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如何成为了汉人的东北

满人入关后面临一个重大的课题——收拾人心，主要是汉族的人心。客观来说后来他们做的还不错。首先从自己做起，满族王公贵族对学习汉文化十分积极，努力传递出一个信息：我跟你们是一样的，都是中华民族，不是异族。

可能是吸取了蒙古人划分等级的教训，一般来说，清廷对待汉人并没有歧视，完全当做自己的子民。但也有极少数情况例外，比如朝廷规定禁止汉人前往东三省和新疆，大清的其他地方没有限制，随便你走走看看，总之就这俩地方不准汉人去。

新疆是18世纪中叶灭掉准噶尔汗国才成为大清的领土，此后长期不稳定，大大小小的叛乱从未停止。不准汉人去新疆，大约是维护安全的考虑。清廷将东三省看作是只属于满族人的私产，万一以后待不下去了，还可以退回到龙兴之地。禁止汉人到东三省一方面是为了防止这里汉人太多，老家被染指渗透。另一个方面是清廷为了垄断东三省特产人参 、貂皮、黄金等等。

到18世纪下半叶，汉人却开始向东三省移民了，尤其是辽宁已有不少来自山东的汉人。朝廷对这种现象似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再像以前限制那么严重，即便官方文书仍然强调禁止汉人前往东三省。我们中国人往往有两套语言系统，一套是拿在明面上讲的，一套是私下形成的某种默契，此时朝廷对汉人前往东三省就是这种私下的默契。

清廷为什么将龙兴之地向汉人开放，也是出于对东三省未来发展的考量。东三省人口越来越少，早已失去了经济活力。关内的汉人则人口大爆发，土地资源紧张。东三省有大量未开发土地，让关内汉人去开发再合适不过，额外增加不少税收，何乐而不为？但这事没法明说，公开打破老祖宗规定，总显得面子上过不去。

短短二三十年，东三省涌入了大量汉人。黑龙江以南，汉人占据了百分之七八十，导致这里原住民满人几乎人人都会说点汉语，甚至有不少满人已经丢掉了自己的母语，完全被汉化了。

到19世纪时东三省已形成了三大“人类”，一类是汉人移民，一类是满族人，一类是各种原始的部落民（他们的民族源流十分复杂，大多数讲通古斯语）。对待那些原始部落民，清廷基本上不管理，让他们自行其是，不过需要定期进贡以示忠顺。这种情况可以视为“内部化的朝贡体系”。

东三省的满族人与朝廷关系则比较微妙，虽然是一家人却因为长期远离，关系不再那么亲密。就像迁入城市安家的人，与老家那些亲戚见面少了，关系也就淡漠了。爱新觉罗在北京住了100多年，已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对东北老家人甚至有些提防着，于是东三省的最高层官员往往是来自北京的满族旗人担任。

移民东三省的汉人并非都是在关内活不下去的人，事实上有很多是事业有成的商人，他们独具慧眼意识到东北将会是充满机遇的热土。山西商人是这方面的佼佼者。那时候以山西商人为代表的汉族富商在东北地位很高，仅次于高级旗人官员，你可以把他们看作是八九十年代的港台投资商，走到哪里都被当地人捧着。这些汉族富商往往还很有学识，在当时东北文化沙漠的情况下，他们又成为了知识布道者。

另外还不能忘了那些被官方“送到”东北的汉人，他们比汉族移民来得更早，只是他们的名声不大好听——“流放犯”。按照清朝的规定，罪行越重、态度越顽固的犯人，就会被往北流放得越远。流放地主要是吉林和黑龙江两省。流放犯一般从事开荒种地修桥筑路，为建设龙兴之地而奋斗。也有些被送到旗人家里当奴仆，相对来说这是最舒服的，祖上积德。这些流放犯后来获得自由，他们一般做点小买卖，属于是当时东北社会的底层。

一些穷苦汉族移民在东北仍然没富裕起来，他们铤而走险从事偷猎、挖参和采金，还有些人干脆沦为“胡子”。吉林黑龙江两省有大量的无人之地，官方逮捕这些犯罪分子存在很大难度，胡子的“传统”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随着越来越多的汉人闯关东，东北社会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汉人无论是人口、文化还是财富上都占据了绝对优势。满族人和原始部落民在这场竞争中越来越处于劣势，他们的土地一点点卖给汉族移民，以至于到晚晴时候东北大量满人需要靠政府救济过活。

到19世纪中叶已经可以这样说，东北基本上成为了汉人的东北，除了黑龙江流域极少数苦寒之地，仍鲜有汉人涉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