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见到南京大屠杀的惨状后，发电报向希特勒求救，结局如何？
随着卢沟桥事变与八一三事变的接连爆发，日军的铁蹄开始朝着南京进发，南京城内无数富人与外国侨民纷纷四散逃窜。
南京城破以后，昔日的民国首都、繁华热闹的南京城瞬间成为了人间炼狱，无辜的百姓在日军的残暴行径下惨遭杀害。
与此同时，南京城内的小桃园10号，作为一个德国人的居所，却成为了南京城内难民们为数不多的安宁之所，偌大的庭院内收容了数量众多的中国民众。
住宅的主人叫做约翰·拉贝，在南京城沦陷之际，这个德国人挺身而出，留守南京，帮助身处生死危难之际的穷苦人民。
他是目击南京大屠杀惨状的为数不多的外国人，当他将其所了解的一切都寄给了希特勒以后，却迎来了悲惨的结局。
一、约翰·拉贝与中国
1882年，约翰·拉贝出生于德国汉堡，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便去世了，等到初中一毕业，他便踏入社会摸爬滚打。
拉贝出生在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他本人也是一个忠实的基督徒，童年时期的拉贝常常与他的好友们在教堂中玩耍，爬上他家旁边的桑克特·密歇尔教堂的塔顶，观看着汉堡港口来来往往的通商船只……
在教堂生活的童年经历对拉贝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我们不由得联想，多年后，拉贝所作出的留守南京的决定，维护难民的那份发自内心的真切善意与其自小潜意识中向善的宗教观念脱不开关系。
1908年，从事商业活动的约翰·拉贝首次来到了中国北京，自此后，他辗转天津、南京等多地的德国西门子办事处工作，在中国的时间长达三十年之久。
他在中国结婚，在这里生下了子女，甚至连他的外孙女也在中国出生，长时间的生活与工作，约翰·拉贝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对中国产生了独特且深厚的情感。
时间来到1931年，拉贝由于工作缘由调任来到南京出任南京西门子办事处的负责人，起先他居住在下关预租的房子内。
1932年夏，他与金陵大学的农学院院长签订了一份租房协议，协议内容是在南京的小桃园10号（如今的小粉桥1号），修建一所办公及居住用宅。
而后不久，小桃园十号，一栋西式砖木结构的楼房拔地而起，红瓦的屋面，乳白色的门窗，其后是一个偌大的花园，与彼时的金陵大学相连，这便是今天所熟知的“拉贝故居”。
在庭院之后，还有一座德语学校，这是拉贝为了解决公司职员教育问题而创办的学校，为了争取创办学校的经费，拉贝因而加入了纳粹党。
拉贝的房屋共有两层，共计十三间，一直到1938年2月拉贝回德国前，拉贝便一直与他的夫人居住于此，他的女儿在北平工作，也常常带着外孙女莱因哈特与其团聚。
拉贝恐怕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简单宁静的住所，日后将会成为拯救南京受难民众的庇护之所。
二、挺身而出的德国人
1937年的8月15日，彼时拉贝正在北戴河享受着他的假期，却听闻南京遭受日机轰炸的消息，当时不少的外国侨民都已经提前得知并撤离，而拉贝经过深思熟虑以后，依然决定折返南京。
十天半的路途，拉贝在9月7日抵达南京，此刻正是淞沪会战之时，上海守军与日军正在前线厮杀，战况惨烈，日军军机甚至一度来到了南京城上空轰炸，拉贝此时的返回在外人看来是不明智，且令人不解的。
拉贝的办公桌上此刻已经叠满了密密麻麻的信函，其中有一封是德国大使馆劝告德国人尽快撤离南京的告诫，到了9月20日，拉贝再次收到了大使馆的告诫：尽快离开南京！
拉贝依然没有走。
从9月21日开始，从南京城的日机轰炸愈演愈烈到12月12日，南京的彻底沦陷，拉贝放弃了乘坐“库特沃”号离开的多次机会，转而在自己的住所下修建了一个防空洞穴，颇有与南京共存亡之意，在他的日记中他将这个简陋的地下室称为“英雄地下室”。
