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磐生物创始人钱锋/寇翔：刹那抉择，不过是有意无意的经年积累
01
「不念过往，不畏将来」
九年前的夏天，他带着6岁的儿子回国探亲。自从硕士毕业赴美后，他每次回国都直飞上海，这一次，他想让孩子看看北京和自己曾经上学的地方。回到清华园，当年的老师说清华要新建药学院，问他想不想回来。他在半小时内就做出了决定——回到清华，因为那是让他再次感觉兴奋的一件事。
“不念过往，不畏将来”是他的微信签名。我问是否可以算作他的座右铭，他说只是很喜欢这句话，虽然简单，但蕴含着哲理，听起来也没有那么肉麻。
“我发现很多以前非常优秀的同事或朋友，他们的过去已然成为负担，那些他们无法丢掉的东西，其实在阻碍着未来的发展。他们对未来有太多的担心，对未来的想象力也总是停留在负面。辉煌的过去不应该成为枷锁，任何时候都需要保持年轻的心态，其实未来就意味着无限的可能性。”
钱锋：愈磐生物创始人。美国CWRU（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凯斯西储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博士，清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学士及硕士；现任清华大学药学院教授、药学院副院长，主要从事肿瘤新型药物治疗方法及小分子和蛋白药物的物理药剂学研究，已申请10项美国/中国专利，发表50余篇学术论文。
曾在美国BMS（Bristol-Myers Squibb，百时美-施贵宝）历任研究员（Research Investigator）、资深研究员(Senior Research Investigator)、主任科学家（Principal Scientist），主要从事药剂学和药物研发项目管理，曾负责/参与新药制剂研发项目20余个。
兼任Molecular Pharmaceutics副主编，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AAPS PharmSciTech 等期刊的编辑顾问委员会成员，中国药学会纳米药物专业委员会委员。
▌我的求学经历并没有什么规划
上高中时，钱锋除了喜欢文科之外，还特别想去设计飞机。报考大学时，他想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做飞机设计，但父母担心他将来可能要跑到山沟里工作，就找到一位熟识的北航老师说服他报考清华，最终他顺从了父母的意愿。
“当时感觉材料科学工程可能与飞机新材料有关，就选择了清华的材料专业。在清华材料科学专业读完本科后保研继续读硕士，我知道自己已经与飞机设计无缘，但那时我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做什么。”
钱锋在清华读硕士时，唯一与生物医学相关的是所学的材料涉及骨科修复材料。硕士毕业后，他像大多数同学一样选择出国读博。拿到普渡大学材料系的全奖offer，他就订好机票准备去普渡。
转折完全出于偶然。出国前夕，他收到一封很长的Email，写信的人是当时美国凯斯西储大学教授高金明（现任美国西南医学中心Harold C. Simmons Comprehensive Cancer Center药理系教授）。
“高老师北大本科毕业后去哈佛读了博士，然后在MIT Robert Langer组做博后。当时他刚从MIT做完博士后到凯斯西储大学任教，在寻找学生时发现了我，就给我写了那封长长的Email，跟我解释生物医学工程怎么有意思。当时对未来方向迷茫的我心动了，就拒绝了普渡大学的Offer，转读凯斯西储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博士。”
在那封邮件中，高金明跟钱锋描述了实验室的方向，一是做药物递送，广义地说就是药物制剂，另外还做组织工程如培养人造器官等等。钱锋感觉特别有意思，应用导向和临床导向的一些想法让他觉得很兴奋。
“其实我当时没有什么职业规划，更多是兴趣激发的决定。我在清华材料系的很多老师以基础研究为主，材料科学和材料物理方向也非常理论化，所以我对未来的职业方向一直不确定。我特别希望能做一些应用导向的研究，直觉生物医学工程是能激发我兴趣的方向。”
1998年，钱锋成为高金明教授的第一个博士生。
钱锋刚去美国时曾住在高金明租住的公寓里几个月，他们几乎天天一起去实验室，互相交流的时间特别多，钱锋很认可导师以临床为导向的研究思路和理念。彼时的高金明还不到30岁，只比钱锋大三岁，他们在一起时，常常被误以为是两个学生。
在美读博期间，钱锋第一次感觉自己做的研究意义重大。“我开始认真勤奋地做科研，一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周末也在实验室度过。美国圣诞节很隆重，大家都去休假，我一个人留在实验室里继续做实验。冬天的克利夫兰特别冷，我一个人同时做好几摊实验。记得有一个试验需要用冰水浴，而放冰的房间又因为假期锁了门，我就自己跑到外面挖很多积雪来充当冰水。那时完全是自我驱动，虽然很忙，但感觉特别有价值。”
当时钱锋在研究肝癌药物的递送系统，研究思路是借鉴MIT的一个脑瘤产品，但后来发现对疾病和临床的复杂性考虑得还是不全面，研究停滞于实验室阶段。
