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成党的领袖,有人血洒疆场,有人当叛徒汉奸,是什么让他们命运不同?
百年前的中共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3位平均年龄28岁的热血青年,满怀救国救民的赤子之心,凭借一腔热血投入革命洪流之中。那个年代,信仰的选择也是生命的抉择。个人坚守信仰力量的强弱,决定着人生命运的方向。在日后腥风血雨的革命斗争中,不同人选择的道路迥然不同,最后亦走向不同归宿——
13人中,有的坚持理想、不懈奋斗,成为党的领袖与新中国建立者;有的献身理想,血洒疆场,成为后世景仰的革命先烈;也有的背叛理想,自甘堕落,沦为可耻的叛徒与汉奸。大浪淘沙,历史潮涌,吹尽狂沙始到金。
从石库门走向天安门
【毛泽东】
在出席党的一大后,28岁的毛泽东回到家乡,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1927年他领导秋收起义,后率部上井冈山,创建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1945年,中共七大选举毛泽东为党中央主席。
1945年6月17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引用了“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这句话。他解释说:“'巨’就是巨大、伟大,这可以用来说明是有生命力的东西,有生命力的国家,有生命力的人民群众,有生命力的政党。”此时,中共党员人数已从一大召开时的50多人发展到121万人。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1949年10月1日,当他站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距离他来上海石库门参加一大已隔28年。
1957年,毛泽东在访问苏联再次谈到一大:“历史上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没有枪的人战胜全副武装的人……我们中国也是如此,开头是稀稀拉拉几十个人的共产主义小组,现在也是领导着整个国家、领导着六亿四千万人口的大党。”毛泽东一生为党为国,1976年9月走完了他83年的伟大人生。
【董必武】
与毛泽东一起出席一大,又共同参加开国大典的,是董必武。
1921年董必武回到湖北后,参与建立当地党组织,先后担任中共武汉区委委员,湖北省委委员。他于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抗战胜利后,他代表解放区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他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中共重庆工委书记、中共中央财经部长、华北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担任政务院副总理,主持新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建设和人民民主法制建设,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1956年大年初一,董必武来到上海一大会址参观,欣然题词“作始也简,将毕也钜”,概括我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历程。1975年3月5日,董必武在90岁生日之际,写下人生最后一首诗,“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同年4月,董必武在京逝世,终年90岁。
坚持信仰壮志未酬
【何叔衡】
何叔衡与毛泽东共同发起成立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出席一大之后,他参与组建中共湖南支部,任支部委员。1922年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1927年马日事变后,何叔衡前往上海,为党创办地下印刷厂,坚持秘密斗争。
1931年11月,何叔衡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等职。毛泽东高度评价他的革命精神和工作能力,说“叔翁办事,可当大局”。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何叔衡奉命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经受严峻的生死考验。1935年2月24日,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他在长汀突围战斗时牺牲,实践了“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时年59岁。
【邓恩铭】
年仅20岁的水族青年邓恩铭,是一大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1922年1月,他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列宁的亲切接见。同年底,邓恩铭赴青岛创建党组织,先后任中共直属青岛支部书记、中共青岛市委书记。
1925年2月,邓恩铭发动胶济铁路和四方机车厂工人举行全厂大罢工。1927年4月,邓恩铭赴武汉出席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山东后,任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书记。
1929年1月19日,由于叛徒出卖,邓恩铭在济南被捕入狱。1930年,邓恩铭在狱中最后一封书信中留下遗作《诀别》:“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1931年4月5日,邓恩铭身负镣铐,与其他20多名共产党员一起,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
【陈潭秋】
在1921年出席一大后,陈潭秋先后出任中共安源地委委员、武汉地方执委会委员长、湖北区委组织部部长、江西省委书记、满洲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秘书长等职,领导各地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兵运工作。
