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托·爱德华·利奥波德·冯·俾斯麦，德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被称为“铁血宰相”。他善于制衡大国间关系，永远站在多数派这边，避免本国成为他国联合抵制的目标。在俾斯麦的带领下，普鲁士不仅打赢了老牌欧洲强国法国，还一举统一了德意志，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然而他的独断特色，却成为德国无法摆脱的路径依赖。1815年4月1日，奥托·冯·俾斯麦出生在普鲁士萨克森省的申豪森。他从小倔强而勤奋，很小就学会了英语、法语、俄语、波兰语、荷兰语，使其成为一个掌握多国语言的天才。俾斯麦未满17岁时，便入读了格廷根大学。他极具表现欲和反叛精神，上学期间曾在三个学期里参加过25次决斗，喜欢烈酒与美女，染上过诸多恶习。是名副其实的“野蛮人”。1839年，24岁的俾斯麦开始服兵役，1847年，威廉四世决定召集地方阶层代表到柏林召开议会，由于一位波美拉尼亚代表患病无法出席，俾斯麦作为候补者进入名单，仓促地登上了政治舞台。
1848年，欧洲革命的浪潮蔓延到普鲁士，腓特烈·威廉国王准备向自由派投降，政还是坛新人的俾斯麦就表现出胆大妄为的一面：他就胁迫王弟威廉（后来的威廉一世）的妻子奥古斯塔发动宫廷政变，企图软禁国王、扶植威廉上台。后来因为奥古斯塔的反对和腓特烈·威廉最终与自由派决裂，这个阴谋才没有得逞。之后几年，俾斯麦始终被视为轻浮蛮横的政治家，直到1851年，他受命参加在法兰克福开幕的德意志邦联议会。1858年威廉亲王出任摄政后，柏林的宫廷一度被自由派包围，俾斯麦在法兰克福和奥地利人闹得不可开交，又不愿回到祖国去仰政敌的鼻息，只能申请前往遥远的俄国担任大使。他根本得不到机会去施展自己的才华。1862年，当围绕扩军预算的政治危机达到高潮之际，王室需要一个强人来夺取主动权，无所顾忌而又不讨所有人喜欢的俾斯麦正是最佳人选。这位缺乏经验的中年人意外地获得了宰相兼外交大臣这个万人之上的职位，随后整整27年都没有离开。俾斯麦断言：普鲁士和奥地利在疆域、资源乃至人口方面的体量远不及法俄这样的顶级大国，奥地利还面临民族矛盾，因此即使普奥合为一国，也不过是一个虚弱的中等强国；况且“德意志疆域太小，难以容下两个主人”，与其费尽心机地讨好奥地利，并为其衰弱买单，不如干脆甩掉这个包袱，建立一个完全以普鲁士为中心的“德意志帝国”。考虑到中欧统一会给欧陆均势带来决定性冲击，引发列强的警惕，俾斯麦开始尝试编织一种复杂的同盟体系。这种结盟策略后来在1870-1880年代的德国外交中进一步发扬光大，并被冠以“俾斯麦体系”之名，它的核心要义是两句话：第一，每次结盟都是为本国的特定利益服务，开价高者优先，永远不使意识形态、君主关系等抽象因素成为盟约的基础，亦不使普鲁士的长期政策为盟约所累。第二，任何情况下都要防止有两个及以上大国联合起来针对普鲁士的态势发生，为此应适时离间列强、使其互不信任，继而把普鲁士当作保障安全的伙伴候选人。首先，他要让普奥矛盾公开化，使普鲁士国内的“大德意志主义”者，以及其他小邦君主放弃让普奥继续待在一个共同体里的念头；其次，他要使奥地利在国际上处于孤立地位，为此至少要取得法俄两国中一国的支持。第二件事很容易就做到了——1863年波兰起义爆发后，普鲁士顶住半个欧洲的压力，与俄国缔结了善意援助的协议。1866年春天，为了压服维也纳在威尼斯问题上做出让步，意大利王国提议与普鲁士结成军事同盟，共同对抗奥地利。4月8日，两国代表在柏林缔结盟约，规定：若普奥两国决裂，意大利应在三个月之内对奥宣战；普鲁士则有义务协助意大利收回威尼斯。