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樟推文2044】空间RD的应用：重庆直辖与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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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Jia, J., Liang, X., & Ma, G., Political hierarchy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a spatial discontinuity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194, 2021, p. 104352.
01
引言
在之前，我们推送了边界会影响区域发展吗？作者评估了重庆与四川省分离，形成的省级边界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利用相同的事件和识别策略，本文从行政等级改变的角度解释了区域经济发展。有学者认为，政治制度可以塑造经济地理(Weber, 1921; Ades and Glaeser, 1995)，政府层级内的政治权力分配对治理和区域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一方面，根据经典的分权理论，赋予地方官员权力可以提高社会福利，因为他们拥有优越的信息，根据地方特点制定政策。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权力下放给地方官员可能会引发更高的腐败或被地方精英俘获的风险，特别是发展中国家(Bardhan and Mookherjee, 2000; Ferraz and Finan, 2008; Bandiera et al., 2009)。尽管存在相当大的争议，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城市政府的政治等级制度如何影响区域的发展。本文利用重庆的分离，研究政府等级制度内的权力分配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具体而言，作者利用空间断点，对比了了川渝分离后两侧边界城镇的经济发展情况（用夜间灯光增长强度衡量），并进一步从财政与行政的角度分析了重庆政治等级提升带来的权力变化如何影响了其经济发展。
制度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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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分为4个层次:省级(22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地级(333个地)、县级(2853个县)和乡级(40497个镇)。中国政治等级制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下级政府完全服从上级政府，地方政府的决策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城市的等级制度。在人事上，下级领导由上一级政府考核任命，上级政府可以很容易地干预下级政府的政策决定。财政体制也存在严格的垂直等级关系，上级政府有权分配下一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因此城市政治等级与其权力分配直接挂钩。重庆在历史上是四川省的一部分，服从四川省政府。1997年3月14日，中央政府决定将重庆与邻近的涪陵、万县、钱江等地合并，单独划分为直辖市，由中央直接管理。相当于一个省(如图1)。
图1 川渝地图
作者认为，分离重庆给地方政府带来的直接影响有：重庆独立后，重庆政府权力增加，可以制定更贴近当地人民的政策，更容易开展投资项目；能获得更多的公共服务责任和更高的财政收入留存率；且分离后更大程度的分权有助于鼓励官员促进经济发展。同样，分离也可能增加行政成本。作者在机制中进行了论证。
03
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类型较多，主要有：
①1992-2013年的卫星夜间灯光强度: 由于中国的城镇层面的经济增长时间序列度量方法无法公开，我们在Henderson等人(2012)最近的贡献的基础上，使用灯光强度的卫星图像来近似当地经济活动。
②2013年乡镇经济数据: 利用2013年的横截面数据，考察了重庆和四川的乡镇经济绩效差异，数据来源于《中国县乡统计年鉴》
③2013年镇级公共产品:使用谷歌地图获取2013年镇级道路、学校、医院的分布情况。
④2008年企业层面普查数据。
⑤2005年世界银行企业调查。
⑥2000年和2005年的人口普查数据。
⑦1994 - 2005年县级财政支出构成。
⑧《中国审计年鉴》中2003年到2009年发现的滥用公款的县级信息。
⑨地形数据。
实证策略
04
于重庆和四川的边界地区在分离前具有类似的民族组成、地理环境和文化，因此作者采用空间断点回归，比较了靠近川渝边界的城镇。按照Henderson等人(2012)的方法，使用夜间灯光强度增长来衡量城镇层面的经济增长，并通过估算的灯光强度对收入的弹性，考察GDP增长情况。
基线回归为：
其中，yi为城镇i的结果变量(即夜间灯光强度的增长速度)。由于有些城镇取0，作者对光强加了一个小的数取对数，因变量为
Chongqingi为二元指标，如果i镇位于重庆，则等于1，如果i镇位于四川，则等于0。f(geographic location i) 为RD多项式，用于控制平滑的地理位置函数。由于缺乏公认的二维RD最佳带宽,作者将样本限制在边界30公里以内的城镇，获得了746个城镇，如图2。
图2 30公里范围内城镇分布情况
预处理的平衡
为了确保了在四川一侧的城镇是在重庆一侧的城镇的适当反事实，作者先进行了平滑性检验。
表1 平滑性检验
表1的plan A在30公里带宽内对处理城镇和控制城镇之间预处理特性的差异进行了测试。结果显示边界两侧的光强度、高度、坡度、与市区的距离均没有显著跳跃，第(6)行显示两侧均为汉族占主导。
plan B比较了1996年县级的人均GDP、人均工业产值、人均财政收入和城镇化率等社会经济变量，结果表明，这些预处理变量是平衡的。
图3 1996年边界两侧光强度
上图3描绘了1996年跨越边界的光强平滑度。
