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推荐 | 纪念小平南巡25周年：创新发展亟需新一轮思想解放
弹指一挥间，邓小平南巡已25年。神州大地在经历了南巡带来的整整20年日新月异、年均增幅超过10%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已在近年间步入达到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合乎一般规律的“新常态”。在先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两次大冲击的洗礼之后，2016年以来的国际局面，更是“黑天鹅”乱飞，国家的内政外交、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似乎都充满着不确定性。当下在“矛盾凸显隐患迭加”的纠结与迷茫中，在“惟改革创新者胜”的新时代召唤中，中国尤其需要重拾小平南巡时锐意改革的闯劲、思想解放的激情。
南巡所解决的问题，在以理论语言表述“思想解放”方面讲，是终于由邓小平一言九鼎地说清楚，计划多一些或市场多一些，都是经济运行层面的机制与手段组合问题，而不是多少年争议不休的根本制度问题，资本主义也要有计划，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中国把国情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大潮流一并考虑，必须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以求进而实现和平发展中现代化的伟大民族复兴。这一实事求是的思想认识，“去意识形态”地打开了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而激发中国客观存在的发展潜力的巨大空间，带来了以解放思想而后解放生产力的“中国奇迹”。南巡被称为“邓小平有生之年的天鹅之舞”，并注定将成为中国现代化历史征途上的一座里程碑。
南巡讲话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而南巡讲话精神的时代内核，却可以一言以蔽之：创新发展。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人类文明一路发展提升的沧桑正道，是中国在工业革命落伍之后完成奋起直追再造辉煌的生命线，也正是邓小平南巡讲话点晴之笔、思想精髓构成了其浓缩与示范。要发展，只有创新，要闯新，就一定要思想解放，敢于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勇于在正确把所握世界潮流和现代化大方向的前提下，实现关键问题上决定全局的突破。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高决策层反复强调改革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一招”，是我们的“最大红利”之所在，在改革深水区“再深的水也要蹚”，要把“壮士断腕”的改革勇气、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历史责任”担当与高超的改革智慧相结合，涉激流、过险滩、啃硬骨头，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而攻坚克难，这些与南巡的精神内核正是一脉相承的，而且集中体现在中央新近凝炼的现代发展理念的第一条：作为“第一动力”的是创新发展，以此，来引出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作为发展归宿的共享发展——以人民为中心走向共同富裕的中华民族和平崛起中的可持续发展。
抚今追昔，与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相比，我们今天的改革环境和任务已有极大不同，然而中国经济社会的转轨仍在进行中。进入深水区，有些“石头”可能是摸不到了，显然需要更高水平的顶层规划，而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届全会，正是提供了为社会高度关注、迫切需要的顶层规划性质的方针指导。以此把握改革推进的方向和路径、哲理与要领，正需要继往开来，把邓小平南巡的创新壮举及其服务于党的基本路线的思想解放精神元素发扬光大。
——从压力看，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大刀阔斧的开拓性改革，固然是由于“十年浩劫”和传统体制弊病已生成了“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的倒逼，再乘势加上思想解放大潮的有力助推，表现为改革者破釜沉舟的“哀兵”式一鼓作气、义无反顾、奋发昂扬地开创新局；而当下阶段的改革深化与攻坚克难，同样有进展之中“矛盾累积隐患迭加”的风险威胁，问题导向和形势逼迫之下，只能奋力向前涉险滩、啃硬骨头，“壮士断腕”般攻坚克难，力求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大踏步地跟上时代，这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照样是别无选择的，照样要反复强调“狭路相逢勇者胜”、“惟改革创新者胜”。
——从动力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中国人认清与把握世界大势和文明发展主流，紧紧扭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地追求“和平崛起”的伟大民族复兴，已推进到使“从未如此接近”的中国梦实现其“梦想成真”的关键性历史阶段。同时，改革的复杂程度和推进难度，正应得上“行百里者半九十”这句老话。在认识、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同时，最为至关重要的是还必须能动地引领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沿着80年代从制度供给入手推动全局的基本逻辑和创新发展规律，继往开来并升级式地寻求可持续发展，这必须也必将得到80年代以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所构建的创新发展的动力源、动力体系的升级式的支持。
