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御史言官，为何没有明代有骨气，乾隆一番话道出了真相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在清代以前，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尽管也是高高在上，但他们都受到了官员们或多或少的限制。唐代就有魏征直言李世民，搞得唐太宗灰头土脸；明代更是有海瑞抬棺谏嘉庆的壮举。但是到了清代，这种现象就没有了，是不是清代的官员都没有骨气，丧失了读书人高傲的气节了呢？

明代以前，专业的监察系统主要包括两大机构——御史系统和谏官系统，明朝将其发展为都察院和六科给事中，清朝的监察机构，正如清朝的其他文官制度一样，也是从明朝的制度上发展而来的。

清朝对明朝监察机构的重大改变是科道合一，将原来独立的六科给事中并入都察院，此后只有一个统一的监察系统。这一改革，主要也是为了加强集权，保证监察机构集中力量完成皇帝交办的任务，避免不同机构之间大水冲了龙王庙。

六科给事中并入都察院，并不仅仅是一个精简机构的改革，更是对传统监察制度的根本性改变。传统的御史系统和谏官系统的区分，关键在于御史监督臣子，谏官则监督皇帝。虽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在制度上来说，贵为天子的皇帝还是要受到谏官的监督和劝告。

而且，这种制度还是全方位的，除了国家政务之外，谏官们还时常多管闲事地关心皇帝的衣食住行，这让皇帝们相当郁闷。如果是李世民这样的皇帝，又碰上魏征这样的谏官，那就更惨了。

因此，皇帝们通常对于这些“臭嘴乌鸦”有着特别的反感。但是反感归反感，大部分皇帝还都不敢拿他们怎么样，偶尔生生气撤掉或杀掉几个，也不能避免这些人前赴后继。

到了雍正皇帝手上，这种制度才被快刀斩乱麻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让历代皇帝头疼的问题，他干脆把整个谏官系统全部撤除。明朝时的给事中，虽然名义上不像唐宋时期的谏官那样可以监督君主，但是明朝皇帝下发谕旨必须根据事情的性质发给六部中的某一部，而每个部的给事中就有权出来指指点点，讨论事情的得失。

而且，六科给事中还拥有法律所赋予的封还诏书的权力，例如皇帝关于军事的决定，必须下发上谕给兵部才能得到执行，而兵科给事中如果认为不妥，可以封还诏书，提出反对意见要求皇帝考虑。尽管这样的权力并不经常得到使用，但至少在制度上是对君权的重要制约。

而到了清代，皇帝先是发明了廷寄上谕和密封上谕的区别方式，对于那些可能会受到谏官们反对的事情，干脆不经过六部中的任何一部直接密谕发出。军事上的决定，兵部堂官们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上谕就直接发给前线的将军或是总督。这样一来，六科给事中的封驳权就被完全架空了。

在成功釜底抽薪之后，雍正帝顺理成章地把已经无事可做的六科给事中并入都察院，虽然也有反对的声音，但在雍正的强硬手段下还是顺利解决了。这个传统监察制度的根本性改变，事实上是一个极大的倒退。

清代以前的皇权，至少在书面的制度是存在制约的，到了清朝则成为完全不受任何约束的集权，除了虚无缥缈的“天”之外，再也没有任何人能够管得了“天子”了。哪怕是皇帝想学习唐太宗，表现出一点虚怀若谷的纳谏姿态，但全天下已经找不到魏征了。

乾隆皇帝曾下旨要广开言路，征集科道官员的批评建议，可是官员在长时间的摸爬滚打之中，吸取了深刻教训，个个都学乖了，知道皇上其实不喜欢听批评，哪能傻乎乎地真提意见。于是便提出一些领导工作废寝忘食不顾休息之类的批评。乾隆皇帝只能失望地说：“今日即科道官敷奏者，亦属寥寥，即间有条陈，多无可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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