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随想
过年随想
两年没在北方过年了。前年在四季如春的昆明，去年在风景秀丽的西双版纳。举家驾车，远旅近游，观景揽胜，其心情不可谓不惬意；鸡鸭羊鱼，蒸煮炒拌，南北兼容，年夜饭不可谓不丰盛；儿女婿孙，阖家团圆，共赏春晚，其快乐不可谓不融融。然而，喜庆之余，莫名的觉得少了点什么。少的是什么呢？
年前和妻子达成共识，赖在家里不出去了，还是过北方的年。于是孩子都又赶回北方过年了。儿子擦玻璃，洗窗纱；女儿拖地板，清垃圾；妻子剁饺子馅，煎鱼炖肉。没有谁来指挥，一家人配合默契，做着各自该做的事儿。
插不上什么手的我有些百无聊赖，取下供在酒柜上方的父母遗像用衣袖轻轻拂拭。二老慈祥的面容将我带入了深深的回忆，儿时过年的情景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那时过年的筹备工作其实是一进入腊月，或者更早就开始了。父母生育我们兄弟姐妹十个，虽然过年都不可能有新衣服穿，但也要穿干净、整齐、暖和。这时候母亲就要统筹考虑每个人的具体清况，将有限的新布匹、棉花用的恰到好处。谁的棉衣穿了几年了，需要逢新的；谁的棉衣穿了一两年，需要拆洗一下将棉絮加厚。大孩子长高了，衣服小了，就拆洗一下给小的穿。这些工作不等进入腊月就要开始做了。于是，冬天的夜晚，窑洞里的热炕头放上小炕桌，煤油灯下，母亲带着我们把旧棉花撕开，摊成或方或圆的松软的小张，再填进洗净补好的旧衣服皮里，缝制成绵软暖和的棉裤棉袄。姐姐们却是在借着灯光纳鞋底，做鞋帮，给她们自己或者我们做鞋。因为赶到过年，一家每个人要穿上一双新鞋。
家里的另一个窑洞里，昏暗的灯光也要亮大半夜。那是七十多岁的爷爷在给我们絻(wan)毛线袜子。爷爷一入冬就给我们织的羊毛袜子，这时脚后跟处已经穿破了，他要赶过年给我们每个人再织一双新的。爷爷给孙女儿都是先把羊毛洗净凉干，捻成细细的毛线，再织成袜子，有时还染成红色或绿色。由于时间紧，给孙子织的时候，就把羊毛抽拉成指头粗的毛条直接织成毛袜，只要穿着暖和，不冻脚就行。
穿上了新毛线袜子，换下来的旧袜子也还有用。母亲把破了洞的袜底子剪掉，袜筒剪开成长方形，洗净烤干，给我们几个小的缦（man）在棉袄的胳膊肘下和棉裤的膝盖上，大片的缝在脊背心和前衣襟上。这样既保护了棉衣又增加了厚度，棉衣不容易磨破还更加保暖，真是一举两得。大家把这个叫毛缇葽子，至于为啥叫毛缇葽子，我至今也没搞明白，大概是约定俗成吧。哥哥姐姐已经有了审美观，外面和人打交道，母亲不但不给用这个东西，而且棉裤棉袄尽量做成时兴样子。比如棉袄要装上拉链，棉裤要缝成前开口，两边挖上裤兜，既使上面不套罩衣也很好看。
那时候进入腊月，最忙的莫过于石碾石磨、拉磨驴和女人了。还没有机械碾磨，我们庄子小，十来户人家只有一副石碾，一合石磨，安装在庄子中间的一孔破窑洞里。整个腊月碾窑是最热闹的地方，每天从早到晚进出的人络绎不绝。碾米推磨的，拉闲谝传的，抢磨订碾的，还有那些从不失闲的大娃娃碎娃娃也跑来叽叽喳喳的凑热闹。李家推完王家接，你方碾罢我登场。磨窑终日响着嗡嗡的石磨声和石碾发出的低沉的隆隆声。石碾石磨很重，要有牲口来拉。拉磨是项技术活，不是所有的牲口都能拉磨。拉磨驴具备的基本素质是：性情温顺，不尥蹶子不踢人；拉磨卖力，不晕碾磨不偷吃；耐性持久，不吃不喝拉一天。按这样框下来，生产队能拉磨的驴子也就屈指可数的几条。如果家里没有驴或者是有驴但不能拉磨，就要早早请示生产队的畜牧队长，借好驴子。再起几个五更，抢上碾磨，才能推磨碾米，准备过年的白面、黄米、荞面、米粉等。
