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可阅读】三友赤子心 实业救国路——沪上第一家纺织厂的百年变迁史
在老城厢南部南车站路上，曾经有一家上海最大、最早的纺织厂——三友实业社。1912年，三位宁波人陈万运、沈九成、沈启涌集资450银元，雇工六七人，在上海横浜桥鼎新里（今四川北路、海伦路附近）开办了一家烛芯作坊，后虽因战争等因素，沈启涌、沈九成先后离开了三友实业社，但作为实业社的牵头人，陈万运自始至终都未曾离开他这个一手创办的爱国实业工厂，而三友实业也在那个年代成为了我国有史以来第一家具有大机器生产规模的纺织厂。
实业救国敢为人先三友共建实业社
陈万运，又名陈曼云，1885年9月出生在浙江慈溪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陈廷宏行贾四方，常年在外奔波。陈万运幼年时在家乡进私塾读书，15岁随父到上海谋生。先在市郊浦镇三阳泰烟杂店当学徒，后转入虹口嘉兴路上的乾新祥烟纸店当学徒。少年陈万运做事认真，又肯动脑筋，深得店主器重，满师后留店当伙计。
（三友实业社创始人陈万运）
辛亥革命前夕，关心国事的陈万运萌发了走实业救国道路的意念。他发现当时西方列强大肆对中国商品倾销，洋烛取代了中国老式的油盏灯和土蜡烛，而洋烛烛芯一直由日商经销，尽管要价高，仍供不应求。
于是陈万运邀请在上海高裕兴蜡烛店当学徒的沈九成和在乾新祥烟纸店工作的沈启涌，倾其所有，集资450元，在四川北路横浜桥南堍士庆路(今海伦西路)鼎兴里租借5间小屋，取名“三友实业社”，寓意三友合作，实业救国。购来10台手摇烛芯车，开始制造洋烛烛芯，产品商标定为“金星”牌。
（兴盛时期的三友实业社）
（兴盛时期的三友实业社）
抢抓时机抵制外货民族企业勇夺国内市场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货烛芯供应中断，日商借此抬高售价，英美厂商不得不向“三友”订货。这样，金星牌烛芯逐步将日货烛芯挤出中国市场。1915年扩建成厂房，工人增至百余人。1917年，在杨树浦引翔港购地30亩，建造规模较大的生产总厂，生产“三角”牌毛巾，与西邻日商东华毛巾厂生产的“铁锚”牌毛巾抗衡。
1918年，经董事会讨论，决定再增资，向外招资7万元，资本金总计达10万元。1919年，“三角”牌在北京农商部注册备案，其图案是由一个圆圈加内三角组成，寓意三人同甘苦、共患难。
同年，又在川沙设立工场，添置木机百余台，聘请了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郑祖廉任第一任厂长。他们把生纱漂白改为熟纱漂白，使毛巾的吸水、手感、白度、纱支脱脂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三友社不但在漂染工艺上，还在毛巾花式上进行革新，不断研究开发新品，生产新颖别致的多片综织造的回纹浴巾等，招招都使国产毛巾的质量得到了巨大飞跃。投放市场后，三角牌毛巾受到国人欢迎，畅销全国，甚至远销东南亚一带。
（三友实业收据）
（三友增资收据）
同时，也使日货铁锚牌毛巾营业日益衰退。日商不甘心失败，遂改变策略，用廉价政策，再来争夺市场。三友实业社则提高质量，精益求精、减少浪费、降低成本。在提倡国货、抵制日货高潮中，人民觉悟普遍提高，爱用国货深入人心，日货铁锚牌毛巾产量再多、价格再廉，无法与优质三角牌毛巾竞争，存货积压、工厂停工，不到三年，日商瑞和毛巾厂被迫歇业，而日货铁锚牌毛巾也于1923年完全退出中国市场。三角牌毛巾获得重大胜利，在中国的纺织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三友实业社由于经营管理得法，企业发展很快，三友的产品之多、营业之盛，在当时实业界中是屈指可数的。随着“三角”牌毛巾市场占有率的不断提高，三友社的利润也水涨船高，职工的收入水平远高于其他工商企业。陈万运还在厂里设立图书馆、俱乐部、医疗室等设施，处处为工人福利着想，因此三友社的工人们以社为家，凝聚力极强。
陈万运聘请漫画家叶浅予等为三友实业社广告科绘画宣传，漫画“三毛流浪记”的作者张乐平那时也在三友实业社广告部当绘图员。三友实业社还于1926年参加了美国世博会，“三角”牌毛巾荣获《丙等金奖章(纺织品类)》。
（漫画家叶浅矛）
日僧之乱上海之殇爱国之心当代传扬
然而正当实业社的生产如火如荼展开之际，却也引来了日本人的嫉恨，1932年1月18日下午，日僧天崎启升等5人以举行“寒中修行”为幌子，在马玉山路(今双阳路)三友实业社毛巾厂门前敲鼓击钟，还向厂内投掷石块与该厂工人产生纠纷。此时，由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事先收买和雇佣的打手，化装成工人模样混入义勇军之中，对天崎启升等人用石块猛砸猛打，最后造成日僧1死2伤。
（日僧事件中的三友实业社）
刚来上海的日本宪兵大尉重藤千春借口“日僧事件”，于1月20日凌晨指挥袭击三友实业社，纵火焚毁厂房6间。1月28日晚11时30分，日军发动了战争，第二天即占领了三友实业社。“日僧事件”和“三友实业社被焚事件”成为“一·二八”事件爆发的直接导火线。淞沪抗战爆发后，三友总厂被日军炮火炸毁，设备破坏殆尽，损失极为惨重，于1932年 6月被迫停产。1934年，沈九成离开了三友实业社，去办了“生生牧场”，改做牛奶生意。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杭州沦陷、工厂被日军占领后，日方要陈万运出任杭州维持会长，他拒不接受，躲进郊外杨梅岭山洞后潜行返沪。1938年日方又派人专程来沪，向三友实业社提出“共存共荣”的合作条件，撤出军营，合资经营，他断然拒绝，上海的《申报》《新闻报》《文汇报》《中美日报》《大美晚报》《大晚报》《新闻夜报》等，在12月9～10日争相刊登他的爱国行为，表彰他的浩然正气。
陈万运为了维持三友实业社职工生活，在租界制销国药，并代他厂销售棉织品。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租界，实行经济统制，他闲居在家。抗战胜利后，三友实业社先在北苏州路造了北仓，后在南车站路189号(原贫民习艺所旧址)造了南仓。
1949年定名为上海三友实业社毛巾厂。1950年8月，爱国实业家陈万运在上海新昌路金椿里职工宿舍走完了他坎坷的一生，终年66岁。1954年公私合营，共占地面积4200平方米。1966年改名为上海毛巾十厂，1979年又改名为三友实业社织造厂。
1997年7月三友实业社被列为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实业社内二楼曾有“文物史料”陈列室，有1929年的经商许可证原件和当年抗战的图片等史料。2007年底，因南车站路作为世博配套道路施工需要拓宽，该社拆迁始迁出半淞园路辖区。
（三友实业社现照）
三友实业作为曾经的抵御外资的民族品牌，虽然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最后走向衰败，但先驱者筚路蓝缕的奋斗意志和坚定不移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工业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作者单位：黄浦区半淞园路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