11月12日，上海彻底失守，这意味着与上海相距约300千米的南京城已然面对着日军的正面侵袭，在猛烈进攻之下，兵临南京城下似乎已是时间问题。
11月15日，南京政府交通部的走廊内摆满了各类行李与包裹，国民政府预备撤离南京，17日，南京大街之上，人群夹带着包裹熙熙攘攘，街道拥堵不堪，政府机构的车辆夹在人群中，缓缓蠕动着，以至于后来国民党军官韩复渠的卫兵不得不用手枪来为长官开路。
民众们似乎已经看到了南京城内即将来到的暴风雨，据统计70至80万的南京市民被迫离开家园，朔江而上前往汉口等地。
南京城余下的不是身兼守城之职的士兵、无处可去，无法离开的贫苦百姓们，还有的便是像拉贝这样对南京满怀不舍且身具人道主义精神的外国友人。
拉贝在他的日记里写道：
“今天，善待了我三十年之久的东道国遭遇了严重的灾难，富人们逃走了，穷人们留了下来，他们不知道该去那里，也没有钱财逃走，他们正面临着集体屠杀的危险，我们难道不应该设法帮助他们？至少，救救一些人吧，假如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呢？”
自南京政府预备撤离开始，南京城实际上已经基本上进入一个“无政府”状态。
11月22日，日军开始进攻江阴炮台，二十多位外国友人站了出来，他们成立了“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并且一致推选拉贝作为主席。
推选拉贝的原因也很简单，拉贝是德国纳粹党的成员，且有职务，战火纷飞的金陵城内，护城士兵的作用远不如拉贝的身份来的更有保障。
对于难民区国际委员会主席这一职务，拉贝义无反顾地接了下来，他知道必须要有人能够站出来了，恐怕也没有别人比他更为适宜这一职务。
他在日记中写道：“由我出任主席，我不应该再有丝毫的犹豫。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都在这个国家愉快度过，我的儿孙都出生在这里，我的事业在这里获得了成功，我始终得到了中国人的厚待。”
三、拉贝与沦陷的南京
国际委员会设立之后，拉贝等外国友人便决定成立一个中立的安全区，当城市遭遇空袭、炮击等问题时，为难民提供一个安全之所。
安全区划定东至中山路、北至山西路、西至西康路、南至汉中路，中国政府迅速宣布承认这一中立区域，而日本人的态度却是始终模棱两可。
占地3.86平方公里，并且不完全安全的安全区拯救了无数难民的生命。
安全区内共设有25个难民收容所，拉贝所居住的小桃园十号便是其中之一。
拉贝提前在寓所的院子里修了一个结实的防空洞，并且备置了食物、饮料、浸醋绷带等必须用品。
另外，他又找来了一块长6米、宽3米的帆布，并且在上面画上了一块纳粹党的“卐”旗帜，他知道在这个时候，没有什么比这个标志更管用的了，他得告知日本人的轰炸机，这是德国人的领地。
越来越多的难民们纷纷前来防空洞躲避空难，拉贝始终遵循着妇孺优先的原则，他在日记中提到，他希望人们能够懂得在危机关头，每个人都是同样重要的，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
防空洞最安全的位置，拉贝始终都给孩子和妇女保留着。
1937年的12月13日，南京城沦陷，日军彻底地攻入了城中，作为西方人的拉贝此前从未预料到会发生如此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拉贝的日记在13日这天写道：“一大清早，当我再次被空袭惊醒时，心里感到很失望，炮弹又一次冰雹般落下。”
这天的拉贝高举着印有安全区徽章的旗帜，带着他的秘书史密斯前去和日军交涉，最终得到的答复是：安全区的入口由日军驻守，区内可以留有警察，除了警棍以外，不准携带武器；安全区委员会可以享有存米一万担，并且可以将安全区外的存米运入。
至于被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能否按照国际法保留性命，日军并未答复。