俾斯麦决意孤注一掷：他已经获悉法国将保持中立，又有意大利在南方牵制维也纳的注意力；尽管大多数德意志邦国选择站在奥地利一方，柏林还是下达了进军令。所有人都认定普奥两国的战争会持续数年之久，只有普鲁士陆军总参谋长老毛奇不敢苟同。过去几年里，他一直在研究如何利用铁路线和电报网快速集结部队，从而把旧式会战长达数月的准备时间缩短到几个星期。在他的坚持下，3个普鲁士集团军乘坐火车、从300公里长的弧形战线上同时朝波希米亚开进，在半个月之内抵达了易北河畔的柯尼格拉茨。7月3日，22万普军痛击24万奥军和萨克森部队，在半天内就重创了后者。8月23日，奥地利被迫缔结和约，同意解散旧德意志邦联。1867年4月16日，美因河以北的22个德意志邦国宣布组建北德意志联邦，由威廉一世担任盟长。在联邦议会审议宪法草案时，俾斯麦踌躇满志地高呼：“让我们把德国扶上马！它一定会策马奔腾。”普奥战争尘埃落定之后，法国就成了统一事业最后、也是最大的拦路虎。自黎塞留时代以来，巴黎就是中欧分裂的得利者和维护者；法皇拿破仑三世在奥地利战败之后，也警觉起来，企图把俾斯麦的步伐阻挡在美因河一线。1866年秋，法国向普鲁士提出：若普国希望法方承认普奥战争的结果，则应将莱茵河左岸的部分领土割让给法国，或协助法国吞并比利时。这一动议无果而终后，法国又开始图谋获得卢森堡，作为威胁普鲁士的前哨。卢森堡大公国的地位与当初爆发危机的石-荷两公国类似：虽由荷兰国王统治，但属于德意志邦联成员，其防卫由普鲁士担当。俾斯麦一面说服荷兰当局拒绝法国人的收购要求，一面把交涉过程中的各种文件透露给南德诸邦，以暗示：法国在德意志问题上关心的仅是一己私利，唯有普鲁士始终坚决地维护作为整体的德意志的利益。尽管卢森堡危机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卢森堡永久中立化，法国放弃吞并，普军也自该国撤出），但普法两国的矛盾已经彻底暴露，再无转圜余地。果然，1870年7月19日，法国主动对普宣战，德军立即入侵边境地带，包围梅斯。拿破仑三世亲率麦克马洪元帅的第二集团军前来增援，却被两个兵力占优的北德集团军包围在色当，被迫投降。德军随后对巴黎进行了围困，迫使新成立的法国共和政府放弃首都、并签署了屈辱性的和约。1871年1月18日，南德诸邦君主在凡尔赛宫的镜厅奉戴北德意志联邦盟长威廉一世为全德君主，德国的统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了。1874年，俾斯麦告诉几位保守派政客：“伟大的事业已然宣告完成：德意志帝国被创造出来了。现在，我开始感到无聊。”考虑到这一年他还不满60岁，这段话显然有些言不由衷：在由普鲁士王国宰相升格为德意志帝国头号国务大臣之后，为新国家设计宪政结构和决策体制的重任也落在了他的肩头。但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俾斯麦交出了一份毁誉参半的答卷。帝国宪法是以1867年颁行的北德意志联邦宪法为蓝本炮制出来的，后者为了减少统一进程的阻力，允许各邦保留相当大的自主权，仅要求其承认普鲁士的领袖地位。从1871年到1890年，俾斯麦在行政部门始终行使着一种“波拿巴式独裁”（这是当时知识分子的讥讽）。除去宪法本身授予宰相的大权外，他个人的威望和手腕发挥的影响也至关重要。彼时德国驻外使节多由普鲁士贵族担任，按照正常程序，他们应当把搜集的情报和起草的备忘录呈递给外交国务秘书（由俾斯麦本人兼任），再由宰相制定政策并征求皇帝的意见；但部分大使往往会利用与德皇的私人关系，越级递送文件、发表看法。