最后，作者检查了重庆和四川边界附近的城镇在分离前是否有平行的光强度增长趋势。在假定没有混杂因素存在的情况下，任何一边的城镇在1997年分离之前都应该有平行的趋势。作者利用1992-2013年的数据检验了光强度的动态。图4显示了每年的估计。可见，边界附近处理组与控制组城镇的光强在重庆升级前呈平行增长趋势，1997年之后才出现明显的分化。
图4 川渝边界城镇光强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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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结果
5.1基准结果
表2给出了从局部线性方法、局部二次方法和全局多项式方法获得的基准结果。采用30公里和50公里带宽的局部线性方法的估计分别在列(1)和(2)中报告，估计的系数是相似的，重庆城镇的光强增长明显高于四川城镇。在基线规范(30公里带宽)中，估计系数为1.038，这意味着1996年至2013年，重庆城镇每年的光强度比同期四川城镇增加6.3%。根据Henderson等人(2012)估计的灯光相对于收入的弹性，本文估计表明，重庆的提升使GDP增长率提高了1.8个百分点。
列(3)和列(4)分别用30公里带宽和50公里带宽的二次多项式替换纬度和经度的线性多项式。列(5)和列(6)分别报告了利用四川和重庆城镇的全样本和控制三次多项式和四次多项式的全局多项式方法的结果。结果较为稳定且达到显著性水平。
表2 基准断点结果
5.2稳健性检验
图5说明了本文结果对替代带宽和模型规范的稳健性。
Panel A报告了根据式(1)对20-100公里不同带宽值以10公里为增量的点估计。细线显示95%的置信区间；Panel B用等价回归绘制估计结果，但使用纬度和经度的二阶多项式；Panel C纳入了分段虚拟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将渝川边界划分为等长的五段，并生成指标函数，如果城镇I最接近s段则等于1，否则为0。控制分段虚变量使能够比较同一段边界上的城镇。）；Panel D用三角核权值来检查稳健性，给予更接近边界的观测值更高的权值。
图5 稳健性检验
5.3安慰剂测试
通过人工将边界向西移动30公里、向东移动30公里来执行安慰剂测试。表3的第(1)、(2)列给出了结果。这些估计数很小，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表明在伪造的边界上没有明显的差异。
表3 安慰剂测试
5.4迁移的影响
本文主要的担忧是，重庆的分离可能会影响到四川的城镇。如果来自四川一侧的企业和工人将生产转移到重庆一侧，可能会对邻近的四川城镇造成不利影响。这种效应不能解释为重庆政治层级升级产生得到影响。对此作者遵循Ehrlich和Seidel(2018)，使用空间排斥方法，假设迁移效应随着距离重庆-四川边界距离的增加而减小，剔除了在边界10公里内可能受到影响的城镇重新进行了估计，如图6所示，排除了空白区城镇，蓝、黄色城镇为对照组和处理组。
图6 排除迁移效应
估计结果见表4列(2)。与柱(1)的基线结果相比，平均处理效果略有提高，但在统计上与基线估计区别不大。在(3)列中，对边界5公里以内的城镇进行了计算，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在列(4)-(6)中，采用50公里的替代带宽，剔除了5公里或10公里以内的城镇。同样，结果显示没有显著的迁移效应。
表4 测试迁移效应
进一步地，为了评估移民的潜在作用，本文使用了2005年中国人口普查，并将实际居住地点与2000年居住地点进行了比较，发现重庆和四川之间的人口迁移水平较低。2000年，只有0.27%的重庆人曾在四川生活过。同样，2000年只有0.13%的四川人曾在重庆生活过。这也表明迁移不太可能推动本文的结果。
5.5四川效应
另一个担忧是，重庆的分裂可能会对四川的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因为它可能会缓解四川省政府在管理庞大的人口和面积方面的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四川对重庆来说不会是一个理想的反事实，即使他们有类似的地理和社会经济预处理条件。
为了检查是否存在四川效应，作者将与式(1)相同的规范应用于四川与其相邻省份(甘肃、贵州、青海、陕西和云南)之间的边界，表5结果表明除川滇边境线外，四川与周边大部分省份的边境线基本平衡。
表5 四川与其他省份的平衡测试
在30 km带宽下的动态结果如图7所示，1997年以后，四川省与周边省份的增长模式没有明显差异。因此，重庆的分裂似乎不会影响四川的经济增长（这可能是由于四川的人口和面积过大），这证实了四川对重庆来说是一个理想的反事实。
图7 四川与其他省的光强度动态对比
潜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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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作者考察重庆升级是否影响了地方公共支出的构成。腐败的地方官员倾向于通过增加行政支出来获取收入，扩大政府雇员，增加官僚消费。相反，如果地方官员采取更多的激励措施来促进经济增长，他们就会在建设和基础设施投资上投入更多资金。具体而言，本文使用了1994 - 2005年的县政府数据，将因变量替换为t年与1996年之间行政支出所占份额的差额，从而估计式(1)，结果如图8所示，处理县和对照县在重庆市升级前的财政支出构成有平行的趋势。1997年以后，重庆市县级政府在行政支出上的支出比例有所下降，而在建筑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则有所增加。较低的行政开支份额表明政府责任的改善。此外，随着重庆等级提升，紧接着建筑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也可以解释图4所示的重庆灯光强度的急剧跃升
图8 县财政支出的构成变化
其次，作者也考察了重庆等级提升对审计机关发现的县级公共资金滥用数额的影响，将因变量替换为滥用公共资金的数量除以财政支出，结果发现重庆市的公共资金滥用情况要比四川省少，如表6。
表6 2003年至2009年审计机关发现挪用公款情况
再者，地方政府负责提供公路、学校和卫生设施等公共产品，这些产品作为社会福利，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本文考虑了四项结果:地方公路长度、国家公路长度（由中央修建）、学校数量和医院数量。表7报告了30公里带宽内的结果。重庆一侧的城镇有更多的地方道路、学校和医院。有趣的是，国道的规模很小，而且在统计上微不足道，因为负责国道建设的是中央政府，而不是地方政府。