“我在读博的几年时间里收获非常大。凯斯西储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的博士训练要求很高，我的博士指导委员会里的教授来自各个研究方向，有临床医生、病理系教授、高分子材料学教授、生理学系教授，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博士委员会。做课题设计时，他们会从各方面提出问题和挑战，如果做的不好，必须重来。虽然那时并没有做成功一个能上市的产品，但确实学到很多，如何结合临床需求及疾病特点去做药物设计，是日后我从事科研总体思路的基础。”
▌我不想当教授，只想进入工业界
钱锋在读博期间发表了不少文章，包括5篇第一作者论文，2篇第二作者论文。博士毕业时，高金明建议他走学术道路，先去自己在MIT的导师Robert Langer那里做博士后，然后再找一个教授职位。
“但我当时特别明确不想做教授，我很想去尝试制药工业界的科研工作。我拒绝了美国一个州立大学请我去做助理教授的邀约，一心想进入工业界看看药物究竟是怎么被研发出来的。”
2003年，博士正式毕业前两个月，钱锋加入BMS (Bristol-Myers Squibb )药物开发部的ADDT（Advanced Drug Delivery Technologies）团队，主要职能是把BMS特别难做的药物做成适合的剂型。
加入BMS后，钱锋才真正感受到制药企业与大学做科研的巨大差异。“工业界的实践经历告诉我，把一个研究项目做成药到底有多少壁垒，我也因此意识到在学校做研究距离一个可以产业化的药物差距有多大。”
钱锋在BMS的收获主要有三点：第一，他清楚地认识到药物研发的全流程及关键要素；第二，药物研发需要多方面的合作，一个人的力量极其有限；第三，如何用工业界的思路和语言讨论药物开发的问题。这让他日后本能地过滤掉没有转化可能性的科研方向，做任何研究都有非常清晰的导向性和选择性，这也是后来他在清华的实验室能跟众多制药企业技术合作的直接原因。
钱锋在BMS做制剂研究时并没有聚焦于某个疾病领域，时间跨度最长的项目分布在糖尿病、老年痴呆症等领域，但所有项目的共同点都是难以做成某种剂型。
“我在BMS的上司是VP级别的科学家，同时是四个美国大学的兼职教授，他总是鼓励我在空闲时多做研究。所以，除了做项目开发管理之外，我拿出一部分时间研究新技术、探索新思路，并负责与外部大学的合作。”
在BMS工作近十年，钱锋发表了10多篇学术论文，这在工业界并不多见。
▌我选择回到清华，并不是因为清华情结
一个人对自我的清晰认知往往要在实践中经历反复。钱锋曾经很明确自己不想做教授，但在工业界工作一段时间后，他意识到自己其实很喜欢做研究。同时，他也认识到工业界的局限。
“虽然在大公司工作有很多优点，比如我积累了丰富的科研经验、项目开发及管理经验、沟通交流方式等等，也认识了很多值得尊重的同事和朋友。但大公司也有非常明显的问题，比如更擅长规范性的‘命题作文’，虽然在做事流程上很清晰但创新性有限。”
钱锋至今清晰地记得BMS的一次庆功会。“癌症免疫治疗PD-1抗体上市之前，第一个免疫检查点抑制剂anti-CTLA-4是BMS的治疗黑色素瘤的革命性产品。大约在2010年上市后，BMS搞了一个大party，被治愈的女患者受邀来到公司，她在台上声泪俱下，感谢BMS挽救了她的生命。那天大家都特别嗨，感觉很有成就感。”
散场后，钱锋在回家路上回想了这个产品的整个研发过程，开始反思背后的原因。
“其实BMS是通过收购一家小公司而偶然拥有了这个项目，最终成功上市。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比如默克的PD-1也是从小公司买进的，很长时间并不知道这个项目的价值。大公司在创新方面泛善可陈并非偶然，长期在大公司里的安逸会让不少人失去做挑战性工作的动力和创造力。我周围很多毕业于名校的博士工作多年后，大家谈论的话题逐渐从科学变成只有奖金、股票、将来的退休金，曾经锐意进取的状态日渐消磨。”
在BMS工作的后几年，钱锋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做研究，他一直很怀念博士期间曾经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的热情。“我对做教授的想法也有了改变，至少不排斥，但也没有积极主动去寻找机会。”
2011年，钱锋带着6岁的儿子回国，想让他看看北京和自己曾经上学的清华园。钱锋的老家在江苏，自从1998年离开清华赴美后，他每次回国都直飞上海，再没有来过北京。
“那年暑假回到清华，几位老师说清华要建药学院了，他们欢迎我回来。那时清华既没有药剂方向的教授，也没有像我这样在美国兼具研究背景和工业界背景的人。我几乎在半小时内就做出回来的决定，因为这是让我感觉兴奋的一件事。”
2012年8月，钱锋正式回到清华；当年年底，清华药学系正式成立；2015年，药学系发展成为清华药学院。
宁静：清华引进人才特别看重不同的专业背景或职业经历吗？
钱锋：其实没有，清华也还是以学校的视角和标准来选拔人才。假如我在BMS没有做过研究、没有发表过很多论文，应该不会有机会进入清华。我那时写文章发论文并不是为了有朝一日当教授，只是做我喜欢的事情而已。很多事其实无法规划或者说规划只是一方面，还需要有机遇，当然也需要有准备，尽管这种准备可能并不是有意而为。
