术家才会讲出这样极端的的话来，西方艺术家不是这样的，他们不像中国艺术家这样，在面对前人的作品时候，即便是赞叹，他们的姿态也是平等的，令人舒适的，甚至更多时候，他们对于前人的艺术成就往往不屑一顾，甚至很鄙夷，所以这样的来看，西方的艺术才是越来越“新”的，越来越走在时代前列的。这些说辞固然有其道理，亦可以解释一些现象，比如中国艺术家的形象往往更注重传统的传承，师承门派，彼此之间主张是否正派、正宗，而西方艺术家更注重创新，更想要超越别人，把对方的不足用自己的见识去弥补掉。
但是西方艺术家不完全是这样，比如美国著名小说家、《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菲斯杰拉德在第一次见到爱尔兰意识流作家乔伊斯的时候，激动的无以复加，口中说：“乔伊斯先生，您知道么，我太崇拜您了，我是您的忠实粉丝！您的表情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太相信，这是三楼吗，我这就跳下去证明我自己的想法！”他日日夜夜都想见他一面，甚至还画过一张乔伊斯的图像，乔伊斯模样的人身旁趴着一个人，那个人正是他自己，这难道不和郑板桥、齐白石崇拜徐渭差不多么？说回徐渭，徐渭所生活的年代，是一个复杂而又矛盾的时代。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繁荣，商业发达，晚明重商气氛浓厚，社会新生力量不断涌现，然而中央集权制度已经发展到末期，其体制内僵化到无以复加，未能适应此时社会变迁，并且进一步束缚人们的人性、权利和自由。社会像一个大牢笼一样紧紧圈住每一个人，试图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造成一种晚年不动的“稳态”。
明代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在他的 “制度设计”中完全贯彻了这一点，比如对于每个人职业的划分，要求世袭其职，永不变更。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要求人们像麦田里的禾苗一样，尽量求其稳定。然而社会历史总会形成一种反作用力，你往这边拉，历史的走向往往是朝那边去。很多太祖时候的规定到了明代后期，早就已经形同虚设，国家体制明面上还保持这“祖训”，却在暗地里悄然变化，几百年前的晚明社会，就这样以一种奇特、扭曲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所说的那样：“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更多趋向于呈现变异的心理、个性奇特的面貌、反传统的思想，在文艺理论上强调文艺对社会时代的价值。文人们对个体生命的思考、关注，必然要求社会做出相应的改变。因而文学上出现了诸多描写世俗艳情、渴望冲破禁锢的小说戏剧，《金瓶梅》《牡丹亭》展现了一个僵化、异化、缺乏人性的世界，对个体的扭曲、摧残的悲剧。哲学思想上王阳明心学的兴起，让人们获得了一个个性自由喘息的“桃花源”，但是仍未形成强大的力量改变社会现状。可以说徐渭的人生悲剧就是社会造成的，而他的艺术，也更多的染上了悲剧的底色。
徐渭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尤其是书法和花鸟画堪称卓越。在花鸟画上，他是完成一代花鸟变革的大家。以往花鸟画，从唐代以来的薛稷、韩亁、韩滉畜牧奇兽写实的画风，到两宋时期院体画家崔白、赵佶的神韵奇巧的皇家风格，元代柯九思、王冕的文人梅兰竹菊题材。至此，中国花鸟画在题材、手法上已经发展成熟，取材从奇珍异兽到日常器物，手法上从写真到写意传神、从重技巧到重神韵、风格，花鸟画似乎到这里已经很难有更大的突破了。
徐渭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状况。他擅长水墨大写意花卉，往往赋予花卉以强烈的主观情绪，直抒愤世嫉俗之情，给人以强烈的艺术震撼力、感染力。他以狂草般的笔法，着眼于气韵云的追求，把中国写意花鸟画推向了能够书写内心强烈情感的极高境界，追求个性解放，大胆变革，主观抒情，成为了中国花鸟画发展的里程碑，代表作有《墨葡萄图》《杂花卷》。《杂花卷》以狂草般的笔法、气势入画，飞龙走蛇，气势奔放，笔简形具，泼墨淋漓，描写了数十种花卉，极有气势、神韵。《墨葡萄图》展现了无人问津的葡萄隐现于点点似血似泪的墨叶之中，表达了他“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的抑郁不平之气.所画叶片，枝干低垂，了无生气，该画用笔恣纵奔放，水墨挥洒淋漓，不拘形似。从而达到了对笔墨极高的控制力、表现力，徐渭所创立的水墨写意花鸟画，对清代八大山人、石涛、扬州八怪，海派吴昌硕，京派齐白石产生深远影响。
徐渭在书法上亦有巨大成就，尤其是以狂草著称。他反对吴门书家专尚晋唐的风气，更厌恶台阁体柔媚甜俗之气，他取法于北宋四家，尤其是以苏黄米三家为主，“取诸其意气矣”，强调书法的个性传达情感表现，其体式纠结多姿，笔势劲健洒脱，于奔放中见姿媚，秀润中有洒脱之气，在明代书法家中颇为难得。明代袁宏道称徐渭的书法是“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如果说明代董其昌在书法上实现了对前人墨法的超越，那么徐渭则在书法上全面突破了旧有的笔法、结构、章法的程式、匠气、安排之气，真正实现了中国书法从文人把玩的卷册、翰札到厅堂展览的转变。他的书法有绘画的形象，他的绘画有书法的气势，所以明代张岱盛赞徐渭的书画“青藤之书，书中有画，青藤之画，画中有书”。
徐渭在我心目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书法家之一。他极富有才华，在遭遇了一系列人生变故之后，将满腔的愤怒凄苦之气、满身才干寄托于书画，灌注于笔端，以此来抒发个人不平之气。
狄德罗说：“什么时代产生诗人？那是经历了大灾难和大忧患之后，当困乏的人民开始喘息的时候。那时的想象力被惊心动魄的景象所激动，就会描绘出那些未曾亲身经历的人所不了解的事物。这时，情感在胸中积聚酝酿，凡是具有喉舌的人都感到有说话的迫切需要，必欲畅抒胸怀而后快。”徐渭就是狄德罗笔下那个用自己的血和泪书写苦难诗歌的诗人。他一生的高光时刻是在直浙总督胡宗宪门下作幕僚的那段日子，胡宗宪对他言听计从，他的政治、军事才能得到了最大的发挥，擒徐海、诱汪直，平定倭寇。然而政治风格云瞬息万变，胡宗宪突然下马，徐渭也受到牵连，失去了自己的靠山，也许是那种受到冷落，不再受重视的感觉让他受不了，他失去了对生活的希望，几次自杀，用钉子锤击自己，以各种近乎于自残的方式想要了结自己的生命。
所以，苦难摧毁了他，也成就了他在艺术上的全面突破。正是他身上那股不肯屈服于命运安排，渴望建功立业，屡屡受挫，又不甘心屈服于现实，宁愿赴死的倔强，让他的一生有了更多悲剧色彩，让他的艺术有了更多悲剧的美感。他将明代花鸟、书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成为后世花鸟、书法审美风尚新变的开拓者、变革者。后世发挥水墨遣情作用的山水、花鸟、书法都能找到徐渭的身影。让他的艺术实践和艺术精神对后世八大山人、石涛、郑板桥、齐白石有极大影响力，这也就难怪郑板桥、齐白石“愿为青藤门下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