1873年，驻法大使冯·阿尼姆伯爵致信威廉一世，对俾斯麦的外交政策进行攻讦，并把信件内容透露给了报界。“铁血宰相”不惜以辞职相威胁，迫使德皇同意他查办阿尼姆，判处后者九个月监禁。这一事件后，俾斯麦对外交决策的控制达到空前程度。平心而论，若无俾斯麦这个事实上的独裁者存在，德国在统一后第一个20年很难既维持高速的经济增长，又在对外事务上游刃有余。然而辉煌中也隐藏着危机，俾斯麦的大权独揽是以他在统一事业中的贡献和威廉一世的信任为基础的，完全无法复制。即使是俾斯麦本人，在君主更迭后也最终黯然引退，这预示着那些威望远不如他的继任者很难把一项政策持之以恒地推行下去。年复一年，德国的外交和行政部门逐渐被一群尽职、干练但缺乏判断力的官僚所占据，对那个仅有的“主脑”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俾斯麦在1890年离职后，继任的卡普里维等人根本无法延续他“同时玩转七个水晶球”的复杂政策，只能另起炉灶推行一条简单粗暴的路线；“铁血宰相”的独断专行既是他伟大功勋的主因，也成为一项对德国有害的遗产。
▌“铁血宰相”黯然退场
此前数百年一直是大国竞技场的中欧突然结合为一个整体，人口总量、经济潜力和陆上军力高达周边中等强国的两倍以上，而德国身处英俄两个侧翼大国之间，又与念念不忘复仇的法国毗邻，安全环境极为险恶。正是因为德国的权势基值是如此惊人，地理位置又极敏感，俾斯麦从一开始就不把攫取欧陆霸主地位作为行动目标。他担忧的是本国“被包围”，为此必须争取英奥俄三强中至少两国的友谊。鉴于迪斯累里首相治下的英国坚守“光荣孤立”，柏林别无他法，只有串联矛盾正在上升的俄奥，这便是1873年与1881年两次“三皇同盟”以及1887年德俄“再保险”条约的初衷。俾斯麦以“诚实的经纪人”自居，对亦敌亦友的奥匈施展恩威两手，使其既与德国团结、又不敢越界行事；约束奥匈在巴尔干的野心后，柏林乃邀功于圣彼得堡，使后者感佩其诚意、远离法国，同时德国暗中支持俄国在东方问题上与伦敦对立，如此这两个侧翼大国将永无希望携手包围中欧。至于英法两国，俾斯麦也有其手腕：他向伦敦表态无意插手海外事务，在埃及和土耳其问题上亦守善意中立，赢得迪斯累里的好感；甚至对宿敌法国，也以温言安抚，暗示其向海外发展，从而与英国产生摩擦。要诀在于，德国努力寻找与其余四强的利益交集，据此缔结双边盟约，却乐见各国相互猜忌；如此柏林便可以仲裁人身份出现，并被普遍视作可靠的伙伴甚至“正能量”的化身。但俾斯麦体系属于高水平的动态平衡，理解与操作都极困难。它承认一种困境：强大带来不安，德国外部安全的弱化是其统一的副产品；在狭窄而危险的欧洲大陆，德国这类大角色永无希望获得彻底的、永久的安全，而必须根据形势的变化随时调整结盟关系，并且高度自制。这种时刻与不安为伴、需要以极繁复的外交技巧加以维持的状态，实际上只有俾斯麦本人能够胜任，但他背靠的经济和社会基础——“黑麦与钢铁联盟”（农业集团与传统重工业者的联合）却是一股正在衰落的势力。1881年，三个代表新兴工商业阶层的政党德意志进步党、自由联盟和社会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合计斩获118席，较三年前增加了160%。他们热切地盼望“阳光下的土地”，要求建立一个以工业品出口为支柱、拥有广大海外原料产地和市场的殖民帝国，以争夺超越欧洲的“世界强国”地位。为了安抚这股力量，俾斯麦不得不主动出击，投入争夺殖民地的竞赛。1884年，德国宣布将多哥兰、喀麦隆和西南非洲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第二年11月，“德国殖民协会”创始人卡尔·彼得斯登陆非洲东海岸，将总面积达14万平方公里的坦噶尼喀殖民地收入本国政府囊中。太平洋方面，德国在1884年-1888年先后获得了新几内亚、俾斯麦群岛、所罗门群岛、布干维尔岛和瑙鲁，加上在非洲的收获，总面积超过100万平方公里，勉强满足了新贵们的胃口。1888年德意志皇帝威廉一世，因病去世。威廉一世的儿子，腓特烈三世继位，但腓特烈三世在位几个月就病逝。随后威廉二世（1859～1941）作为继承人，坐上了德意志帝国的皇位。
