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抛弃传统经验,是对当代艺术的尊重(图为马克吕布作品)……
本文作者:大熊
本文原标题为《三十如斯》
一、 回家
回家那天早上,去街口的小卖部买口罩,一个南方老头拿出一只黑色的一次性口罩,想了一下,“五毛钱吧。”我用手机扫了五毛钱,就这样,带上第一只口罩。背着书包,提着公文包走的时候,发现天色并不美,灰蒙蒙的像随时要发火一样。空气中弥漫着压抑的灰尘,路上人稀少,这条街就算是人很多的时候,我也并不认识几个,何况这一刻,陌生又熟悉的矛盾着进入眼睛,而我也习惯了这种矛盾。这是北漂第五年。我到了公交站,远远看见要坐的那路车,我跑到距它五米左右的时候,它还是关上车门开走了。它并不管你是谁,在这儿的全国各地的人彼此并不认识,所以没有什么习俗和一种基础的情感在,开公交车的都是北京人,打工的都是外地人,人与人一样没什么瓜葛,公交车也想早下班,有时也会甩站。这并不是什么严重的事。在这座城市,对于这些外来客居的人,最重要的事有几件,一是当地人赶他们走,前几年赶过一次,因为有个住的很密集的自建房里起了火,人群便被分成了高端和低端;二是当地人涨房租,理发店涨理发费用,餐馆涨一碗面条的钱,都是外地人赚外地人的钱,或者当地人赚外地人的钱,或者外地人变成当地人之后再赚外地人的钱,既然不用顾及什么情面,这也是理所当然;三是类似这样的传染病疫情,地震或者其它事情,有些压抑的行为便出现了,比如人人戴口罩。除了这几件事,再没什么大事。纵使这样,等了二十多分钟后,我上了公交车,旁边那位年轻的外地小伙儿不停的咳嗽,我纵使戴着口罩也觉得不安心。“去什么大城市呢?”我想着,看着公交车上一些若无其事的人咧到耳朵上的嘴角,感觉笑也是有些吊诡的了。我进了火车站,上了二楼的候车室,武警、民工、学生、老人等等形形色色的人从我身边流过,我不指望遇到什么熟人,低着头走路也不会被叫住,何况人们又都带着口罩,把这种理论上能够代表感情的陌生面孔又遮住一层,所以车站里面很安静。中国没有独立的人,只有处于某种关系中的人,只是在这个城市,人与人的关系只是萍水相逢和合作的莫名其妙的关系,我很快就成了别人,彼此在火车站的候车厅里,又有什么界限呢?每天那么多人,谁知道我是谁呢?我掏出手机,点开麻将游戏,排队时候站着的十分钟,我赢了10万的游戏豆,突然心情变得好了起来。在手机游戏平台上打麻将带来的好心情,甚至比在这个实实在在的虚幻城市中要容易的多。那句“谁知道我是谁呢”也变得多余了,谁也不用管我是谁,关系只有利益和未知的期望罢了。细想了一回,萍水相逢也是期望,合作也是利益。公交车离你五米左右,为什么要停下来等你呢?火车是会等的。虽然我买了站票。我清楚,人多的时候,连站都无处可站。15个小时到家以后,拖着几乎麻木的腿和身无分文的口袋下了车。回家前买了玉,也买了许多北京的土特产,给每个人准备了礼物。只是背着这些和自己两件衣服下火车的时候,觉得三十如斯,心里有些寒酸。半年没见父亲,他的头发白了一些,我每年都写过年,每年都会有这句话,只是觉得无奈的是,我没法不觉得岁月的荒凉。如李敖所说,过了五十岁,不能要求昨天比今天好。实际上,越来越好已经是不可能了。父亲见我就开始笑,我不知他笑什么,我也笑,他抢过我的背包,塞进了车的后备箱里。我坐到副驾驶的位置上,叹着气,埋怨火车晚点了。