——从经验看，其实80年代后的改革推进中，不仅有农村改革“蓄之既久，其发必速”的高歌猛进，也有城市改革的坎坷试错、“价格闯关”的时机误配，和其后“经济问题社会化、政治化”的严峻社会考验，但毕竟在探索中积累着改革经验，铺垫了、引出了下一十年小平同志南巡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确立及其后的巨大成就——改革中的上下互动、凝聚共识，是在风雨波涛之中按“进行时”曲折推进的；党的十八大之后，我们显然也需要经历新时期、新阶段进一步凝聚共识、减弱分歧的考验，实质性的改革不仅需要有冲破利益固化藩篱的更大决心、勇气和魄力，还需要借鉴国际国内经验形成更高水平的方案优化、运行智慧和协调艺术，争取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支持和积极参与。把握好人心向背、形成改革合力，既要借鉴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验教训，又要超越式和建设性地处理好多种新的问题，应对新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精神层面我们理应得到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改革家的改革信念与榜样力量的支持；实践层面我们要更多地强调实事求是与宽容态度，需要继续鼓励基层、地方在市场取向改革中的先行先试，应“允许改革者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
改革的同义语是思想解放前提下的制度创新，创新就意味着有不确定性，但在制度创新方面，我们首先要努力提升其确定性，也就是在改革深水区、在前面三十余年成败得失、经验教训的总结基础上，需要牢牢把握其基本的理念、逻辑和大方向，有胆有识、务实可行地使改革在攻坚克难中深化而得到实质性推进。为此，我们亟需新一轮思想解放！
再次强调思想解放，就需要正视已经形成的利益固化藩篱而求其破解。只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空间已经用完，业已十分坚固的部门利益、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局限性，相当广泛地表现在一系列具体的改革与发展事项上，正日益凸显其惰性和阻碍作用，但是，“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要难”，因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改革开放以来的动力机制，初始就是“明确物质利益原则”而抓住发展硬道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使人民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团结起来为之而奋斗”，但正如邓小平晚年所说，当发展起来之后，问题并不比不发展的时候少，比如，如何针对收入差距扩大情况下部门、地方、小团体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固化，升级改造相关体制机制、优化再分配，已成为十分得罪人、十分棘手但非解决不可的难题。新一轮思想解放，势必要求在继续贯彻物质利益原则的同时，反思并直言不讳指出利益格局从原来的“平均主义”向新阶段的“过度分化”的演化及其相关的新的不公正性弊端，借鉴收入再分配调节的基础性制度建设与政策运用的国际经验，并密切结合中国实际，设计实施攻坚克难的提高直接税比重、推行基本社保的全社会统筹、“大部制”与“扁平化”和落实省以下分税制、以及从官员开始实行财产申报制度配合反腐倡廉等改革方案。对方方面面刻意回避的“得罪人”的难题要捅破其窗户纸，就是新的思想解放的重要任务之一，而鼓起捅破这层窗户纸的勇气，却正是要求改革者牺牲自身利益而出以公心的—-同时中国社会必须进一步强调给改革者“有所作为”空间的极端重要性。
再次强调思想解放，更需要正视已出现的极端化思维和观点交锋中的暴戾氛围来加以矫治。信息时代的“自媒体”功能加上网上“碎片化”特征的爆炸式传播效应，正面说是使当下观点的多元化表达十分便利，反面说是使非黑即白的极端化思维最易吸引眼球和形成“羊群效应”，形成思想和舆论宣传中的挑战性问题。于是在改革“步履维艰，综合疲劳”的深水区，新一轮的思想解放中，一方面仍应在某些“贴标签”式问题上继续把握邓小平称作“一大发明”的务实明智的“少争论，不争论”来引领舆论倾向，另一方面又需在无法回避争论、亦有必要深化认识的思想领域，培育和倡导理性讨论的国民素质，充分尊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发展规律。思想讨论中“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誓死捍卫你发言的权利”，应成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国家治理锁定“包容性发展”、国民“走向共和”的思维根基，也应构成思想解放在新阶段上文化宣传管理部门（官方）与受众（社会公众）的底线共识。习惯于官本位、行政化框架的舆论管理而行不讲道理的硬性压制，逆党心、失民心，有百害而无一利。新的思想解放，应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中共优良传统和宪法、党章、改革开放基本路线中用好用足观点交流、理性讨论的坚实政治基础和巨大思想空间，鼓励创新发展，容忍试错失误，抑制恶俗弱智，开阔国民心态，从混沌中走出澄明激越、凝聚正气、催人奋进的中国“软实力”提升之路。
再次强调思想解放，一定要正视中国官场和社会仍然流行的一些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思维定势而力求摒弃。明哲保身、因循守旧、偏狭嫉妒、固步自封、热衷于拉关系搞小圈子、讲排场重形式忽视内涵……凡此种种，都是改革创新的大敌，尤其是诸如此类的陋习积弊，一旦与公共权力结合，更是祸害连连，误事误人，伤国殃民，亟应排除。新的思想解放，正需针对性地引出官民思维特性的良化发展和社会风气的现代化改造，并发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以弘扬光大，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来支持改革、振兴中华！
以下是上文经编辑后的精简版，刊载于《环球时报》2017年2月14日：
贾康:回味南方谈话,永葆思想解放激情
弹指一挥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已25年。南方谈话以来,神州大地经历了整整20年日新月异、年均增幅达10%以上的高速增长,近年来步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合乎一般规律的“新常态”。
在先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两次大冲击的洗礼之后,2016年以来的国际局面,更是“黑天鹅”乱飞,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似乎都充满着不确定性。在“唯改革创新者胜”的新时代召唤中, 中国尤其需要再强调小平南方谈话时锐意改革的闯劲、思想解放的激情。
创新发展是南方谈话的时代内核