南京城沦陷后，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即揭开血腥的序幕，日军在南京城内肆意烧杀抢掠，暴行日渐升级，罪行罄竹难书。
拉贝在后来写给德国驻华使馆的中写道：
“在日本人占领城市以后，日本当局似乎就已经失去了对部队的控制，军队进城肆意抢掠达数周之久，约有两万名妇女和姑娘遭到强奸，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惨遭杀害……事实证明，日军并不守信，安全区里并不安全。”
在日军真正地攻占南京城以后，安全区便是不一定安全了，甚至于拉贝本人的住宅都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最多的时候，拉贝的家中停留了超过六百位难民，日军常常对拉贝的住宅进行频繁的骚扰，他们以搜查中国人的名义进入安全区，拉贝不得不蹲守在门前，威慑着这些日本人。
拉贝在大门上张贴的日文布告对于这些日本兵并未有作用，大部分日本兵依旧爬墙闯入。
12月18日这天，拉贝在睡梦中被楼下的尖叫吵醒，他知道日军又来搜查了。
他在二楼阁楼向外张望去，果不其然一群日本兵正在攀爬翻越庭院的围墙，他立马披上衣服，冲下楼对着日军大喊道：“滚出去！”，并一手将一名骑在围墙上的日本兵推了出去。
此刻的日军有些恼羞成怒，直接掏出了刺刀，逼向了拉贝，另外几名日军拔出了手枪，径直瞄准了拉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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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贝毫不示弱地从口袋中掏出了纳粹党的党徽，几名日本兵愣了愣，便满是惊慌失措地翻出墙外了，日军士兵的外强中干被拉贝琢磨了个透彻。
讽刺的是，在城内不顾国际法且毫无人道主义精神可言的日军，却对德国纳粹党的徽记表示了充分的“尊重”，很难想象数年后被世界视为洪水猛兽的纳粹党徽此刻却拯救了身在南京的贫苦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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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贝凭借德国纳粹党员的身份，使得安全区内的粮食、燃料以及药物得以继续运入，此外，他更是带头捐出存款，凑钱向军队套购高价军粮，以保证难民们的基本口粮。
在南京城的最后几个月的时间，拉贝每日的睡眠不足四个小时，糖尿病频发的他几乎打光了储存的所有胰岛素。
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上帝一定要结束他的生命，那务必先拯救这座难民营中苦苦挣扎的二十多万无辜百姓。
就这样，在他所负责的不足四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内，他和一众外国友人拯救了大约二十五万中国人的性命，他用实际的行动维护捍卫了人类的真理与最后的尊严。
四、人道主义光辉长存
1938年春节，拉贝的“西门子收容所”内，难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向拉贝行三鞠躬礼，并且赠予了他一份长达三米，宽两米的红绸布，布上的汉字写着：“你是几十万人的活菩萨。”
身在难民中的一位学者又为拉贝详细翻译道：“你是一个有菩萨慈悲心肠的人，愿天堂的光辉永远照耀着你，愿幸福快乐永远陪伴着你，愿上帝永远保佑你。”
尽管难民们的真情实意让拉贝很是感动，但是拉贝却是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知道这些难民即将要被赶出去了。
随着他对日军暴行的指责与控诉，日军压迫着德国政府对拉贝进行质询，将安全区进行改组。