已经是半夜十二点,在火车上的时候,我说了很多遍不让他接我,后来索性不再说了,这没什么用,对于外出打工的人回乡,车接车送已经成了一种仪式,接回来比任何时间重要,看到孩子然后聊聊天比在家睡觉重要,早一分钟见到比什么都重要。他喜欢聊我的工作,女朋友。去年也写,他催我快点结婚。我拿一句话看似很有道理的话顶撞他,今年也没什么话可说了。就这样,在零度左右的半夜十二点左右,空旷无人的漆黑的柏油路上,不知道说点什么的我听着父亲说个不停,心里的淤积就像通畅的道路一样,一下子冲开了。农历腊月二十九,回家的第一天,母亲领着三十二岁的我去人民医院例行体检。第二天,也就是俗称的大年三十。我去医院拿我的体检报告,医生告诉我,甲状腺三级,尿酸高一倍,胆固醇高许多。我习惯性的推开医院门口的玻璃门,天空不见一点蓝色,除了大夫我也找不到什么人带口罩。这一年过去了,三十多岁的某个很普通的一年和一年里的那些故事,伴随着以前那个鲜活的我,都悄悄溜走了。到头来,时光扒了2019年的皮,让我看到2020年的真相:一个是姥姥真的老了,牙床头一次陷了下去,85岁,小脑开始萎缩,很多次站在我面前,却记不清我的名字。父母也老了,父亲后年退休,在公交车上,母亲说了一句话,她说,让我有什么事抓紧这两年办完,到时我爸退休,就帮不了我了。我在北京四年,倒是习惯性的拒绝他的帮忙,我的人生故事也是执拗,执拗到头,发现终于没人和你对着干的时候,心里猛然一空。然后看着体检报告,我慢腾腾的走了回来。时间既然不放过每一个人,那一次我也没放过它,我仔细的走好在路上的每一步,努力记住看到的每个人。街上的人都像是亲人,去北京之前没有过这种感觉。后来,万达在我家旁边开了广场的时候,我一度为找到了家乡和北京的相似点而觉得复杂。路上的人不紧不慢的走路,穿着款式有点土的衣服,操着纯粹的河南话腔调,如果你问路,没人会骗你,几乎所有人都会把你当家人一样回答到你满意为止。行人抱着小孩,小孩也会和别人开憨厚的玩笑。我看到卖核桃的一辆三轮车,摊主有个喇叭,录了几句纯粹的河南话:有人愿意围上去,没什么商业套路和模式,贵了就走开,便宜就会买,这都是小时候见得多的场景,街上没有大品牌和豪华到让人无语的奢侈品店,纵使热干面也是家里的做法。甚至走的累的时候,我坐公交车,远远看到车停在那里,我招手,跑了大概十几米,上了车。家乡没那么繁华。在繁华的城市生活得久了,尤其是觉得繁华和自己无关的时候,再次看到这些不太繁华的街景,坐在慢腾腾的公交车上的时候,觉得这些似乎都和自己有关了。尤其是这种体检报告所告诉我的故事,就是那些甩站的公交车和如今的场景落差令我记住,这便是生活和生活的选择。那天回到家的时候,母亲皱起了眉头,沉思了一会儿,很快又舒展开了。“你要好好查一查,该怎么办对身体会比较好?”接着,她转身进了厨房,开始做晚饭。剁饺子馅的时候,姥姥、奶奶进了屋。父亲进了屋又出了门,她要去接外地归来的叔父一家。姥姥弯着腰,85岁的老人,再难以直起腰杆了。奶奶一切安好。这是家里的二宝。我也没想到,本来归家七天的我,却拜疫情所赐,陪着这两位老人在家呆了二十多天。晚饭很普通,五个菜。我给每个人倒了杯白兰地,也倒了一杯水。水是父亲喝的,当了三十年兵,喝了三十年酒,喝出了酒精肝,他后来说,他把所有的酒都喝完了,所以到了我身上,喝一点酒便全身泛红,酒精过敏。所以,每年除夕喝酒的时候,都会有一杯水。