从以理论语言表述“思想解放”的角度,南方谈话所解决的问题是——终于由邓小平一言九鼎地说清楚,计划多一些或市场多一些,都是经济运行层面的机制与手段组合问题,而不是多少年争议不休的根本制度问题,资本主义也要有计划,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中国把国情与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新成果一并考虑,必须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以求进而实现和平发展中现代化的伟大民族复兴。这一实事求是的思想认识,“去意识形态”地打开了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而激发中国客观存在的发展潜力的巨大空间,带来以解放思想推动生产力解放的“中国奇迹”。
南方谈话的内容十分丰富,而南方谈话的时代内核,却可以一言以蔽之:创新发展。要发展,只有创新;要创新,就一定要思想解放,敢于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勇于在正确把握世界潮流和现代化大方向的前提下,实现关键问题上决定全局的突破。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高决策层反复强调改革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一招”,在改革深水区“再深的水也要蹚”,涉激流、过险滩、啃硬骨头,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而攻坚克难,这些与南方谈话的精神内核正是一脉相承的,而且集中体现在中央新近凝炼的现代发展理念的第一条: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抚今追昔,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我们今天的改革环境和任务已有极大不同,然而中国经济社会的转轨仍在进行中。进入深水区,有些“石头”可能是摸不到了,显然需要更高水平的顶层规划,而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届全会,正是提供了为社会高度关注、迫切需要的顶层规划性质的方针指导。以此把握改革推进的方向和路径、哲理与要领,正需要继往开来,把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创新壮举及其服务于党的基本路线的思想解放精神元素发扬光大。
改革是思想解放前提下的制度创新
创新就意味着有不确定性,但在制度创新方面,我们首先要努力提升其确定性,在改革深水区、在前面三十余年成败得失、经验教训的总结基础上,需要牢牢把握其基本的理念、逻辑和大方向,有胆有识、务实可行地使改革在攻坚克难中深化而得到实质性推进。为此,我们需要再强调新时代下的思想解放!
再次强调思想解放,就需要正视已形成的利益固化藩篱而求其破解。只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空间已经狭小了,业已十分坚固的部门利益、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局限性,相当广泛地表现在一系列具体的改革与发展事项上,正日益凸显其惰性和阻碍作用。但“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要难”,改革开放以来的动力机制,初始就是“明确物质利益原则”而抓住发展硬道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使人民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团结起来为之而奋斗”。但正如邓小平晚年所说,当发展起来之后,问题并不比不发展的时候少。比如,如何针对收入差距扩大情况下部门、地方、小团体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固化,升级改造相关体制机制、优化再分配,已成为十分得罪人、十分棘手但非解决不可的难题。
新一轮思想解放,势必要求在继续贯彻物质利益原则的同时,反思并直言不讳指出利益格局从原来的“平均主义”向新阶段的“过度分化”的演化及其相关的新的不公正性弊端,借鉴收入再分配调节的基础性制度建设与政策运用的国际经验,并密切结合中国实际,设计实施提高直接税比重、推行基本社保的全社会统筹、“大部制”与“扁平化”和落实省以下分税制等改革方案。对方方面面刻意回避的“得罪人”的难题要捅破其窗户纸,就是新时代下思想解放的重要任务之一。
思想再解放需摒弃思维定势
再次强调思想解放,更需要正视已出现的极端化思维和观点交锋中的暴戾氛围来加以矫治。信息时代的“自媒体”功能加上互联网“碎片化”特征的爆炸式传播效应,正面说是为当下观点的多元化表达创造便利条件,反面说是使非黑即白的极端化思维最易吸引眼球和形成“羊群效应”,形成思想和舆论宣传中的挑战性问题。
于是在新一轮思想解放中,一方面仍应在某些“贴标签”式问题上继续把握邓小平称作“一大发明”的“少争论,不争论”来引领舆论倾向,另一方面又需在无法回避争论、亦有必要深化认识的思想领域,培育和倡导理性讨论的国民素质。
新时代下的思想解放,应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中共优良传统和宪法、党章、改革开放基本路线中用好用足观点交流、理性讨论的坚实政治基础和巨大思想空间;应鼓励创新发展,容忍试错失误,抑制恶俗弱智,开阔国民心态,从混沌中走出澄明激越、凝聚正气、催人奋进的中国“软实力”提升之路。
再次强调思想解放,一定要正视中国官场和社会仍然流行的一些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思维定势而力求摒弃。明哲保身、因循守旧、偏狭嫉妒、故步自封、热衷于拉关系搞小圈子、讲排场重形式忽视内涵……凡此种种,都是改革创新的大敌。尤其是此类陋习积弊,一旦与公共权力结合,更是祸害连连,误事误人,伤国殃民,亟应排除。
新时代下的思想解放,正需针对性地引出官民思维特性的良化发展和社会风气的现代化改造,并发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以弘扬光大,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来支持改革、振兴中华!
贾 康 介 绍
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市等多家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2016年出版《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供给侧改革十讲》、《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