我不想回避一个不争的事实，清华的弊端与其他中国高校一样，引进人才仍以发表论文为导向，这其实会限制很多人才。有的研究人员很有创新能力，但他可能不会在Nature或Science上发论文，就不会符合国内高校的引入标准。文章导向会导致引进的人才相对趋同，也导致一些亟需的研究方向和很有能力的年轻科学家很难在中国高校成长。这不是清华独有的，而是整个国内学术界普遍存在的问题。
生物医药科研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寻求真正有意义的科学发现或真正有价值的临床药物，而不是去设计构造一些看似新颖却无实质科学和应用价值的文章。学术文章需要有其真实的价值而值得被发表，文章的发表和影响因子本身并非科研的首要目的。
在美国，比如我了解的一位威斯康辛大学药学院的同行教授，同时是美国医学科学院院士，他发表的论文影响因子大概只有3-4分，另外一位MIT化工系的同行教授在文章发表上也类似。他们的文章在清华根本拿不到台面，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在制药行业的创新能力和地位。国内目前采取的简单化衡量标准就像高考一样，划个分数线，得分越高就算你越好，其实这是一种简单粗暴的评价方式。
我回清华还算比较早，如果现在回来恐怕很难进入。我曾经很想鼓励几位在美国工业界特别有创新思路的朋友来清华药学院任教，但后来发现按照学校的标准非常难，现在我已经放弃了这样的努力。如果他们真能回国，需要放弃的东西也太多，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做出这样的选择。
宁静：清华药学院与传统药学院相比有何不同？清华药学院里的创新药研发中心可否视为创新模式的一种体现？
钱锋：清华药学院跟传统药学院的差别还是蛮大的。首先，清华药学院不分药理、药化、药分、药剂等细分专业，其实药物研发并不需要这样区分。我就不是一个传统的药剂学专家，有时别人问我是做什么专业的，我很难给自己归类，就只好说是做药剂专业的，但往往会紧跟着下一个问题——那你是做什么剂型的？缓释还是控释？这时我就很难再回答。我不专注于某一类特殊的剂型，而是以需求为导向。在清华药学院，很难把某个人归类到某个细分学科，大家的思路都很开放，接受的前沿信息也更多一些。
其次，清华药学院真的很年轻，我已属于“老年人”。我的同事平均年龄约35岁，PI（学术领头人）大部分也都很年轻，超过40岁就属于“老年人”了。
再者，清华药学院是一个学习氛围特别浓的开放式环境，这让我有机会利用一些全新的手段解决我的专业领域里的一些问题。有时候我觉得特别内疚，因为我的同事大部分从事非常早期的生物学基础研究，我跟他们学习到很多思维方式、技术手段，但他们基本上用不到我研究的药剂学，所以我觉得总在占他们的便宜。现在回想，相互学习的开放式氛围是我到清华工作最大的吸引力。
清华药学院里确实有创新药研发中心，但所谓模式其实并不重要。模式是由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决定的，什么样的人聚在一起就会形成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很难在前期去定义。如果一群人有创新的想法，不需要叫什么创新中心，就可以成为创新中心；如果没有创新意识和想法，把多少人聚集在一起也不会产生创新。
美国药学院也有传统和非传统之分，比如美国东部和中西部的一些州立大学药学院就相对传统，也分药理、药剂、药化等细分专业学科。美国传统药学院的一个主要教育目的是培养药剂师，有点像中国职业学校的概念，做原创性生物医药研究的能力并不一定是最强的，很多时候做出创新型药物研发的是一些综合性大学。所以，我觉得清华药学院也没有必要跟传统药学院相比，真正创新型的药物研究机构也不都在药学院里。
宁静：您在清华药学院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什么？是如何确定的？
钱锋：回到清华后，我的研究方向在不断地调整，目前主要做两方面的研究：一个与制剂有关，比如特别难溶难吸收的药物制剂、高浓度的蛋白制剂、口服的多肽制剂等等。其实我原来在BMS时，解决制剂难题就是我们的工作。由于工业界的需求，我现在的实验室在制剂方面跟很多企业有长期合作，包括一些跨国企业。
另一个是与胰腺癌相关的癌症治疗研究。不同疾病有着不同的生物学特点，治疗方案也不同。以肝癌为例，美国对肝癌的治疗曾有过一个方案叫Imaging Guided Thermal Ablation（影像引导的肿瘤热消融），医生在CT或MRI影像介导之下，把一个长针头直接插到患者的肿瘤部位，针头的头部通过射频加热，相当于用高热量把肿瘤细胞杀死。其实热传播的范围很有限，不可能杀死所有的肿瘤细胞，周边一定会有剩余的肿瘤细胞，所以肿瘤很快就会复发。
我在美国读博时做过一个项目，我们设计了一个缓释癌症药物的生物可降解装置，通过同一个针头留下的轨迹，在手术后递送缓释药物装置来控制肿瘤复发。这是一个特别“工程化”的思路，20年前我做博士时更像一个工程师，根据肝癌组织的特性设计药物的缓释方式，需要借助于材料、数学模型等设计药物释放曲线。
我在BMS工作后逐渐认识到一个问题：对于特别复杂的疾病来说，仅仅通过工程化的机械设计很难解决问题，这也是导致项目难以获得临床成功的原因之一。这件事也给我一个启发：现有的药物如果只通过改变递送方式来治疗一个特别难治的肿瘤，很难成功，我们需要意识到生物学在药物设计中的重要性。