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政府粮食部部长。红军长征后,陈潭秋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委员兼组织部长。1935年8月,他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1939年5月,陈潭秋回国,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当新疆军阀盛世才公开走上反苏反共道路后,1942年夏,陈潭秋把自己列入最后一批撤离新疆的党员名单,“只要还有一个同志,我就不能走”。
1942年9月17日,陈潭秋被捕。敌人对他施以酷刑,逼迫他“脱党”。陈潭秋坚贞不屈,1943年9月27日,被秘密杀害于狱中,时年47岁。
【王尽美】
作为山东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从上海归来的王尽美投入了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在中共中央代表的指导下,他在山东建立中国共产党山东区支部,担任书记。1922年1月,他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年7月,他再赴上海出席党的二大。山海关、秦皇岛、广州、天津、济南、青岛、青州、潍县……王尽美四处往来奔波,为民族振兴、人民觉醒贡献着光与热。
长期的忘我工作与艰苦生活,让他患上了严重的结核病。1925年8月,王尽美病入膏肓。弥留之际,他向身边的同志留下遗嘱:“希望全体同志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及全人类的解放和为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王尽美生命的刻度永远停在了27岁,是中共一大代表中最早辞世的一位。
曾脱党而不放弃信仰
【李汉俊】
作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汉俊冒着风险,将望志路106号寓所布置为一大秘密会址。一大后,李汉俊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参与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二大后,李汉俊与张国焘和陈独秀发生矛盾,渐渐脱离党的活动。他曾说:“我不能做一个共产党人,能做一个共产主义者,亦属心安理得。”1927年12月他被反动军阀以“赤色分子”罪名逮捕,后惨遭杀害。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亲笔签发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证书上写有:“查李汉俊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李达】
作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留日归来的李达积极筹备和组织一大会议,并与陈独秀、张国焘一起组成中央局,负责宣传工作。
李达在二大会议上,当众顶撞张国焘。随后,他与陈独秀在建党和发展党等问题上产生激烈争论,后脱离中国共产党。但即使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他也从未放弃自己的信仰,成为卓有建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1948年底,全国革命胜利在即,李达接到毛泽东的信函——“吾兄为我公司发起人之一,现本公司生意兴隆,望吾兄速来加入经营。”1949年12月,李达重新入党。1966年,李达去世。
历经曲折迷途知返
【刘仁静】
19岁的北京代表刘仁静,是一大最年轻的代表。他加入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阅读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被誉为“小马克思”。当时北京李大钊、罗章龙等人因为种种原因无法脱身,“这个莫大的光荣(出席一大)就这样历史地落在了我的头上。”几十年后,刘仁静如此回忆。
1929年,刘仁静因成为托派分子被开除出党。1948年,他为谋生投靠国民党。1949年,刘仁静离开国民党留在上海。新中国成立后,刘仁静在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工作。1987年去世,是最后一位离世的一大代表。
【包惠僧】
包惠僧是湖北人,宽鼻厚唇,曾在武昌教了半年书,随后在《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日报》《中西日报》等报社担任记者。陈独秀到武汉讲学时,包惠僧在一次采访中与其结识,并始终保持深厚的情谊。受陈独秀影响,包惠僧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
1921年,作为陈独秀指定代表,包惠僧出席一大。之后,在面对大革命失败的考验时,他放弃了革命信仰。南昌起义后,他与中共脱离组织关系。1949年11月,包惠僧举家从澳门回到北京,历任国务院参事等职。1979年7月2日,他走完了一生,享年85岁。
胜寸心方能胜苍穹
岁月沉浮,大浪淘沙。13名一大代表中,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三人在严酷的革命斗争中渐渐迷失信仰。其中,陈公博、周佛海脱党。抗日战争时期,二人投靠日本人出任南京汪伪政府要职,背离信仰,背叛国家,成为汉奸。张国焘在红军长征途中野心膨胀,企图非法“另立中央”未遂,1938年利用机会离开延安,只身投靠国民党,被开除中共党籍。
胜寸心,方能胜苍穹。百年前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以类似聚会方式探讨中国革命之道的人还有很多,但多数政党只是昙花一现,即生即灭。
而中国共产党在百年风雨中历经考验,始终葆有初心本色,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党员人数由最初的50多人变成截至2019年12月的9191.4万人。
初心化力,换了人间。一代代共产党人高举信仰的火炬,挺起民族的脊梁,推动古老中国继续浩荡前
栏目主编:张骏 文字编辑:洪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