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路320号，鲜为人知的有事，还原大家一个民族历史！

岳阳路320号，建于1930年，上海市第二批优秀历史建筑。带有哥特风格的建筑。该建筑从空中俯视，呈一个“日”字，建筑带有内院。建筑强调竖向线条，纵向窗间墙突出，向上拔起，并层层收缩，顶端冲出女儿墙面，带有哥特建筑的遗风。入口门廊处连续圆拱券间方柱支撑，有类似科林斯式柱头。窗间墙柱的尖顶装饰也体现了哥特建筑的风格，而顶部冲出墙面的水泥构件为简洁的几何形体，系装饰艺术派的风格。该建筑外形与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极为相似。

这座大院始建于1929年12月，那时日本出于路人皆知的目的，从其握有的中国的“庚子赔款”中拿出一笔资金，以每亩白银一千五百两的地价，在法租界购得这块位于徐家汇路和祁齐路交叉点处的五十五亩土地，后又补购若干，于1931年4月建成一座“自然科学研究所”，打着与我国进行学术研究和交流的幌子，从事中草药、长江鱼类、地质和磁学、中国发酵制品等方面的研究，为侵占中国的宝贵资源作准备。

日本政府对该所非常重视，经费逐年增加，到四十年代每年拨款都在七十万元以上。经过十几年的苦心经营，这儿不仅有耗资二百四十余万元的实验大楼，价值八十五万余元的仪器设备，六点四万余册图书，还有辅助研究的动物舍、植物温室、磁气室、子午仪室、重力测量器室、药品库、车库、宿舍等，可谓一应俱全。战后，即被国立中央研究院所接收。

当时，前来接收这座大院的是中研院物理所代理所长施汝为，他是我国磁学的奠基人，他留美时完成的博士论文“铁钴单晶体的磁性”，即被国际上誉为铁磁学研究中基础性文献。回沪接收，对他来说，可谓重拾金瓯。1934年他归国加盟物理所，在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建起了中国第一个磁学研究室。他和夫人顾静徽教授在这里开始了中国最早的磁学研究，夫妇俩并在1936年为爱徒、后被称为“中国的居里夫人”的吴健雄女士争取到留学费用，送她挥别了黄浦江。不久，他便带着物理所转徙西南，艰苦备尝，现在终于回来了。虽然，原所址已破损不堪，但能接收这样一座大院重建家园，则又是不幸而幸了。由于这边的基础条件比原来好得多，物理所很快便安顿下来，磁学研究室也很快得以恢复，成为我国一个具有国际水平的研究领域。

但是，这方宝地，却又被我国另一位著名科学家看中，他就是我国生理科学奠基者，曾任协和医学院执行院长、战时军医署署长、被美国政府授予英雄勋章的中将医学家林可胜教授。早在重庆时，林可胜便在考虑战后的医学建设，打算将各军医学校和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合并，在上海成立国防医学院，这便是后来的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同时，征得中央研究院的同意，筹备成立医学研究所，也设在上海，而最理想的所址，莫过于曾被日本人作为医药和生物研究基地的这座大院了。这样，中央研究院便在南京九华山为物理所重建新的大楼，1948年竣工后物理所乔迁新居，而医学研究所筹备处则进驻开张。

为建成一座有国际影响的研究所，林可胜招来了三员大将，即冯德培、王应睐、汪猷。冯德培是林可胜在协和医学院带的研究生，1933年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后，又在剑桥和牛津作研究，发现了神经肌肉接头的电传导现象，被国际公认为该研究领域的先驱者。王应睐是剑桥大学生化系博士后，该系的研究课题大都处于国际前沿，曾接受过李约瑟、李大雯夫妇的指导，归国前便是国际知名的血红蛋白和酶学专家。汪猷则留学德国，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R·库恩教授从事有机物化合研究，获博士学位后于1940年回国，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合成出新生抗生素——桔霉素，受到世界关注，也使我国首次有了国产的抗菌素药品。他们三人按专业自然分工，分别负责生理、生化、有机合成三个研究室的筹备。

那时，医学所虽刚走出襁褓，但蒋家王朝却已日落西山。为收拾残局，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朱家骅，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前来“视察”，要医学所（筹）将所有人马和物资一律迁往台湾。当时，实验大楼的会议室里，气氛紧张，双方颇有些僵持不下。会后，还是在这会议室里，林可胜教授坚决地对大家说：“我因历史的原因不得不走，但你们不要走，跟蒋介石跑是没有前途的！”就这样，医学所完整地保留下来，解放后建制改组为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由冯德培任所长，王应睐任副所长。从此，这座重新挂牌为“岳阳路320号”的大院，便成为发展新中国科学事业的重要一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