在美读博时，我的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是医学院和工学院都有的跨学科专业。虽然我也跟医学生一起上过课，但那时对疾病机理及生物学机理的关注很有限，真正意识到生物学的重要性是在回国以后。
宁静：为什么会专注于胰腺癌的研究？与药物递送之间有怎样的关联？
钱锋：选择胰腺癌领域基于几个原因：首先，胰腺癌目前没有什么有效的药物；第二，胰腺癌领域有很多人在研究，有很多生物学的发现，也有很多暗示性的结果，确实存在一些在机理方面很独特的化合物无法成药。我们就是要利用这些生物学的信息及前期的临床数据，用创新思路来做药物设计。
最早关注胰腺癌，是因为意识到从生物学机制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疾病。药物之所以对它无效，很多时候并不是物理原因，而是生物学原因。我后来形成的思路是，如果面对特别复杂的疾病，想要有突破性的治疗方案，首先要理解生物学机制。虽然我不是生物学家，不做非常深入的生物学探索，但对生物学研究现状要有充分的认识，在掌握生物学信息的基础上，思考可能的突破点，再研究什么特点的药物适用于这个机理，最后考虑药物的递送手段。
胰腺癌在生物学上的最大特点是具有特别复杂的肿瘤微环境。假如从患者的胰腺肿瘤切下来一块，真正的肿瘤细胞体积大概不足20%，其他的是与肿瘤相关的成纤维细胞、免疫细胞等，还有非细胞的肿瘤基质成分形成的复杂复合体系。其中的细胞及非细胞组分之间通过生物信号互相影响，最终促进肿瘤生长并促使肿瘤耐药，所以普通的化疗药、靶向药及免疫治疗都无法发挥实质的作用。
我们现在的胰腺癌实验室，是在了解胰腺癌生物学基础的前提下寻找从生物学机理上匹配的药物，包括过去曾研究过的药物，可能药理机制很独特但因成药性的问题而失败。
我们会通过化学结构修饰、蛋白改构等方式来设计药物。药物制剂也不再仅仅是操作手段，而是一种思路。比如，某个药物分子在体内的半衰期特别短或治疗窗特别窄，我会根据这个特殊问题去做化学修饰及制剂方案，最终让这个药物以一个最优的动力学方式、有选择性的到达目的地。
宁静：如何理解递送系统在药物设计中的作用？
钱锋：举例来说，假如某药物针对特定靶点A，临床作用已经得到验证，但因为靶向性不好，脱靶会造成严重后果，所以无法继续开发。这时，以药物化学为主导思想的研究者会去重新筛选一个化合物，尽量降低脱靶的几率。我的想法也是改进化合物，但不是为了针对靶点做药物筛选，而是把化合物改构为可以被已知的或可创造的药物递送系统来递送，同样达到不脱靶的目的。
再比如，肿瘤免疫调节剂如果能到达肿瘤微环境，就会起到调节肿瘤免疫环境的效果，让肿瘤有更好的免疫原性。但实际上这种免疫调节剂很难成药，因为不太可能通过瘤内注射把药物打到肿瘤里。但出自学校的很多研究文章就是直接把药物打到肿瘤里，这在临床上不可行，因为实际临床中是系统给药。
如何解决？一种方式是设计一个新的化合物，希望它有更好的导向性、选择性，不要产生不希望有的副作用。我的想法是，如果这个化合物到达肿瘤部位的某个特定细胞类型就会产生效果，那就设法让它匹配适合的递送系统。为了让该化合物能跟特定的递送系统匹配，我就需要对化合物进行化学改构。
这就是递送系统在药物设计中的作用。
所以，不是因为我专门研究某种递送系统就去选择，而是因为这个递送系统对某个药物特别适合。我不喜欢说什么制剂平台，因为我不怎么相信平台技术这样的说法。某个特定的药物，需要量身定做一个递送系统。
宁静：回清华做教授已经满足了您对科研的兴趣，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创立愈磐公司？
钱锋：我回到清华时，从没想过几年后会创立公司。但是科研做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一些比较有趣的思路。我做科研一直以应用为导向，而在大学里想要技术转化，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跟企业合作，另外一种就是自己做企业。最终我决定自己做企业，是因为更利于我们的想法能有质量地落地实现。
大学并不是一个以技术转化为导向的机构，在转化方面的能力和方式上也并不高效。学校对创立公司这件事一般不会反对，因为学校本身也缺乏支持技术转化的机制，如果能有一个专业团队去推进就更好。
我觉得很需要有一个平行存在的校外机构，自己做公司就特别符合这个需求。在创业构想初期，我找到了很好的合作伙伴并得到投资人的支持，这些因素就促成了愈磐生物的创立。
我的实验室与愈磐是合作关系。胰腺癌是特别值得研究的领域，因为它在生物学上太复杂了，几乎所有肿瘤具备的特征它都有。胰腺癌领域的研究思路和成果，未来也可以应用于其他肿瘤类型。所以，愈磐的产品布局和技术转化也不会只局限在胰腺癌领域。另外，我们实验室和愈磐的药物研发都是生物学机理导向，制剂技术是达到目的一个强有力的手段。
其实清华实验室更像是愈磐的一个种子，但愈磐不是只跟清华实验室合作，而是要充分利用众多高校研究机构的想法并让它们落地生根发芽。如果愈磐发展顺利，随着体量的增大资源也会越来越多，那时就应该放眼全球寻找合适的伙伴，如果仅仅以我在清华的实验室为转化平台，视野和格局未免太小了一点。
02
「为行业和患者服务」
钱锋在创业构想初期就找到的“很好的合作伙伴”，就是后来愈磐生物的联合创始人及CEO寇翔。