安全区自此也随之解散，安全区所存在的价值是在南京沦陷最初的最危急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共庇护了大约二十五万的难民。
仅仅拉贝的住宅便收容了六百多位难民，并且在拉贝的得力保护下，没有一位难民受到伤害，拉贝也为此略感欣慰。
1938年2月，德国政府将拉贝召回柏林进行质询。
2月22日，拉贝离开了南京，回国之后，他始终牵挂着仍在远东所发生的罄竹难书的暴行。
回国后，他一连做了五场演讲，并且将他所记录下的照片、文字一一展示在德国的公众面前，希望能够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
甚至于他一度期望自己的元首“希特勒”能够关注到日军的暴行并且予以制止。
6月8日，他将自己所整理的长达260页的调查报告秘密寄予希特勒，妄图求救，其中还附上二十余张能够证明日军暴行的照片，每张都详细注明了拍摄时间与拍摄地点及拍摄对象。
拉贝一度幻想着受到调查报告的希特勒能够对日军的暴行采取行动，但他却是高估了纳粹党，高估了希特勒，彼时与日本为一丘之貉的德国怎么可能会采取什么行动。
在调查报告寄送给希特勒后不久，他当即被“盖世太保”（德国秘密警察）所逮捕，罪名很简单，“破坏盟友形象”、“危害国家利益”，并且拉贝六本记录日记与有关的照片统统都被没收。
在被威胁对南京所发生的一切保持缄口不言的情况下，拉贝方才被释放，1938年10月，拉贝要求取回自己的日记与照片，取回日记后，部分照片却被德国政府没收了，拉贝愤而提出退出纳粹党，然而却遭到了拒绝。
在此之后，拉贝的晚年生活更是颇多艰难，贫病交加，曾经拯救南京数以万计百姓的纳粹徽记又为他带来了灾难。
1943年11月，他在柏林的住宅被轰炸摧毁，1945年，苏联攻破柏林后，拉贝被当作纳粹分子逮捕并且审判，直到中国方面寄出大量的信件与证据证明其在南京的贡献后，1946年6月，他方洗脱了纳粹的罪名。
这时候的拉贝已经63岁了，贫穷与疾病折磨着他，战后的德国处境艰难，拉贝一家六口没有任何收入来源，依靠着野菜、橡子做成的面糊汤勉强度日。
南京方面得知这一消息后，南京市民当即组织募捐了一亿元，经过民国政府，按照市价两千美元转汇德国援助拉贝。
彼时的柏林有钱也买不到食物，于是时任南京市长的沈怡又找人在瑞士购买奶粉、香肠、牛肉等食品，打包寄给拉贝，此外，按月给拉贝从南京寄送食品包裹一袋，使得拉贝的晚年得到了极大安慰。
在柏林危机爆发以后，拉贝所在的西柏林称为了孤岛，1950年1月，在几乎无人知晓的情况下，拉贝因为中风逝世，他的墓碑简陋，上面只写了：“一个好人，一个不屈的人，约翰·拉贝。”
拉贝的结局是略带悲惨的，但他所留下的国际情谊与人性光辉却从未磨灭，并且仍在传递。
2020年的3月底，中国驻德国的大使馆接到了一个来自海德堡的电话，电话的那一头是一个普通的德国医生，他在电话中描述自己和家人似乎都已经感染了新冠肺炎，并且伴有明显症状，但是德国境内的有效药品已经买不到了，他只能寻求中国的帮助。
是的，这个德国的医生是拉贝的孙子托马斯，他曾多次往返中德，南京几乎是他的第二故乡。
中国驻德大使吴恳收到消息以后，立刻与国内取得了联系，并且迅速联系到浙江的一家医药企业，后者闻讯当即决定赠送药品。
南京政府方面短时间内凑齐了三万只口罩、六百二十瓶抗疫药品与二百套防护服，迅速通过空运抵达柏林，第一时间交给了海德堡政府与托马斯。
事后，托马斯兴奋地表示道：“感谢中国人民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帮助我们。”
吴恳说道：“尽管过去了八十多年，中德友人之间守望相助的情谊仍然在延续……”
如今在南京，小桃园10号西门子难民收容所的旧址已然建设为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
室外的阳光穿过狭长的小径，透过层层的绿荫，照射在纪念馆内约翰·拉贝的半身像上，无时不刻地传递给世人生命的曙光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