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和感性的挣扎，明末清初之时，为何出现了许多的“贰臣”？

明末清初，江山鼎革之际，清朝占据北京后，能迅速在关内站稳脚跟，除了明朝内乱不止，清朝自身武力的强横之外，最重要的是，清朝对明朝官员、士绅群体，采取了拉拢、合作的友好态度。

当我们在怀念北京城被李自成攻破时，史书上记载的那数十位携家人殉国的明朝忠臣时，也不能忽视，当时，在北京城内的数千名官员中，绝大多数并没有跟随崇祯皇帝殉国。

未来，他们先投降李自成，后来又投降清朝，成为清朝入关之初，能迅速稳定北方乃至全国局势，并帮助清朝真正成为关内之主的最大功臣。

这数千名滞留在北京的官员，包括后来献南京城投降的弘光朝官员，以及各地陆续投降清朝的前明朝官员，统统都有一个称呼，即“贰臣”。

后人当然更欣赏史可法、夏允彝、夏完淳、阎应元、张煌言这样的忠臣义士，但不可否认的是，明朝灭亡之时，绝大多数官员，还是选择成为了“贰臣”。

这些不愿意殉国，甘心侍奉新朝的官员们，投降的动机，也未必就是因为怕死，因怕死投降的有那么一部分，更多的还是因为不甘心。

他们为何不甘心？宁愿背上“贰臣”的身份，也要为清朝效力？

而且，清朝的特殊性还在于，这是一个由异族主导建立的政权，做明清更迭之际的“贰臣”，在名声上可比如汉魏、隋唐这样的王朝更迭时的“贰臣”难听得多，受到的指责也更多。

或许，从儒家老祖宗孔子曾经的言语中，能找到一丝端倪。在《论语》中，有一段孔子跟子贡谈论管仲的对话：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知道，管仲本是齐国贵族公子纠的门客，齐桓公杀了公子纠，管仲没有殉主，而是投奔了齐桓公，还帮助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而根据历史记载，当时，有一位跟管仲齐名的公子纠门客召忽，却在公子纠死后，自杀殉主。

由此看，管仲这位历史上著名的贤相，就是个典型的“贰臣”。

但孔子对管仲的评价是正面的，他认为，管仲留待有用之身，帮助齐桓公成就霸业，才是真正的有利于民，这种大格局，不是“匹夫匹妇”之辈能看懂的。

虽然并非绝对，可《论语》中的这段对话，很难说不是诸多明朝官员愿意为清朝效力的最重要理由之一。

毕竟，他们全是熟读《论语》，并以其中的道理为人生准则的。

对于以儒为本的士大夫们来说，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人生最高的追求。

当清朝对他们递出橄榄枝，愿意以儒家理念来治国，并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时，大多数人刚开始肯定是矛盾的。

从后来他们中的许多人留下的诗词中，都能看出“贰臣”们强烈的矛盾心理。

但理性终究大于感性。

比如，对清朝统一全国，有着至关重要作用的洪承畴，他在投降清朝之前，也在重重围困中，于孤城松山坚守长达半年之久。

洪承畴在松山城守至弹尽粮绝，且是被松山副将夏承德背叛后才被俘。

最重要的是，不管后人对洪承畴的评价是好是坏，根据史书中的记载，我们还是可以知道，“松山之战”大败的主要责任并非在洪承畴身上。

而是从崇祯到陈新甲（时任明朝兵部尚书），主张的速战论导致的。

他在被俘后的投降，在我看来，就是因为不甘心。

当时的洪承畴还不到50岁，在官场上，正是“年富力强”之时。

他又有一身才华，感性上，他应该殉国，可理性上，他还是希望留待有用之身治国平天下。

这或许才是洪承畴投降清朝的主要原因。

再比如东林党大佬钱谦益，对他的投降，很多人的观点就是因为怕死，他说“水太凉，不能下”，还说“头皮痒”，这些实在是太有名了。

这两则典故是钱谦益因怕死投降清朝的绝对证据。

但他晚年，在清朝的严密监视下，为反清复明的四处奔走，不但体现出了他的矛盾心理，也证明他未必就真的怕死。

对于钱谦益不愿意殉国，甘心投降当“贰臣”的动机或心理，后来有位叫沈德潜（康熙年间生人，一生共参加科举17次，乾隆朝时，以67岁高龄考中进士）的文人，在他所著的《清诗别裁》中，是这么分析的：

牧斋（钱谦益字牧斋）不死，一以明史自任，一以受温体仁攻讦，未得相位为恨，佐命新朝，庶展抱负也。

在沈德潜看来，钱谦益不是因为怕死降清，而是因为这辈子没当过宰相，不太甘心，还想着留待有用之身，继续施展抱负，还想着治国平天下。

沈德潜对钱谦益的分析或许也是一种说法，至于正确与否，还是要看读者自己的判断。

洪承畴和钱谦益的选择，大概也是当时大多数“贰臣”们，在理性战胜感性后的选择，矛盾自然是有，不甘心一身才华无处可施展的心理占据主流。

在投降清朝，并甘心效力新朝的明朝官员中，有两种典型。

一种是刚进入官场，还没来得及施展才华，明朝就灭亡了，这种官员以崇祯十六年时的科举进士为主。

根据历史记载，在崇祯年间，所有的进士科中，崇祯十六年的这批，降清的是最多的。

他们全是刚进官场才一年多，就面临着国破后的选择，寒窗十年苦读出来，想着治国平天下的抱负，终究战胜了感性的殉国。

当科前三甲，除了状元杨廷鉴后来是否在清朝为官有争议外（杨廷鉴的儿子为清朝效力），以榜眼宋之绳、探花陈名夏为首，比较著名的，如高珩、王崇简、梁清标、姚文然、白胤谦、成克巩等人，都是主动为清朝效力。

如陈名夏，他在被宁完我弹劾致死前，都混到了大学士的位置上。

还有一种早就进入官场，但依旧是年纪轻轻，还没有走上高位，渴望继续在政治舞台上施展抱负的。

其中比较著名的，比如跟钱谦益齐名的“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龚鼎孳，当时才28岁，周亮工32岁，曹溶32岁，陈之遴39岁。

如上等等在官场上算是比较年轻的明朝官员，最终都是主动选择了理性，选择为新朝效力。

综上所述，明末清初之际，在我们敬佩诸多忠臣义士，以他们的行为当榜样之时，还是要知道，投降的到底是占据大多数。

抛开所谓的民族矛盾，明末清初的大多数读书人，到底还是选择的理性。

古代读书人当官从政的积极性之高，是很难想象的。

不管是为荣华富贵，还是为了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或是因为怕死，清朝递出的橄榄枝，在没有更多选择的情况下，大多数明朝官员还是积极拥抱的。

就像陈名夏在一首诗中写的：“为儒不为吏，安用读书人......莫谓花封小，遍生天上春。”

他认为，读书人寒窗苦读，就是为了要当官，否则读书干什么？只要能当官，哪怕先当个小吏，也要心甘情愿去接受。

抱着这种思想，不去选择感性的殉国，就很正常了。

在我们鼓励和学习明末清初出现的，那些忠臣义士的同时，稍许不那么遗憾的是，清朝毕竟不同于元朝，不管有多少争议，到底是彻底被融合了。

这么一想，“贰臣”也就不“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