2017年，寇翔作为主席的AAPS（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harmaceutical Scientists，美国制药科学家学会）中国讨论组，与当时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高级研修院组织了一场年会活动，邀请钱锋去做报告。
那次会议让钱锋颇为惊讶，因为AAPS在中国只是一个民间组织，而学术界、工业界和监管机构的很多专家都应邀参会。当时他觉得寇翔的组织能力非常强，人也特别热情，后来在不同场合他们都有过多次接触。
钱锋刚有创业构想的时候，正巧寇翔受他邀请来清华讲课。钱锋跟寇翔介绍了创立公司的思路和想法，并问他是否愿意一起创业，没想到寇翔在5分钟之内就做出了决定。
他们的专业背景都与药物制剂相关，但钱锋的经验更多在早期发现的想法和概念；寇翔除了参与早期发现外，对于产品战略规划及执行、中后期开发及申报也有丰富经验。这样的组合对初创公司而言非常互补。
2018年，愈磐生物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成立。“愈磐”取义治愈顽疾，创立之初即得到晨兴创投和薄荷天使基金的天使轮投资。2020年8月末，A轮融资正式开启。
寇翔：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博士后，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沈阳药科大学学士。现任愈磐生物联合创始人及CEO。曾任职默沙东，支持过20余个产品的全生命周期药学研究及申报、上市后变更及GMP核查；曾任职诺华，负责超过40个项目的制剂研究。
美国药学科学家学会（AAPS）中国讨论组创始会员及2017年度主席，国际制药工程协会（ISPE）中国分会化药委员会委员，沈阳药科大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校外导师。
▌自己淌出来的本科学习路径
与钱锋不同的是，寇翔的求学目标非常清晰。2001年，寇翔考入沈阳药科大学英语药学班，从大一开始就进入实验室做实验。
“一般本科课程中深度参与研究的课程较少，我的努力得到老师们的支持和鼓励，先后去过药剂、天然药化、药物合成实验室进行过超出常规的大量实验。本科毕业的时候，我已经在《中国新药》杂志发表了三篇论文。”
当时，寇翔有自己明确的目标——做新药研究。“我觉得做源头创新药非常厉害，要做创新药研究就需要去实验室进一步的学习，我当时所有的努力都源自这么一个简单的想法。”
沈阳药科大学毕业后，寇翔去新加坡国立大学读博。最初他计划学药物化学，想从设计化合物开始做创新药。但2006-2007年间，国内制药行业因监管举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寇翔认为中国缺乏研发中后期甚至上市以后的相关人才，所以他决定放弃学习药物化学转而选择了药剂专业。
“我做选择都是以行业和患者的需求为根本原则，今天回头看，当时的选择说不上正确与否，只是更契合我当时的判断和兴趣。”
▌读博之路也历经辗转
博士期间，寇翔所在的实验室与著名的生产设备供应商GEA合作，GEA几乎把全线制药生产设备都复制到了实验室。“我还没有见过其它任何一个实验室里有那么多种类的先进制药设备，因此学习了全套生产设备的单元生产原理并积累了实践经验。”
寇翔学习了各种制剂的处方开发及机理研究，在研究吸入剂时，因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没有系统的吸入剂机理研究能力，他了解到美国普渡大学在机械工程及制剂研究方面（包括吸入剂）非常强，他就在新加坡学习两年后前往普渡大学继续学习。
“在普渡，当时用高速照相机研究吸入装置中粉体的空气动力学，要写软件、做模具，兼具机械工程和药剂学的研究。在学习过程中，我又逐渐转向药物研究的前端，与化合物的研究逐渐接轨。其实，药物研究的各个阶段是不可分的。”
在普渡大学的学习完成后，寇翔回到新加坡继续写论文直到博士毕业。之后，他再次赴美，去明尼苏达大学做博士后的研究。“普渡和明尼苏达这两个大学的工业药剂学是美国最好的，两所学校既互相竞争也是合作伙伴。两所学校每年轮流主办会议，我就是在普渡的会场上遇到了后来明尼苏达实验室的导师。”
寇翔在明尼苏达实验室主要做三方面的研究：生产环节的制剂研究，晶体的机理及制剂应用，研发早期和后期的衔接。这三方面的研究经历也构成了日后他进入工业界所需要的能力。
“我在博后期间接触到很多早期研发项目，比如研究晶体的相关机理。因为我的学习经历是从研发后期到早期的逆序，所以对药物研发的理解不太一样。如果只做早期研究，后期与生产有关的很多问题没有提前构想，那么等到后期结果不好的时候往往没有机会再纠正。”
在美国读书期间，寇翔还做了另外一件事。
“我到美国后就特别想帮助母校沈阳药科大学与国外优质大学搭建一座桥梁，让沈药和美国大学的药学院有多层面的合作，比如互派学生、互派教授、科研合作，学分互认等等。”
2012-2014三年间，寇翔一直在努力促成沈药和普渡及明尼苏达大学的合作。2015年开始，沈药每年都会派出本科生分别到普渡和明尼苏达做毕业专题，毕业专题的学分也达成了互认，一直持续至今。明尼苏达大学也曾派教授到沈药教学，寇翔期待的“互派教授”实现了一部分。
▌收到诺华的工作OFFER，才发现申请的职位在中国
