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与村落社会：寻找研究新范式 | 社会科学报

近年来，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在村落社会不断下沉，广大村民对手机与社交媒体的使用已成为生活日常。面对信息、人员、技术、资本等要素在村落社会的频繁流动，需要对互联网与乡村社会进行重新梳理并寻找新的关系和研究范式。

原文 ：《寻找互联网与村落社会研究的新范式》

作者 | 云南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孙信茹

图片 | 网络

当下，社会多个层面的流动性和交往不断加剧，媒介作为社会转型与变革中的结构性影响因素和重要力量，深刻嵌入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面对媒介和特定社会、人群之间复杂的互动及关系，研究者不仅需要对不同的社会场景予以新的理解，也需要在研究视野和方法上有所突破。

从传播角度切入乡村社会研究

从传播的角度切入乡村社会的研究，有丰富多元的议题。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不断发掘：第一，从传播媒介进入乡村社会的历史脉络分析和寻找问题。乡村社会有其自有的技术体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阶段，传播媒介如何进入村落并与固有的技术体系发生关联，如何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些问题是乡村与传播研究的基本层面。第二，从传播与社区个体、群体，村落内部与外部的互动层面挖掘研究议题。传播媒介对社区生活中的个体、群体造成的影响最为强烈，由此，人们会形成不同的社会关系与互动方式。第三，从传播、媒介和社区人群“特殊”的故事入手。媒介与社区互动有普遍的规律和表现，但又有着不同的典型故事和意义表达。村落共同体形塑着人们相似的生命体验和文化共享体系，但个体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突破这种限制，运用媒介和传播的力量编织出新的社会网络和生成新的活动空间。

要完成这些议题的探析，需要研究者扎根田野，深入乡村社会规则，洞悉民族文化逻辑，才能描绘真实的生活场景，捕捉新的社会变化。以笔者这些年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新媒体与互联网研究为例，主要在四个田野点展开调研，分别为元阳县箐口哈尼族村、兰坪县大羊普米族村、剑川县石龙白族村、瑞丽市大等喊傣族村。

例如，在对箐口哈尼族村寨村民手机使用的调查中，研究者通过从手机进入村寨到逐渐流行、村民使用手机方式的具体变化、男性和女性在运用手机中的差异以及手机对村民活动范围和交往空间带来的影响等角度进行观察与分析发现，只有将村民的手机使用置于哈尼族特定的文化、社会语境中，并意识到这些生活语境的复杂性和差异性，才能真正理解村民和手机媒体之间展开的多层互动、性别和手机之间的关系等。

再如，在大羊普米族村，一个年轻的文化精英由于自身特殊的境遇和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运用多种传媒手段展开一系列文化传播实践活动。乡村个体在面对国家、社会的多重因素时，仍可能具有较强的主动性和行动力。研究者只有将行动个体还原到村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才能为其如何进行民族文化资源重组等问题提供解释。由此凸显的正是媒介和少数民族乡村社会之间的具体关联。从媒介连通村寨和外部世界的层面看，少数民族村寨尽管是相对自足的整体，却也被裹挟进了整个国家社会的发展与转型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应将少数民族村落看作一个超越乡土的社会。

寻找互联网与乡村社会的新关系

近年来，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在村落社会不断下沉，广大村民对手机与社交媒体的使用已成为生活的日常。面对信息、人员、技术、资本等要素在村落社会的频繁流动，需要对互联网与乡村社会进行重新梳理并寻找新的关系和研究范式。

以白族石龙村的研究为例，白族村民运用微信对歌，展开新的社会互动和交往。原本源于白族文化传统和日常生活的白族调演唱、对歌等活动，被村民创造性地编织进微信技术的使用过程中。微信对歌不仅是村民娱乐和文化活动的延续，更是人们进行竞争、关系调适、交往，甚至文化传承的新平台。此外，乡村的政治精英运用微信开拓新的工作方式和领域，经济精英运用微信拓展信息资源和网络，文化精英运用新技术为重构其文化身份寻找到新的舞台。通过对乡村精英微信生活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到，“传播科技已深深镶嵌在个人的生活中”。