吃完了饭,我洗完了所有的碗。所有人例行开始看春晚。我回到自己的卧室里,并非对春晚不敢兴趣,只是这个仪式以及它所代表的那些年过去了,发短信的那些年也过去,发微信和微信红包的那些年也过去了,发视频拜年并未形成习惯,也要很快过去了。有个叫易中天的学者,在微博上说“今年不忍心过年,武汉同胞还是九死一生”。微信朋友圈开始刷屏,关于武汉的消息和故事、猜测,伴随着日益增长的数据。像一股阴云。我百无聊赖的坐着,想起北京,又很快不愿去想。想起自己,又是一连串的故事浮现出来,里面有许多无奈和不甘,也很快懒得去想了。这一年练出了一种能力,就是一旦觉得一件事情麻烦,便索性连根拔起,放到大脑的另一边了,一年下来,大脑另一边的麻烦事要把整个大脑挤满,我便想一睡了之或者一看了之。三十多岁并不是什么好事,如果你还像个孩子,说明你很无能。解决无能的办法也有许多,虚伪、麻痹、精进或者痛哭流涕的批判自己一番,为什么没有孩子,为什么不结婚,为什么没有很多存款,甚至为什么这一刻还要百无聊赖的坐在家里吃着除夕夜的糖果?三十多岁的尴尬表现的淋漓尽致,一方面留着少年的理想和不甘,另一方面准备着现实的粗糙和不合时宜的失败,唯一能够解释的,就是马丁路德金说过的一段象征理想的话:倘若你的使命是扫大街,你就像米开朗基罗画画那样去扫;像贝多芬作曲那样去扫;像莎士比亚作诗那样去扫。你要将大街扫的好到天上地下的众使者都要停下来说:看!这是个将街道扫得多么好的清道夫啊!这话相当于一句屁话。但能说出这句屁话的人,却是心性何等高洁、开阔之人。那是一个种族的领袖。那晚上我睡的很晚。奶奶睡的早,她的睡眠却少得可怜。堂弟兴奋的一夜不睡。母亲忙到凌晨一点多,累的筋疲力尽。父亲和叔父给自己的朋友同事发拜年信息。时间对于每个人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我不知我干了什么,只是睡不着。我心里有一个矛盾的疑问,就是为什么一切都会老去,为什么不给我更多时间游戏人生一次,比如打一次枪战也可以多赢几把。我便带着这个疑问睡着了。睡着前,我清楚的想起隔壁屋的奶奶,她为什么不把春晚看完再睡呢?大概她对“精彩”的期待程度没那么高了,她意识不到时间的流逝,甚至连“游戏人生”也想不到,过了一大半的人,对未知的精彩大概没什么期望了。姥姥说,“不看,能看懂的天天看,都看完了,看不懂的再看也不懂。”她说的是地方戏,人生便是一出绝妙的地方戏。年初一晚上打麻将,姥姥指着我的脸,说:“不对,你出完,该你姐出牌了。”众人愕然,我妈脸上开杠的笑容瞬间不见了。不知道姥姥是记不清我妈是谁,还是记不清我是她的谁。也就是那一晚上,我爸说,她一夜未眠。舅舅及小姨住的很近,第二天一大早便来了,那是年初二。我想起以前,大年三十开始放炮仗,像打仗一样声音此起彼伏,年三十的除夕夜,家家户户都会下楼放炮,我家楼上也会拿了擀面杖挂着一挂鞭炮点了放,因此我的屋里经常闹腾的震耳欲聋。过年的一大早,磕头拜年和放炮仗,然后吃饺子。我家的风俗也会配上“和(祸)菜”,把许多菜“和”在一起吃,意味着消灾抿祸。小姨提着炖好的鸡,舅舅提着饮料进屋了。姥姥还是端坐着,没有站起身迎接,也没有笑。“还行吧。”我不知道怎么说。“还行”是什么概念,“可以”是什么概念,“挺好”又是什么概念,我不知道。