在明尼苏达大学博士后期间，寇翔开始考虑进入工业界，他认为在企业做研发会更有效率，更能实现技术的转化。
“很早以前我就知道诺华在中国对青蒿素的产业化有贡献，所以我在网上查看了诺华的招聘信息，刚好有一个职位与我的兴趣和技能相匹配，我就发出了申请。第二天收到回复邮件时，我才注意到自己申请的职位在中国。其实工作地点我不在意，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能否真正为行业和患者服务。”
2012年，寇翔回国进入诺华。
寇翔在诺华的工作内容是通过在实验室的技术开发，支持全球研发项目从早期研究成果到后期开发的衔接。当时他接手的项目来自瑞士、美国、新加坡等各个国家，涉及到化合物的各种性质摸索、制剂开发、动物实验和临床研究的支持及数据分析、license-in项目的技术评估、license-out项目的技术支持等等，甚至帮助诺华旗下的仿制药公司山德士解决过技术问题。
诺华TRD(Technical & Research Development)部门全球约13000人,TRD下设CPP（Chemical & Pharmaceutical Profile)，寇翔所在的项目组就属于CPP。当时部门负责人提出一个设想：如果能把API（Active Pharmaceutical ingredients，药物活性成分）直接装到胶囊中，不做任何制剂处理，那么连续制造就只需要解决API这一个环节，整个制药流程会大大缩短，监管机构的核查也将变得简单。
寇翔在明尼苏达、普渡及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药物制剂研究经验，让他决定去尝试这个大胆的想法。也因此，他加入到TRD的Science & Technology Network，那是诺华讨论新技术新进展的高管群组。再后来，寇翔提议的API直接灌装胶囊的技术方案申请了专利，如果真能实施，对行业可能会是一个革新。
“特别感谢在诺华的那段工作经历，我从产品最早期如何立项、开发策略、数据的产生、协调全球资源、推动项目进展方面得到了丰富的职业培养。不仅有机会接触到药物研发的各个阶段，更重要的是有了全球视野。”
▌加入默沙东，撞上了行业巨变的时代
三年后，寇翔离开诺华，加入另一家著名药企默沙东。
寇翔在默沙东的工作侧重于产品开发策略、申报注册，以及临床期间、GMP及产品上市前后的核查和产品维护。试用期刚过，他就因工作突出而获得过杰出贡献奖Top Star Award。
寇翔在默沙东工作的三年间，是中国药品监管政策发生巨大变化的三年，这也使得他在较短时间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参与的项目中有10个获得临床IND批件、5个NDA上市批件、多个产品的GMP核查及上市后变更批准。他负责管理的项目涉及抗感染、肿瘤、骨骼、麻醉等各个疾病领域。
在默沙东，寇翔还与同事成立了AAPS中国讨论组，2017-2019年连续举办了三届年会，也正是在年会上认识了清华药学院副院长钱锋。2017年末，寇翔刚从美国结束GMP核查后回到北京，就收到钱锋请他去清华药学院讲课的邀请。
“当时课前在钱锋办公室，他突然问我‘在外企待着有劲吗？’我说反正是为行业和病人服务。然后他说他的实验室关于胰腺癌的早期研究数据非常好，他希望能推动到技术转化的那一步。他跟我谈起创业的想法，并问我是否有兴趣，我当时没多想就决定跟他一起做。”
宁静：钱锋老师说您在五分钟内就作出一起创业的决定，让我特别惊讶。您为什么没有一点犹豫？
寇翔：哪有五分钟？哪有那么慢？！其实无论求学时换专业还是毕业后求职，我从不在乎个人收益、职位级别等问题。我的思维逻辑很简单：第一，要做的事是不是为行业和患者服务？第二，是不是我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第三，是不是我的兴趣和能力所及？如果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就投身去做。
我觉得做事要从战略角度考虑，胰腺癌的治疗研究社会责任远远超出个人利益，既然这个社会责任敲到我的门上，我就要作出回应，个人利益与此相比完全不在一个层面。
我曾经接手过很多项目，绝大部分其实非常不顺，但经过努力，项目也得以推进。我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至少在项目层面我不担心。只要源头不出问题，我相信我能把项目带出来。
我没有犹豫就决定与钱锋一起创业，是基于对他的信任。胰腺癌非常难治，目前还没有什么好药，钱锋说前期数据非常好，我相信他。今天回头去看，我们做的疾病领域极具挑战，要求做事的人要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全球视野。我们刚好有这个能力，就应该去尝试，去承担这份责任。
宁静：跨国药企的工作经历带给您哪些收获？对于创业有哪些实质性的帮助？
寇翔：在跨国药企，我有幸了解并参与了管理层的决策机制。创业与在跨国药企的最大不同之处是，不仅要参与制定战略规划同时要做执行。有可能上一秒我在谈上亿的战略计划，下一秒就需要去买杯咖啡并在5分钟之内带回来。初创公司的高管不能只谈高大上，落地执行能力及细节把控能力非常重要。