除了对个体和群体进行关注，我们还注意到了新技术与村落社会整体之间的关系。社区研究历来是社会学中重要的议题和范畴，互联网的出现对社区的概念及构成都将带来影响。有学者认为，虚拟社区存在于和日常物理空间不同的电子网络空间，社区的居民为网民，他们在一定的网际空间围绕共同的需要和兴趣进行交流等活动，并且形成了共同的文化以及对社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事实上，不仅网络中的虚拟社区大量涌现，在技术影响下，现实的时空得以重组，社会关系的组织和连接方式也得到重塑。“脱域的共同体”在互联网的影响下获得一种新的表达。当现实社区的边界大大扩展之后，人们在虚拟空间和物理空间中可以展开不同的转换，这必然带来社区研究的新面向。对于村落社区研究而言，研究者需要体察社区生活的变化，从社区实践的维度理解新的多元社区。

在这样的基点上，笔者试图在媒介技术及其形成的独特空间的基础上，对新平台与人的联结方式进行探讨。在石龙这个传统村落，村民组建的各种微信群不下百个，且种类繁多，几乎涵盖了村落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在线上俨然构成新的微信社区。可见，技术正将村落社会的组织和运行在一定程度上搬移到了网络社区之中。微信社区的建立源于乡村的逻辑和社会结构，同时，网络技术又赋予了微信社区新的规则和秩序。

社交媒体在地化：一种新的方法论

笔者及团队在十余年传统村落民族志的调研中，目睹了村民从传统媒体的使用到对网络技术的熟稔，尤其是近年来对微信、抖音和快手等社交媒体的广泛运用，深刻感受到民众被卷入到乡村与城市、线上与线下的双重流动之中。互联网与社交媒体既为乡村传播研究开辟了极大的空间，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又对研究者提出更高的要求，需要研究者采用多学科和整体性的研究思路进行分析。笔者更为关注新技术嵌入人们日常生活情境的过程，由此，或能更加清晰地窥见技术之于人的意义和价值。

人们的技术使用并未摆脱地方社会与共同体文化的约束，这种使用仍深深植根于乡土社会结构和文化逻辑中。不仅如此，人们更将自身文化脉络里的知识库加以运用，在网络世界中创造出新的文化规则，进而拓展和生成出新的社会交往方式。在这样的基础上，如果将技术落地和使用者的多样性视作一种技术使用地方化的实践，那么，通过对技术使用者生活的整体情境进行考察，能够看到人们对技术的运用以及交流、连接的过程是如何展开的。笔者提出可以从研究者和研究过程的角度切入，在分析与理解人们围绕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展开的实践活动时，应形成一种新的方法论和操作框架，即社交媒体在地化。

社交媒体在地化的提出，为在村落社会中展开互联网的相关研究打开一个新的思路。它能引发研究者对社交媒体技术之外的非技术因素予以更多关注，它将个体身份、家庭角色、共同体的归属等维度引入技术的考察过程中。这种思路借助人类学中对整体观的讨论，延伸到对整体情境的理解。技术与人的互动，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人存在的文化系统的理解。文化的生成有其自身的脉络，只有进入特定社会和文化情境，深入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才能更好地去理解人们与社交媒体技术互动交往的整体经验。

今日的乡村社会，在互联网的影响下呈现出混杂和多元的变化。在村落社会中开展互联网的相关研究，回到技术使用者的文化脉络，注意当地社会结构对技术的影响，社交媒体在地化，将技术作为“具体社会、文化乃至历史相遇的结果”，这可能为探析互联网与乡村社会的发展变迁，为窥见技术与普通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多元互动提供一种新的路径。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54期第5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