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格：林应开是什么人？
李庆兄在其著作《石刻春秋—古滕乡野余碑拾遗》之《山亭东江龙堂村玉泉宫碑》一章中，就该碑文的作者林应开，提出了一系列疑问：
万历《滕县志》的作者王元宾称林应开为进士，为何没有对他的介绍？清朝道光《滕县志·艺文志》中收录了林所撰文的《龙山龙泉寺碑》及《静乐园记》两篇文章，从所见的这三篇文章看，林应开的学识、文笔确实是“进士”的水平，为什么县志里没有记载呢？林自称的“三山”又是哪里？
不久前，古薛文化研究会的王润文兄也向我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他的侧重点在于：林应开是哪朝的进士？润文兄对林应开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说，道光《滕县志》称林应开为金朝进士，而光绪《费县志》称其为元朝进士。这两种说法哪种是对的呢？
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对相关史料进行了粗浅的梳理、辨析和思考，具体如下：
根据李庆兄所录林应开撰写《玉泉宫碑》，碑阳首行题写“前太学进士三山林应开譔并书丹”，“譔”同“撰”，毫无疑义，该碑文是林应开撰写并书丹的。那么林应开为何自称“前太学进士”呢？“前”字谓何？“太学进士”又是什么意思呢？林应开是哪朝进士呢？
林应开不可能是元代进士。以李庆兄书所载《玉泉宫碑》为例，该碑文所署时间是元大德三年，即1299年。道光《滕县志·艺文志》中署名林应开的《龙泉寺碑》也是撰写于大德三年冬天。元朝科举考试的开始年是仁宗延佑元年，即1314年，当年举行乡解试。第二年即1315年举行会试。所以元朝最早的进士诞生于1315年。1299年哪来的元朝进士呢？
据润文兄考证，康熙《费县志·科贡志》并没有提到费县有“进士林应开”其人。而光绪《费县志·选举志》中则列入“元进士林应开”，润文兄以为应该是光绪年间费县人发现有林应开所撰的元碑而署名中有进士字样，故修志时加上了所谓“元进士林应开”。至于林应开是不是元代进士，是不是费县人，该志书完全无考。王润文兄的观点很有道理。
清道光《滕县志》记载林应开是金朝进士，也非编撰者的主张，而是从明万历《滕县志》那里照搬来的。《万历志·选举谱》序言作者王元宾说：滕籍进士，“金仅见林应开”。
王元宾毕竟是进士出身的大家，熟悉掌故，他应该也看到元碑上的林应开以及太学进士等署名，王所撰万历《滕县志·古迹志》载：玉泉宫“有进士林应开记文，不录”。王元宾知道大德年间元朝尚未开科举，所以称其为金朝进士。元宾先生是我素来佩服的乡贤，但他此说我一直持审慎态度。所以在我主编的《古滕十进士诗文译注》的后记里，我历数明朝之前的滕县进士，而不取“金进士林应开”其人。
金朝科举最末一次进士科是金正大7年，即1230年。距离大德三年已经有69年之久。即使林应开是金朝末科进士，其年为20岁，则大德三年他也已经89岁。以古代人的年寿精力，这个年纪还能撰文、书丹，其可能性极小。果真有其人其事，史书也应该当做人瑞来记载。
我一度考虑林应开是经童。金代有经童科。《金史·选举志一》：“凡士庶子年十三以下，能诵二大经、三小经，又诵论语诸子及五千字以上，府试十五题通十三以上，会试每场十五题，三场共通四十一以上，为中选。”按照金朝科举制度，经童考中后入太学学习举业，然后再参加进士考试。林应开或许是中经童后入太学，但未等中进士金朝即灭亡，故自称太学进士。但假设林应开入选经童时十二岁，那么大德三年也最少有八十一岁，这个年纪仍太老。从《玉泉宫碑》看，他还亲自动身往玉泉宫去，这在古代就太不寻常了。再说，经童在金代地位比较低微，比如金朝大臣胥持国就因为经童出身而颇为人诟病。经童也不应该自称进士，除非林应开仗着前代久远，恬不知耻，冒充进士。从林应开所撰文看，他似乎并非这种招摇之徒。因此，金代经童说非常勉强。