在长辈们眼里,我就是三十二岁的巨型孩子,既然是孩子,关怀总是必要的,虽然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谁,我是干什么的。舅舅煞有其事的对表弟说:“你知道你哥在哪工作吗?”舅舅说:“是呀,多厉害。你要是不用心学习,去北京你就饿死了。”我本要说什么,表弟好像习惯了这种煞有其事的问法,说:“谁不用心学习了?!”我妈跟着夸了表弟,大意是表弟今年考了年级前五十名,全班前十名。“他学习比我好,比我好得多。”我说,“他到我这个年纪,应该比我厉害的多。”一股莫大的满足感在舅舅脸上浮现出来,“没有,没有,还差得远,现在不能夸他。”说着,摸了摸表弟的额头。吃完午饭,小姨和舅舅各自塞给我三百块钱,我推开,“三十多岁了,不要压岁钱了。”小姨的理由很充分,“只要没结婚,就是个孩子。”再者,照长辈亲戚的思维,一年未见,关怀不周,过年总得有点表示。然后是打麻将,姥姥坐着,舅舅坐在旁边给姥姥指点牌局。那一下午,姥姥赢了很多局,乐的合不拢嘴。我没有参与,只是远远的听到姥姥对舅舅说,“你姐家那孩子叫啥?”她的意思是让我出去换点零钱,好让他们打麻将受用。几天后,由于疫情的严重,火车停运,当我第一次退票的时候,已经不让下楼了。隔壁小区和超市依次感染的消息让人不寒而栗,有大妈去超市买酱油被感染上,有7岁的孩子下了一趟楼被感染上。姥姥怒着嘴,一字一句的说,这是天灾,她一辈子没见过。过年就是见人,这一年没人可见,连出家属院的门都要再三的登记。家乡所有的家属院都锁上了,外人一律不让进入。“不是,我要出去。我有我的事儿。”姥姥说。她大概不知道冠状肺炎的危害。姥姥执拗不过,比平时还安静的大年初三,电视里载歌载舞,可是和她有什么关系呢。姥姥最终放弃了出门。起初的日子,上楼顶散步,看电视,打麻将,后来,姥姥觉得无趣,看着电视打起了呼噜,打着麻将睡着了,上楼顶散步的次数也越来越少。我妈看在眼里,忍不住了,带着埋怨的语气嚷嚷道:姥姥皱了皱眉头,站起身,“我就睡!轮得着你批讲我?”“我活了八十多岁,我的身体我清楚,我又不是天天睡觉,睡一会儿我起来走走。你凭什么随便说我呀。”姥姥忿忿不平,“再说就是坏良心。”我在门外便听见我妈的声音“你说我坏良心?你把这些人都想成什么人了?”我赶忙开锁进屋,哄着姥姥说,“我妈对谁好的方式就这样,你别在意。”“好过了!”姥姥说着,赌气似的躺上沙发,睡得很安静。第二天,我爸试图给她讲睡觉的坏处,那是对大脑极其有害的行为。我爸笑了笑,说:“现在舒服,以后不舒服,不好的生活习惯咱们得改掉,不是吗?”“你不能这么说话。你活了一辈子,活得明白。”我爸停了停,说“可你也不是什么都对的,对吧?”姥姥仰着头,“就是,我就是对的,她就是不能说我。你这么说我,是听她怂恿的吧。”姥姥为了不存在的“理”据理力争,奶奶也无奈,我父母也无奈。奶奶出面了,“走吧,上楼走走。”“你有啥不满的都不说。”姥姥说着,奶奶告诉她,她什么都好,别人对她好,她都接受,没啥不满的。姥姥喜欢睡觉,不只是小脑萎缩作祟,在这个一百多平的房子里,她确实无事可做。对于要强的人,无事可做等于放弃。对于性格温良、与世无争的人,无事可做也是岁月静好。我下载了卓别林的默剧,有那么两天,疫情高发的两天,姥姥和奶奶看完了卓别林的十几部默剧电影。我也找出来《西游记》、《包公奇案》、《封神榜》、《济公游记》几部通俗的电视剧,也看完了。