有时候好不容易抢到了碾磨，饲养员却说这个拉磨驴昨天刚使唤了一天，需要歇缓一天。于时大人领着孩子，全家总动员，三五人一起推石磨搡碾子，磨面粉，碾黄米。小时候，我最愁的就是推石磨，搡碾子。这活儿出力气不说，最忍受不了的是推搡几圈之后就头晕恶心，那天旋地转的感觉真难受。我们都只好轮换着推搡，而母亲坚持的最久。既使这样，母亲也要在年前碾好米，磨好面，准备好搅凉粉的荞麦珍子，还有蒸锅塔子（米粉发酵后蒸的馍馍）的米粉，做年糕的粘米面和玉米面。
二十三小年一过，母亲张罗着开始发面。先发米面，因为米粉面发酵的天数多些，蒸出来的锅塔子就松软，味道也香甜。回味起来，和现在的蛋糕差不多。再过来就发白面，炸油饼子，搓馓子，翻馃子。
炸油饼，蒸锅塔子最关键的环节是结碱，就是往发面里面使碱。那时候用的是冰碱，先把大块冰碱放进热水里，融化成碱液，再取适量倒入发面里，加上干面粉，反复揉成面团，只到碱和面均匀结合为止。那时候白面少，不能有一丁点浪费。母亲就在揉好的面团上下左右不同的位置各揪一点，在手心里麻溜的丸成几个麻雀蛋样的小球，母亲管它叫碱蛋子。母亲把碱蛋子放进灶堂的羊粪火上考一会儿，待外表变硬，颜色焦黄后就取出来，拿到太阳底下掰开看。如果里面发黄，就是碱大了（过量了），回头把面团撕开加些面粉或者发面；如果里面有很多蜂窝状的空隙，就是碱小了，需要再加点碱，再揉再烧碱蛋子，再看。这样反复几次，直到掰开的碱蛋子面色白润，匀称饱满，才开始做面剂子，开始蒸或者是炸。母亲往往看完碱，就把碱蛋子递给弟弟妹妹吃，就是不给我吃。据说吃了碱蛋子不长个子，我小时候个儿矮，所以常吃不到碱蛋子。
年二十九母亲就开始搅凉粉，蒸年糕。除夕早上做一锅大头肉揪面，面片很大，母亲说这代表票子。谁吃的多，来年进的钱就多。其实这是母亲变着法让我们多吃点。
年夜饭就不必多说了，母亲总会用有限的食材做几道可口的菜，有猪肉冻粉条，猪排骨，清炒包菜，夹板丸子汤，炒鸡蛋等等，主食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很少享用的纯大米饭。
热炕头上放上那张综色桐木小炕桌，父亲和我们围坐在一起，母亲和姐姐不上桌子，围在灶台旁或者是案板边，其实饭桌边本来就坐不下。母亲看着我们个个大快朵颐，脸上洋溢着笑容。父亲边吃饭边环视一下屋子，笑呵呵的说：这就是人常说的“年三十算账，有人就够本”。
而今，父母离我们而去了。母亲走了快十年，父亲走了也将近六年。二老带走了我们许多快乐，带走了我们做儿女的资格，也带走了农耕时代的年味……我忽然明白了，这几年过年，缺少的是母亲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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