跨国药企的职业经历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我。首先是价值观的形成，很多人可能认为这是一句空话，其实价值观会直接决定未来所做的每一个选择，尤其是重大决定。我在跨国药企的职业经历也更坚定了以前受教育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为行业和患者服务。
第二，跨国企业对个人的重视和尊重让我深有感触。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同样的机会，这个概念可以延伸到各个方面，无论年龄、性别、宗教、国籍，只要有热情、有正向的价值观、有能力或潜力，就应该有平等的机会。这个观念对我们目前公司的组成和管理都有直接的影响和体现。
第三，做事要讲究方法。我刚到诺华时上司曾经对我说，如果你想要职业发展顺利，做事必须扎实严谨，同时还需要保持开放，让各方都了解我们做的事情。
第四，要有科学素养。诺华、默沙东等跨国药企对科学技术的追求非常执着。诺华的实验室比很多大学都好，默沙东的图书馆有一个承诺——只要某篇论文在地球上发表过，24小时内就会送到需要者的邮箱里。另外，诺华和默沙东这些公司内部都有非常厉害的行业专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请教探讨。所以科学素养的养成和对科技创新的重视，要有实际的行动。
第五，跨国药企有非常成熟的培训体系。我在默沙东三年大约上过900多节培训课，大多数是在线课程，我个人受益匪浅。现在愈磐也在搭建类似的学习平台，我希望我们的团队成员也能从中受益。
另外，大公司一旦聚焦某个领域，执行效率及资源的利用也非常让人钦佩，这也教会我如何去做聚焦、如何调动资源。公司还需要成体系、成建制的去做事，只有通盘考虑，公司的发展才能更稳健。
宁静：愈磐作为初创公司，有何不同之处？
寇翔：我们觉得医药行业的创业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早期化学家发现了某个化合物开始做药物开发，他们更关注化合物本身而不太在意生物学机理。第二阶段是生物学家发现了某些化合物的生物学机理，联合化学家进行给药方案的设计。
第三阶段也许就是愈磐的创业模式，我们称为3.0版。不仅在早期就针对生物学机制去设计化合物，而且具有产品开发中后期经验的专家和临床专家在开发早期就介入，这种工业化整体设计的能力，会加速产品研发的过程。
愈磐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和工业的结合，团队组成也以此而搭建。比如我个人在产品策略、制剂开发、CMC及申报方面有很多经验，我们的CMC负责人也有超过10年的行业经验。另外，我们的CMO（首席医学官）背景是医学博士、临床医生，在工业界也有超过20年的产品开发经验，她对资源及项目的掌控能力非常强。当产品进入临床阶段时，这样布局的优势就会更强地显现出来。
简而言之，愈磐的最大优势就在于把制剂、临床等后期经验尽早用到化合物的的设计上。在早期研究阶段，化学家、生物学家、制剂学家、临床研究者就参与设计，共同制定开发方案。
我们也在思考新的模式和方法，也许我们可以在未来升级到4.0版本。
宁静：愈磐在产品管线方面有何规划和布局？何以保障初创公司持续的研发能力？
寇翔：我们把产品管线的搭建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能快速上市的产品，这类产品具有明确的临床需求但目前没有好的治疗方案，所以我们的第一个产品领域选择了胰腺癌，针对胰腺癌的产品可以快速上市，快速跑通公司机制，使得公司尽早站稳。
第二类产品是所谓的重磅药物，这类产品需要有多个适应症、更广谱，布局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降低风险。如果我们的胰腺癌产品受阻，重磅产品可以其中一个适应症做快速开发，支持公司整体的发展速度，所以第二个产品是涵盖胰腺癌的广谱抗肿瘤药。
第三类是合作研发的产品，以寻求外部合作、出售权益、联合开发等合作模式，利用现有技术力量交叉搭建产品管线，以保证公司的现金流及可持续发展。
目前，针对胰腺癌的第一个项目以及针对多种实体瘤的第二个项目正在Pre-IND阶段；其它产品还处于早期阶段。
愈磐要做创新药公司，针对临床上至今难以解决的疾病领域是大方向。保障持续研发能力，一方面依靠自建实验室进行开发，另一方面取决于对外合作。愈磐着力构建外部引进渠道，钱锋老师在清华的实验室只是其中之一。我们也正在跟杜克大学联合研究全球流行病学的数据，重新审视疾病领域，希望能找到特别有挑战的领域，着重研究其生物学机理，并以此设计新的研究方案。
从科研思路上，愈磐有一个科学顾问委员会，不同领域的国际顶尖专家组成这个委员会，包括钱锋老师、免疫学专家董辰院士、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教授、胰腺癌研究中心的负责人郑雷教授，以此保障我们持续研发的大方向。
03
「趁着年轻，大胆去尝试」
新冠疫情以来，“遇见创新者”系列访谈都改为在线进行，这次也不例外。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次先后两天在线采访了愈磐生物的两位创始人，他们的求学及职业发展道路不同，思维及表达方式迥异。面对同一个问题，他们也给出了颇具个人色彩的答案。