奶奶看的哈哈大笑,笑声令人忍不住发笑,可姥姥看着看着,又打起了呼噜。我算是有心人,可再也找不出所能吸引她的东西。纵使是跳进各种电视机顶盒巧立名目的收费陷阱里,我也找不到她们可看的电视剧目,放眼去看,小鲜肉和商业片的感官刺激,让这对老人显得越发的形单影只。所以,一吃完早饭,姥姥便躺在电视旁边的沙发上呼呼大睡了。如她所说,梦里头又出去玩了。“我不回去!你来了,我也不上你的车。”姥姥有点生气,骂了几句。“不用想我,你们好好的就行,我不回去!”姥姥非常生气,破口大骂。骂着骂着,85岁的老人,坐在沙发上默默的流起了眼泪。末了,我妈又多了条罪名“串通犯”,和所有人串通好了想让她回去。那股倔劲儿告诉她,越是想让你回去,你越不能离开。大家都放弃了。我第二次改签回京火车票的时候,正是姥姥在梦里游玩的时候。其实姥姥有自己的家,她和姥爷离婚后,自己就住在自己的家里。她每年会给我一千块,那是她自己攥下来的三分之二退休金。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姥爷了,据说他找了另一个老太太,两个人生活的很好。在这之前,姥姥姥爷吵架的时候,姥爷讲理讲不过姥姥。姥姥赢了,姥爷离开了,赢的世界已经变形了。记得有人说,爱情都是反人性的,你明知道要去爱一个人,又要做自己,同时也要委身自己,又要在这种冲突中妥协。结果,妥协不了的,要么是对方妥协,要么便是分开。姥姥不肯妥协,受尽了委屈,流干了眼泪。姥爷也不肯妥协,记得以前喝酒吃肉的日子,他快活的做着自己的生意。那时候还是过年放鞭炮的时候。爷爷奶奶从不吵架。只是我初中的时候,爷爷去天堂了。奶奶听他的孩子们的安排。姥姥和奶奶,是火焰和海水。我妈说姥姥,你的性格,有他奶奶十分之一就好了。这是唯一能呆这么长时间的一次,每顿饭都陪着家人吃,经常与家人聊天,我也学着做饭,其实,对于32岁的我,基本上什么都会做,只是对我妈而言,我还需要“学习”。姥姥则什么都不做,她像是在赌气,还是每天都睡。“睡吧。不要说了。”我爸说。我觉得一个人晚年幸福,大概莫过于与孤寂签订一个体面的协议了。家附近的小吃店一片萧条。太阳把周围的一切照的发了霉。我妈在物业组建的微信群里输入需要的蔬菜。她说第二天就会有人送到家属院门口。每天我爸回到家,我都会握着酒精喷雾对他鞋底、衣服前后狂喷。每天一大早,我都打开疫情进展,看着令人揪心的数字。也看看朋友圈里各种发言的人。下午太阳下山之前,我会去往楼顶,坐在夕阳面前,数着阿拉伯数字,看着它从绚烂夺目到一无所有。太阳的绚烂很快,只是转瞬即逝之间。在落日之前的那种和谐,不刺眼的橘红色,以及把整个山河染得一片通红的时候,让我觉得什么都是留不下来的,人生也是。要做什么得尽快。每天晚上,我会在网上搜河南话电视剧。可是我没搜到什么。我想让她们有电视可看的心也落空了。早上九点多,我妈会照例做好早饭,大家都吃的很多,然后到了下午四点或五点的时候,我妈会做好午饭。二十多天以来,每天两顿饭的这种奇怪让我习惯了中午丝毫不饿。我不知道北京怎么样,在家的日子过得有条不紊,让我忘记时间的流逝。有时候晚上想起在北京的时候,我会想起一些人,想起自己已经三十有二,想起混乱与快感并不能使自己满意。一只鹰出了巢,才日益怀恋巢的温暖,可惜已经飞不回去了。唯一的出路是,自己再搭建一个虽冷犹暖的巢穴。