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宁:牛郎织女变形记

牛郎织女变形记

尹宁

“犀牛望月”和“吴牛喘月”的典故都是存在的:

“犀牛望月”的出处为《关尹子·五鉴》:“譬如犀牛望月,月形入角,特因识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比喻见到的不全面。

“吴牛喘月” 出自《世说新语·言语》:“满奋畏风,在晋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实密似疏,奋有难色。帝笑之,奋答曰:‘臣犹吴牛见月而喘。’”翻译成白话文大概意思是:满奋怕风,坐在晋武帝的旁边。北面的窗户有个琉璃屏,漏风,满奋不敢靠近,晋武帝笑话他。满奋说:“我就像南方怕热的水牛,看到月亮以为是太阳,忍不住就喘起气来了”。“吴牛喘月”比喻因疑心而害怕,也比喻人遇事过分惧怕,而失去了判断的能力,或形容天气酷热。

不管是“犀牛望月”(看问题不全面)还是“吴牛喘月”(疑心生暗鬼、怕热)都明显不具备吉祥含义,与钱文“嘉官进禄”、“长命富贵”均无联系,因此怀疑以上两种均为讹传。

与“嘉官进禄”同样的图案在铜镜上也可以见到,让我们把视线转移到了铜镜寻找问题的线索(以下各铜镜图来源:网络):

与花钱相比,铜镜的一个优势是版面大,设计者有相对充足的发挥空间来表达自己的意图;而花钱由于版面过小,必须在方寸之间以更浓缩或者说更含蓄的方式进行表达,难免牺牲一部分元素。

上图铜镜由于尺寸小,构图比较简单,元素仅包括牛和月,与花钱无异。但好在同类铜镜尚有不少升级版,图案更加精美、元素更加丰富:
该面铜镜下方仍为卧牛,“彩云托月”转移到了左上方,中间图案为波浪纹,正上方为星斗。

该面铜镜与上图类似,下方为卧牛,卧牛身旁为波浪纹,上方为一轮彩云及一轮弯月。该镜留白多,意境悠远,可谓“简约但不简单”;右侧“陕西路转运使”铭文表示其为金代官铸镜。

以上两面铜镜与“牛月花钱”相比,构图已经是升级版,但比起同类品种的“豪华版”还显得简陋了许多。

该面铜镜为宋代手柄镜,图案为剪纸画风格,不同于以上的浅浮雕;南方多见,大概率为江西铸。构图基本元素与上镜类似,下方为仰望天穹的卧牛,上方为“彩云托月”及星斗,中间为重重波涛;常见的月牙变成一轮圆月。该镜图案极其精细,制成拓片极其精美,但由于坑口关系,多腐蚀严重,美品少见。

上图铜镜图案中,除了“牛”、“月”及波浪纹,还增加了两位手托宝盘的仙女,左侧仙女手捧宝珠,右侧仙女手捧珊瑚树,最右方可见鱼尾,造型与西方传说中“美人鱼”不谋而合。牛置身波涛之中,牛首向上作仰望状,与以上各面铜镜一致。该面铜镜尺寸较大,为“牛月图”的“豪华升级版”,但还不是同类铜镜中的“顶级版”。
上图为此类铜镜中笔者见到的“顶级版”,尺寸硕大,版模极佳。除了仰首望月的卧牛以及波涛纹外,图面显著位置出现两位人物:左侧为立于波涛中的仙女,右侧为立于岸边的书生,与左侧仙女呈告别状。从装束打扮来看,右侧人物男性特征十分明显。牛和书生同处一岸,仅一树相隔,稍加联想不难想到著名的古代爱情传说——牛郎织女。
“牛郎织女”传说的萌芽见于《诗经.小雅.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
自此之后,经年累月,民间“牛郎织女”的故事内容越来越丰满。南朝梁殷芸《小说》中写道:“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女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暇整。天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衽。天帝怒,责令归河东,许一年一度相会”。南朝“古诗十九首”之十:“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涕泣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唐宋时期有关“牛郎织女”的文学作品更多,在此不赘述了。
大胆推测,铜镜上的人物为牛郎织女,波涛代表的为“天河”或者说“河汉”,而牛是锁定“河西牵牛郎”身份的有力证据。
类似爱情题材的铜镜还有“柳毅传书”系列(如下图):
“柳毅传书”的主角为书生刘毅和龙女。该系列铜镜构图与“牛月”类异曲同工,同样为“话别”情景,下图男性立于岸边,女子立于水中。与“牛月”类的主要差别在于,图像中必要的元素“卧牛”变更为“牵马(或驴)童子”,“彩云托月”也已全然不见。原因其实很简单,“柳毅传书”的女主角为海中龙女,图案中的波涛为凡间江河湖海,其内仅有大鱼数条,与“河汉”无关。点缀着明月星斗的波涛表现的应该正是“天河”。
截至目前,“牛”指代“牛郎”尚无法完全坐实,需要回过头来看铜镜上的元素能否提供更多线索和指向性。在以上铜镜中,两面都出现了星斗图案,对比如下:
寻找两图的共同点,不难发现均出现了两个“三星相连”的结构,简化如下:
查阅资料后得知,现代狭义的“牛郎星”又名“河鼓二”(西方称天鹰座α);现代狭义的“织女星”又名“织女一”(西方称天琴座α)。
但实际上,“河鼓”和“织女”都是由三颗星构成的“星群”,分别包括:河鼓一、河鼓二、河鼓三以及织女一、织女二、织女三。
根据《史记·天官书》记载:牵牛为牺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将;左右,左右将。文中所说的“河鼓大星”即河鼓二,“左右”分别为河鼓一及河鼓三。后世又将牛郎星称为“扁担星”,扁担两头的河鼓一及河鼓三为牛郎的两个孩子。《史记·天官书》中还记载:织女三星,在河北天纪东,天女也。“牛郎”、“织女”各为三颗星在古代应属于常识范畴。
以上两面铜镜中被障碍物(或为流线纹、或为星斗,似代表天河)阻隔的两组由三颗星构成的星群应该就是指代牛郎和织女。其中上图中牛郎三星左侧的两联星是否指代牛郎所牵之牛有待进一步考证。
除“牛郎织女”和“柳毅传书”外,中国古代著名的爱情故事还包括“梁祝”、“西厢记”、“牡丹亭”、“白蛇传”等。试想在花钱或小铜镜有限的版面上,如果仅画一男一女对拜,则人物身份具备各种可能,指向性完全不明确,且不具备中华文化固有的“含蓄”特征。将人物用其身份标志物替代的做法,除了能增强器物的指向性,而且能够使表达更加含蓄化、艺术化。与之类似使用了简化做法的花钱还包括“暗八仙”(将“八仙”用各自的法器,如鱼鼓、笛子、扇子、花篮等替代)以及桃园结义(将刘关张三位人物用各自的兵器——双股剑、青龙偃月刀、丈八蛇矛替代)等案例,不一而足。
综上,在“牛月组合”的器物上,“牛”所指代的就是“牛郎”,“月”所指代的则是天宫仙女——织女;仰望天穹的卧牛代表了牛郎对织女的思念。此类爱情题材的铜镜及花钱应用于婚嫁庆典,为男女之间的定情信物,传达的是“长相思,勿相忘”的美好含义;该题材为“犀牛望月”或“吴牛喘月”的说法均不实。
值得一提的是,卧牛在古代还经常作为镜架出现,蓦然回首,望见一轮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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