林应开自称“前太学进士”。除唐人称中进士且通过礼部关试而尚未授官者为“前进士”外（未中进士的称进士或乡贡进士），唐以后很少称“前进士”，间或有之，其含义也较为复杂。金朝官方无“前进士”称谓，有极少自称者，基本可以判断非进士。蒙元时期，金朝遗民中的进士则多自称“前进士”。目前可见统计有20多人。不过这个“前进士”是前朝进士的意思。
那么，既然林应开是金朝进士的可能性不大，有无可能是南宋进士呢？南宋进士入元后，自然也可称“前进士”。南宋进士科末科考试是宋度宗咸淳十年甲戌科，即1274年，距离大德三年即1299年不过25年，假设林应开20岁中南宋末科进士，则大德三年才45岁，这就非常合理了。
但是，为何林应开自称前“太学进士”而非“前进士”呢？这又是一个问题。其实考察一下宋代科举制度即可豁然开朗。
宋代考进士，必须先经过发解试，也就是相当于明清乡试的州府一级的考试，然后才能参加省试，也称礼部试（也即会试）。省试合格再经过殿试，才成为进士。对这些获得赴礼部参加进士考试资格的人，宋代沿袭唐代的习惯，称为乡贡进士。也因此，明清时期很多金石碑版也沿用唐宋故事，把举人雅称为乡贡进士。
宋代不单州府有发解试，还有一些特殊的发解试。比如转运司也有发解试。但是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发解试：太学发解试。宋代的国子监下有广文、太学、律学三馆，而太学是时间保持最久、影响最大的学校。在两宋的大部分岁月里，进士科的礼部试，太学总有自己单独的发解名额，而且名额相对还特别多。这种太学贡去礼部的参加进士考试的学生，就可称为“太学进士”，与州府发解的“乡贡进士”地位完全相同，甚至还享有更多的特权。
综上述，可以作如下推断：林应开极有可能是南宋太学里的学生，经过发解试参加了进士科考试，但没有考中进士。所以到了元朝，作为宋朝遗民，他按惯例自称“前太学进士”，而不是“前进士”。太学进士犹如乡贡进士，不是进士，只是参加过进士科礼部考试的举子。相对明清，就相当于参加过会试而未中的举人。
那么，既然林应开是南宋举子，而南宋时候滕县、费县这些地方先属金后属于元，作为滕县人或者费县人，他赴南宋参加科举进士科考试的可能性就不太大了。所以，我倾向于认为他是元朝客居或者为幕于滕州的南方人，而且极有可能是福州人。
福州城内有三山，分别是于山、乌石山、屏山，“三山”也就经常代指福州。林姓是福建的大姓，科举所出人才极多。据王润文兄查阅《三山志》《福州府志》等得知，林氏家族在宋末的行辈是“梦、应、大”三世。林应开正合“应”字辈。据润文兄统计，南宋末名“林应某”的进士，就有端平二年（1235）林应炎、嘉熙二年（1238年）林应龙、淳祐七年（1247年）林应发、宝祐四年（1256年）林应昂、咸淳四年（1268年）林应申等。咸淳四年距离元大德三年不过31年。若林应开20岁时候曾参加咸淳四年进士科考试，到大德三年他不过51岁。
三山虽是福州的代称，但县志及碑文上的“三山林应开”之“三山”，并不能只看作籍贯，有些时候看上去好像是他的字号。我们不妨看看《玉泉宫碑》的两段文字：
第一段：“冬十有一月朔，滕州玉泉宫通议大师蔡公，遣其门弟子苏道瑞过三山稽首而致言曰…”过“三山”，即拜访三山，此三山即可以是地名也可以是人名。若确定是地名，则不可能距离滕州太远。否则一笔墨文字之役无需万里迢迢到外地去寻，而且第三天作者也就随之来玉泉宫，这未免太折腾了。也可以解释为人名，比如是作者的号。“过三山”就可以解释为“来拜访我”。
第二段：“入坐有顷，郡人李公至，盖不期而会。师如前加礼，话及山泉事迹，公曰：泉固已知，请闻山之名，曰昔有名而不著，公能为我名之，非独山之幸，抑亦宫之幸。曰：山以云兴，水以龙灵，是山能出云致龙，润泽及物，宜以云龙为名可也。师曰善，乃起执卮，荅（同答）公俾三山叙其事以记。”蔡公起身端其酒杯，答谢了李公，然后让“三山”叙述此事并记载下来。很显然，此“三山”是人名。指的是林应开本人。那“三山”很可能是作者自己的号，作者像很多宋元时代的文人那样，号三山居士、三山子之类。
