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读书笔记1（上）
薛兆丰老师说，经济学是研究事与愿违现象的学科。如今，他又因为力挺“发国难财”而处在风口浪尖，类似之前他提议通过涨价解决春运问题引发的争论。
我不同意薛兆丰老师这次的看法，尽管对于他之前的建议，通过春运火车票涨价以期解决春运难的建议倒是觉得不妨一试，看看效果。
毕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对薛兆丰老师赞美“发国难财”的批判，我很同意下面这篇文章：
田轩喊话薛兆丰：经济学家应该守住基本的道德和伦理的底线 薛兆丰：经济学者的任务不是标榜个人道德
但我对于官方对“发国难财”严厉打击的方式也并不认同，我认同下面这篇文章：
越是在关键时刻，越是要独立思考
提出的看法：
④不要轻易去干涉价格，更应该去监控质量
大灾不抑价，关键时刻更需要市场的力量，在国家机器还没有顺利运转之前，市场会迅速行动，解决很多紧要问题，战时的成本与风险指数都非常高，买卖双方要相互理解。
虽然不必像薛兆丰所说应该赞美发国难财的人，但也不要裁定卖高价口罩就是万恶不赦。总体原则是：不要轻易去干涉价格，重要的是去监督质量。公权力可以用自己的手段去平抑物价，而不是动辄罚款3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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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微信群里，也爆发了类似的争论，一位群友坚决站在薛兆丰老师的立场，认为市场价格机制是客观规律，不应违背，违背了必会受到相应的惩罚。
对他的批驳者有各种角度，有分析价格是不是客观的角度，有讲政治经济学，也有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我最喜欢，认可的是市场失灵的角度。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想到的是万维刚老师解读《公共资源的未来: 超越市场失灵和政府管制》这本书时，回答读者问题的对答：
读者问：
是否可以说不可替代的刚需品在市场经济下是失灵的？
万维钢老师答：
一个商品是不是刚需、是不是应该完全交给市场，标准应该是价格机制是否能对它起“好的”作用。
在一个理想的市场经济之中，“刚需品”这种东西是不应该存在的。如果一个商品的需求很强，那么它就应该涨价，这样一方面会有更多的生产者去生产这个商品，一方面消费者会寻找价格更低的替代品，它的需求就一定会下降。
但是我们学习经济学不能学成教条主义。供求关系曲线要成立，价格信号要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条件。市场最大的好处，是一个稀缺商品的价格高，会形成一个正向的激励，促使更多的生产者去生产这个商品，那么它就会变得不那么稀缺，这就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但是从价格高，到有更多人生产，是需要时间的。常规情况下我们的确应该等待市场慢慢起作用，但是在某些非常时期就不应该如此。
比如说，某个小村庄突然发生了地震，因为道路阻断，全村人必须过几天与外界隔绝的生活。那请问，村里唯一的小卖部，应该在这个时候涨价吗？
我记得读过一本书，就说灾区应该涨价。那个作者的理由是只有涨价，才能确保“最需要得到一个东西的人”得到这个东西。比如小卖部里有一种退烧药，如果不涨价，就会有些明明没病的人也想先把药买下来以防万一，那么有病的人就算想出更高的价格也买不到了。
我认为那本书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首先在这个时候涨价根本谈不上吸引更多人去生产某种商品，时间根本来不及，价格激励最大的好处已经不存在了。再者，在这个特殊时期，“价高者得”并不见得是最有效率的分配方式——这种分配方式是假设所有人身上有同样多的钱，而且还同时出现在小卖部参加竞价，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在灾难时刻，任何生活物资都是刚需。我不认为穷人在这个时候就应该减少需求。如果我是村长，我会立即武装接管小卖部，对全村实行平价、按需、配给制，尽最大可能让所有人都活下去。等到灾难过去再恢复价格机制。
我这个做法会不会让商人和富人从此对我们村寒了心，再也不跟我们做生意了？不会。灾难是极特殊的情况，而且我们没有没收小卖部的商品，我们只是限价而已。美国和英国实行过战时指令经济，根本不耽误平时搞市场。
那我们再考虑一个问题，每天早上上班高峰时刻，地铁非常拥挤，那政府是不是应该在这个时刻对地铁票涨价呢？