威廉二世是德意志帝国末代皇帝（1888～1918）。他由于出生时发生臀位生产，患有厄尔布氏麻痹以致左臂萎缩。威廉二世一方面有骄傲的贵族血统，另一方面，又因为身体残疾而深深地自卑。
他痴迷于绝对的力量，期许掩盖他自卑的心理。在他看来，只有权力够强大，就能阻挡一切的鄙夷。他是一个被公认没有正确成熟心态的人，而这样的一个人却成为了一国之主，从此新生德国的梦魇开始了。
威廉二世想法多变而执行力过“强”，每当生出新的念头或灵感，往往迫不及待就要将之付诸实施。为了绕过按部就班的程序，他频频在第一时间借重密友、私人顾问和普鲁士贵族来制定甚至推行政策，这就使各部门界限性地陷于“决策失能”状态。俾斯麦决意做出抵抗。1890年，他搬出了已故的腓特烈·威廉四世国王在1852年签署的一项法令，要求普鲁士各部国务秘书在向国王汇报事务前必须先与宰相商议。盛怒之下的威廉要求俾斯麦要么撤销这一法令，要么辞职。俾斯麦企图以退为进，在1890年3月18日递上了辞职信——按照威廉一世时代的经验，皇帝会在几个星期甚至几天之内就把他召回，重新委以重任。然而这一回他想错了，威廉二世不仅没有挽留他，而且永远也不曾把他召回柏林。“铁血宰相”的势力范围只剩下了远在劳恩堡的私人庄园。1897年12月，威廉二世最后一次造访这里，老头子坐在轮椅上警告他：“在腓特烈大帝死后20年，耶拿的惨败降临；如果时局依旧像现在这样，那么在我死后20年，冲突一定会到来。”他的身体已经变得极其衰弱，但依然支撑着又活了8个月。1898年7月30日深夜，他在女儿的陪伴下去世；死前5个小时，他在回光返照中留下了关于国是的最后教诲：“基于大众群体来制定政策是不可能的！只有国家理由！”这个在活着时被讽刺、被憎恨的人，在死后获得了最不可思议的爱戴。威廉二世为了美化自己的公众形象，对已逝之人不吝褒扬之辞；大大小小的俾斯麦铜像开始在德国的各个角落竖立起来，眼睛有的盯着东方，有的盯着西方，仿佛在期待自己的预言是否会成真。1914年8月，炮声终于响了。诚然，俾斯麦是名副其实的“铁血宰相”，他用雷利风行的铁腕政策一手缔造了德意志帝国，但却没有打造出一套完善的政治制度，这使得他的成功后人无法复制，只能进行拙劣的模仿，从而形成了对俾斯麦“铁血模式”的路径依赖。一战爆发，强国梦碎，威廉二世轻佻的铁血主义终于将德国几十年攒下的基业毁于一旦。再到后来的希特勒上台，德国政治始终未曾摆脱“铁血”的暗影。从俾斯麦到希特勒，德国的崛起依靠的始终是政治强人，而非良好制度。这不仅对德国自身造成伤害，最终更是对整个世界影响深远。有些国家只看到德国“铁血模式”的好处，而完全忽略其弊病，进行拙劣的二次模仿，结果导致更多的悲剧。看清德意志帝国的历史真相，反思其中的历史逻辑，才能避免重蹈覆辙。为此李强好书伴读诚荐“德意志帝国系列”书单，读懂德国百年历史，避免兴亡陷阱。本书单为读者提供了一条极其简明清晰的德国近代史脉络，从普鲁士到德意志，从俾斯麦到希特勒，贯穿德意志帝国始终，内容详实，格局宏大，由此来激发读者反思，现在的德国处境与当初德意志的发展有什么不同。是读懂德国百年历史不可多得的佳作集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