古人自称称名，以示谦卑；称人称字，以避讳尊重。但是别号，别人可称，也可以自称。比如苏轼可以自称“轼”，也可以自称东坡居士或者东坡。从他的诗歌中就可以看出：如“岂知西省深严地，也著东坡病瘦身。”（《再次韵答完夫穆父》）“东坡五载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宜。”（《赠黄州官妓》）“东坡虽是湖州派，竹石风流各一时。”（《次韵子由<题憩寂图>后》）“米、麦、水，三一而已，此东坡先生真一酒也”（《真一酒并引》），如《合浦愈上人，以诗名岭外，将访道南岳，留诗壁上云：闲伴孤云自在飞。东坡居士过其精舍，戏和其韵》。分别自称东坡、东坡先生、东坡居士，这种例子在苏轼集中不胜枚举。
至于籍贯作为称谓，则必须是元老重臣才可以。比如称曾国藩为曾湘乡，李鸿章为合肥相国，袁世凯为袁项城，但没有这样自称的。比如袁世凯决不能自称项城。但是可以自署“湘乡曾国藩”“淮南李鸿章”等。这里的湘乡、淮南等等就是籍贯而不是自称了。假设林应开是福州人，他可以自称“福州林应开”“三山林应开”。但不能自称林福州或福州。那么，他能不能自称“三山”呢？
三山是福州之山，以故乡或者他乡的山水地名作为自己的号，是可以的。就像苏轼把黄州东坡作为自己的号一样。道光《滕县志》中滕县的张光汉，因为曾在故乡奚公山白云洞读书，作文常署名白云。张大经居滕西故滕城就自号西滕。张宗孔自号泗滨，因为泗河就在滕县西部穿过。诸如此类。所以，“三山”既是林应开的籍贯，也可以同时是林应开的号。至于文中是哪层意思，要看具体语言环境而确定。
道光《滕县志》中林应开名下的《静乐园记》最后说：“客退，侯请三山林应开述其文而刻诸石。”此处的“三山”即可以理解为籍贯。此三山也非自称，原因见后文。“侯”即所谓“监郡安侯”，估计是元滕州的安姓达鲁花赤。道光《滕县志·艺文志》曹元用的《静乐园记》中提到他是“陇右人”，可能是西域原辽夏等国色目人。能在客人在场的情况下立时请林应开述文并刻石，由此可知林应开很可能是衙门里的幕僚或者经常出入州衙的名士。大概文才不错，书法尤其好，经常会写碑文作记并书丹。他与元代滕州官场应酬周旋可能比较多，但是因为他并非滕州人，而是客居，且很可能并非长期侨居，后来就离开滕州了，所以现存资料没有记载他的生平。就像写了《滕州性善书院存心堂记》的元刘逢源县志就没有记载，而李克忠、李稷这些滕州籍的官员进士文人就有记载。
为何说道光《滕县志·艺文志》《静乐园记》中的“三山林应开”非自称呢？林应开名下的《静乐园记》，其实作者并非林应开。该文最早见于万历《滕县志》“静乐园”条目下的一段文字，“副使李克忠记云：静乐园，监郡安侯之所…”就是这篇《静乐园记》。很清楚，《静乐园记》是李克忠作的记。同样是万历《滕县志》，“天庆宫”条目下有“邑人任择善记曰”的《天庆宫记》。《天庆宫记》作者是任择善。“重福寺”条目下有“余（指县志编撰王元宾）为之记曰”的《重福寺碑》，版权也归王元宾，而到了道光《滕县志》中，《静乐园记》作者就成了林应开，这很不合逻辑。盖凡万历《滕县志》中诗文前提到的人名，一概都是作者。万历《滕县志》编撰者王元宾记载很清楚，是副使李克忠作的记，而道光《滕县志》的编撰者们却不求甚解，张冠李戴了。所以该《静乐园记》的作者应该是元滕州人，时任海北广东道提刑按察副使的李克忠，而不是林应开。只是文中提到监郡安侯让林应开述文而刻石，并非说本文就是林应开所作。当时作《静乐园记》的当非一人，前面我就说过，道光《滕县志》中就有汶上县元曹元用的《静乐园记》同题文。林应开应该也作过同题，只是没有流传下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