涨价并不能扩大地铁公司对早上客运服务的供给。修地铁不是地铁公司说了算的，涉及到征地等方方面面的限制，现有地铁已经是满负荷运行了。这个价格激励不成立。
那涨价能让“最需要地铁的人用上地铁”吗？可能支持涨价的人认为价格是劝阻消费者最好的办法，殊不知消费者已经被劝阻了——那就是排队和拥挤。早高峰地铁要排队，很拥挤，凡是现在还出行的，已经都是最需要在这个时候使用地铁的人了！时间，就是最好也是最公平的代价。如果排队时间进一步延长，选择在这个时候上班的人就会进一步减少，这也是市场自动调节机制。
所以早上的地铁——对票价来说——是一个刚需。事实上地铁非常适合交给政府、通过补贴亏损运营。我们不能只算地铁账，还得算地铁带动整个城市经济运行的无形的作用。如果哪个公司认为自己员工的时间更值钱，不应该跟普通人一起排队，那这个公司可以多发工资吸引自己有车的员工，还可以更改上班时间。
----引自精英日课第三季 2019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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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附上在微信群的争论中，我的一些其他看法：
针对上述万维钢老师的论述，有群友这样评论：
@黃 待 还是看你怎么看。价格，市场，只是针对效率而已。
纯粹从讨论而言，现在不就在讨论，要求老人免费取消，提出的理由，就是老人时间多，如果免费，占用公交资源也不少，恢复收费，减少点公交资源的占用
地铁的，我自己这没有，不知道高峰期提前半小时的人流如何，进行错峰，提前半小时降价一半，高峰涨一半，不知道能分流些不？
我的回复：
我最同意万老师的是关于应对灾难那部分，其他有充足时间安排、选择的时候，价格，市场我觉得非常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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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鲜明，认为“发国难财”利国利民的群友，重复了如下观点：
@黃 待 世上没有刚需，生命都不是刚需
我的看法：
知道这个说法，关键看目标，社会整体其实是一个悲剧的分配，王烁老师去年一期讲的很透彻，所以能实现最大多数人目标的手段最能引发最广泛的赞同
社会现象没有定规，而这完全符合广义的政治：由力量决定该怎么办，万老师的办法能凝聚最大的力量，事实上也能达成不错的效果，比起价高者得更理性，更实际，更人道。
武汉现在适合用价格来调控口罩供给么？
我认为不适合。
基于如下理由：
1，捐助的依照的不是价格原理；
2.人不能买到口罩，快递，交通都停了；
3，国家供应，调配，社会热心人士捐助，极大缓解了问题
我向在我看来是教条主义者提问：
那么你说口罩供应在武汉不依照价格原理，付出了什么代价呢?
他认为价格原理是客观规律，类似牛顿定律，可以违反规律，但不能违背规律，违反规律必将付出代价。
他的回答：
武汉我不清楚，如果价格不涨，就似乎短缺，而如果没有短缺，那么一定是其他地方承担短缺的代价。
我的回应：
非常时期行非常之事， 短缺是客观因素造成的，价格只是分配悲剧的一种方式，并不是这时的最好方式。
医护人员的口罩并不应该由于无法提供最高价格而得不到；
现在在封城，交通管制地区就没有市场自由流通的可能，怎么可能让市场发挥作用；
他的回应：
我从来不会去认为社会应该是什么样，而且社会不会因为人认为应该是什么样而改变
我的再次回应：
达成目标就好，很多时候也就是锯箭与腾挪，所谓悲剧的分配。
想找一个根本解决之道是智力上的懒惰，也根本无法达成。
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
为啥在这段时间得到等许多线上教育机构提供免费服务?
我的理解是，追逐利益只是人意志的一个方面，很多时候人的意志还有其他丰富的层面，在家庭就常常不会讲价高者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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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我不满于教条主义者而进行的交流，下面则是对于为打击“发国难财”鼓掌叫好的人，进行的反思：
下午与我老妈讲了一番价格的道理，她认为发国难财不对，就该狠罚，我的意见是没那么简单，关键是看是否有利于需要的人获得口罩，有三种状态：
1平价获得口罩
2高价获得
3无法获得
三种状况依次变得更糟，所以如果管控不力时，应该悠着点，至少别狠罚那些其实并非大发横财，只是进价变贵，所以卖价高了的商人。
这点我妈还是同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