表7 2013年乡镇公共产品供给情况
最后，研究重庆等级提升是否改善了商业环境，这对吸引私营企业至关重要。行政许可是政府对企业进行干预和适当管理的重要手段。因此，作者使用2005年世界银行企业调查中重庆和四川的企业样本，通过企业所需的许可证和注册数量(永久的和每年更新的)来衡量商业环境。表8第(1)列表明，重庆的企业比四川的企业遇到的许可证限制要少。
表8 商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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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他解释的检验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在重庆升级之前，重庆与四川城镇的经济活动呈现出共同的趋势，而在重庆提升之后，重庆城镇的增长速度更快。为了确定将这些影响解释为重庆的升级所造成的，作者分析了几种可能导致这些结果的替代解释。
7.1三峡工程
三峡工程1994年开始建设，由于三峡水库淹没了许多地区，130万人被迫迁出库区。因此可能产生怀疑：本文的结果可能是由于三峡项目导致的。对此作者给出了三个理由回应：第一，发现边界效应是在1997年之后而不是1994年之后存在的。第二，在30公里范围内只有9个城镇被三峡项目淹没，将这些城镇移除后估计结果变化不大。第三，利用湖北省宜昌市进行安慰剂检验，它被三峡工程覆盖，但没有被提升为省级直辖市，从表9中报告的结果来看，这些系数很小，且统计上不显著，说明宜昌市的增长速度并不快于湖北省其他地级市。因此，重庆更快的经济增长不能完全用三峡工程来解释。
表9 安慰剂试验:宜昌与成都
7.2大城市中心向周边地区的溢出效应
重庆是一个大城市，其核心区域的发展可以对周边地区产生溢出效应。在本文边境的带宽范围内，重庆的城镇更接近重庆的核心地区。这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重庆侧的增长速度快于四川侧。
对此，作者通过分析论证了重庆核心地区的增长并不比周边地区快。为了进一步检验，作者进行了一个证伪测试，使用成都市和四川省其他地区之间的边界作为假边界，成都一直是四川省管辖的一个地区。如果主要是由于大城市核心区向周边地区的溢出，而不是由于政治等级的提升，那么成都境内的夜间亮度增长将显著高于其他地区。表9第(3)和(4)列所示的估计数拒绝上述假设。跨成都边界的城镇夜间强度增长无显著差异。这表明结果不是由于大城市核心区向周边地区的溢出的导致的。
7.3政府间转移支付
更多的资金转移，帮助中央政府主动给予新成立的直辖市发展经济。这种机制会破坏本文的结论。图9比较了四川和重庆从中央政府获得的资金转移。1997-2003年间，重庆的转移支付比四川多，但2004年后四川超过重庆。图4的动态结果也表明，重庆在1997-2003年和2004年后的增长速度都要快于四川。因此，中央政府的资金转移不太可能推动两岸经济增长的差异。
图9 转移支付占GDP的百分比
以上分析表明，政治等级的提升是1997年以来重庆城镇增长较快的重要原因。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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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effect of political hierarchy o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using evidence from Chongqing’s promotion to the level of a province in China. In 1997, the prefecture-level Chongqing city was elevated to a province-level municipality, splitting off from Sichuan province, and it consequently gained a substantial increase in decision-making power for administrative, personnel, and fiscal affairs. The border areas between Chongqing and Sichuan had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prior to treatment, allowing us to adopt a spatial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approach. Examining growth in town-level light intensity from 1992–2013, we find that economic activities of Chongqing towns are parallel with Sichuan towns before treatment, but activities increase sharply immediately following Chongqing’s promotion, implying an increase of 1.8 percentage-points in the annual GDP growth rate. Furthermore, we find that government officials of Chongqing have higher accountability and enact more pro-growth policies than officials of Sichuan. The results provide new evidence that empowering local governments through increased political hierarchy promotes reg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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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小编：王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