宁静：创业以来，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寇翔：做药物研发遇到困难是最正常的事，但我们也都快要身经百战了，遇到困难也不算什么大事。当然这跟多方面的支持有关，我的同事们非常专注，在努力高速高质地推进项目；我们的投资人、合作方也都非常配合。有些事可以算是挑战，但说实话还不算大挑战。
钱锋：面对胰腺癌这种复杂的疾病，现在所做的事情都是基于科学假设。即使基于动物试验的前期数据很漂亮，最终用在人身上会有怎样的结果，没有人能预先知道，所以科学的未知及不确定性就是所有科研工作者面临的最大挑战。
从商业角度，针对胰腺癌的药物开发速度会非常快，在美国可以通过孤儿药路径开发，因为胰腺癌患者相对少。胰腺癌药物开发难度和风险也很大，为了应对这个挑战，愈磐从产品布局做了风险规划，第二个项目是广谱肿瘤药，再后面的项目也不仅仅针对胰腺癌。
我还真没有遇到除了科学以外的、人为的难题或挑战。愈磐在各方面的进展都比较顺利，过去半年的疫情也没有影响项目的推进。整个团队效率很高，每个成员都非常有责任心，也很有理想，愿意为我们的事业而努力，我很开心看到这样的局面。
另外，晨兴创投和薄荷基金等天使轮投资人也特别支持我们，甚至在遇到问题时，会极力提供资源协助我们解决。临床医生对我们临床研究的想法支持意愿也很高，希望能够贡献他们在胰腺癌领域的治疗经验。我发现在这个社会上，有理想的人其实挺多的，并不是所有人都以利益为上。
宁静：您在求学和职业发展过程中一定有过很多思考，对于正在面临选择的年轻人，有哪些忠告或建议？
寇翔：我上本科时有一门课叫《药学导论》，课程结束后有一个宣誓仪式，就像医学生也有宣誓一样，其目的就是告诫药学院的学生将来要为患者服务。我不知道别人如何看待这个仪式感极强的宣誓，但我自己特别当回事儿，我觉得以后做事就应该以此为导向。
我们这一代人从小接受的教育是为人民服务，这个概念就像被植入大脑一样，上大学后就自然接受了“为行业和患者服务”的理念，我认定这就是我的价值。
后来工作后，当第一次看到默克创始人乔治·默克的名言时，我特别惊讶，因为很多年前我就以此为准则。在面对选择和决定时，我老早就把“为行业和患者服务”作为大方向，反倒中间路径是一点点摸索出来的。
业内的每个人都应该为行业和患者服务，要把行业需求、患者需求、个人的职业发展及公司的发展尽可能统一起来。
钱锋：我特别怕以“老年人”的身份给年轻人提建议，因为每个人的差异非常大，每一个决定都是由个人性格因素和经历所决定，别人给的任何建议其实都是在印证他本来的想法而已。
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如果我能以更理性或更功利的方式设计成长道路，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利益。比如如果我在一个更优的时间点回国，可能能为国内的学术道路确定一个更高的起点，但人生没有回头路。虽然我走过的路从实现某个具体目标的角度看并不一定是最优化的路径，但我没有对任何一个决定后悔过，因为每个决定都是当时内心最想做的事。
每一段经历也都因为遇到不同的人而有不同的收获。我在美国读博时，跟我的年轻导师关系特别密切，现在完全是朋友。我也曾住在一位做理论物理研究的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家里三年多，直到他去世。那是一位特别有个性、有理想的人，他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和态度对我影响都很大，与他的家庭相处是一段非常幸运而美好的经历。
我在BMS也遇到过一些非常友好、有才华的人。我曾有一段时间比较迷茫，想法特别多，比如要不要去另外一家公司工作、要不要去学术界当教授。当时我的上司是一位美国人，现在是美国默克的VP。当时他刚离开BMS去默克，我给他写了一封Email探讨我的困惑。他给我回复了一封特别长的邮件，分析了不同职业规划可能面临的问题及机会，非常详细，我完全没有想到他会如此认真。
邮件中的一段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我的思路和逻辑都很有道理，但“计算”的成分太多了，兴趣和热爱所占的比重太少；很多时候其实不用太多思考未来的得失，很多事也无法用数字去计算，追随自己的内心才重要；但很多时候我们往往把重要的事放到末位，而把不重要的事情摆在最前面。
我一直很感激他说的这番话。每个人都需要认真想一想自己到底对什么有兴趣，想一想哪些事对自己真的重要或不重要。人往往会被眼前的实际利益所左右，但有些事从长期来看是不重要的。人在选择一个机会时总是担心会失去什么，结果就站在原地保持不动。回头看往往后悔的是，当时有这个机会时为什么没有勇气选择？
以我自己为例，当时做出回国的选择肯定有所失，比如失去在公司的股票，失去比较优厚的待遇以及小康水平的生活。但是反过来你是否想过：假如我不做这件事又会失去什么？其实是失去了一个以后可能再也不会去尝试的机会。
我对职业规划确实没有什么建议，但是，对年轻人来说，假如有一个令你兴奋的机会摆在面前，就不要把那些很实际的利益放在那么重要的位置上。趁着你还年轻，趁着你还有时间，大胆去尝试你真正想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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