有时候,我会和一些人联系,在他人面前,1米85的我显得没心没肺,伴随着太阳东升西落,获得了暂时休憩片刻的满足。就这样,过了二十多天。想明白了几个问题,第一,生命在于折腾,没有欠过债的人生不叫人生。许多人借了许多钱,去创业,妄想大赚一把,与之相比我算是谨慎的多了。第二,趁年轻,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尽力去尝遍所有痛苦,这种事可不是一辈子什么时候都会遇到的。第三,纵使是有宏图大志,也是每天点点滴滴做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也没有那么多时间等着我去想,正如每天的落日,从满天红遍到和光同尘只是瞬间的发生。我这么想着,沉沉的睡下去。睡着了以后,我不断的上升,把烦恼和喜悦抛给了那个220斤硕大的身体,自己像一团热气,升到空中,和光同尘,与烟散播。我想,如果有机会,我会更用心一些去做事。在年初写新年规划的时候,我写道,这一年年终,要给父母各自两万块。姥姥还在睡觉,奶奶在看电视,我妈在做家务,我爸已经上了几天班。姥姥和奶奶可以被一部电视剧和几斤面粉维持两天,一无所求,我则要做事,比如疫情一天天的好转,我也要离开家乡了。有时候在北京看到街边的楼,像我在家里看到的某栋楼的时候,我也会驻足,仔细的记住它,我会惊喜它为什么长得的家乡的一模一样。说到底,有家的样子,才是真正生命的样子。所以,过年也就是这样了。从意识到过年需要仪式感开始,贴故宫的春联,剁饺子馅,炸丸子,饺子、春晚、压岁钱,到疫情日益严重的余悸和意识到不能出门的骚动,到在家的有条不紊,到又要离开和未知的担忧。当我以过年的名义在家里生活了二十多天的时候,这俨然成了三十多岁很普通却极有意义的二十天。如果说吃喝玩乐的感官刺激和怡然自得是回家的话,那么把这些感官上的刺激去掉,把行人和街道去掉,把一些的装饰去掉,就成了这二十天居家的日子。剩下了每天面对姥姥、奶奶、父亲、母亲,每天面对一日三餐,面对姥姥的小脑萎缩,面对父母的日益老去,面对自己的欲望、甘心与不满,面对一个三十多岁的人生命中最本真的样子。这时候,三十如斯,成功与否的荒芜,叹息和颓败,都显得不重要了。爱应该是世界上唯一纯净的东西。就像母亲早上煮的粥必然配上奶奶腌的咸菜一样。我发了朋友圈:我妈煮的粥,配上奶奶做的咸菜,这是人生莫大的滋味。年初二一大早,太阳光照的刺眼。舅舅小姨来之前,我又抱起了咸菜罐子。奶奶埋怨道,这么多菜不吃,天天抱着那瓶咸菜。别吃了。以前写过年,有句对联,鸡年过完是狗年,狗年过完是猪年,横批是,混完一年又一年。我的意思是,三十未必如斯,起码在耗尽心力、挖空心思去尝珍馐奇肴的时候,发现了这道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天下美味。从此以后,哪怕是如何荒芜的生命,也不再是混饭吃了。
2020年2月21日19:47:58
本文作者,大熊,原名李昱坤,艺术评论人
本文图片为Marc Riboud、Daido Moriyama、Araki Nobuyoshi摄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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