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歌、大兴和红黄蓝之后

昨天看到这样的一句话：之所以感叹生者，是因为他们要面对许多灾祸；之所以为死者欣慰和祝福，是因为他们今后可免出许多苦恼。——普鲁塔克

话放到这个让人沮丧与失落的感恩节后，似乎并不合适：对于生者和逝者、受伤者和保全者、清醒者和迷茫着，我们都在感叹着，悲愤着，也相互激励着。

心里堵着几句话，慢慢梳理下，一一道来，抛砖引玉。

1 我们需要“情怀”吗？

社会学网站上还写着“民胞物与”的劝勉，开学典礼上“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寄托也不曾忘却，可伴随着一点点的“接地气”，这几年尤其是换了学校后，对“情怀”这样的词逐渐感到不适和疏离，觉得少求站队、多寻解决，就像孔昭绶校长说“中国的读书人，向来不缺乏坐而论道的能力”，更何况现在，坐而论道有时候已然是醉翁之意和终南捷径了，沦为“靠”政治生存和“无生育力的亢奋”。

之所以又想到“情怀”这个词，源自从江歌案到大兴大火再到幼儿园，体验到一种双重的痛苦：一是想“解释明白”而不得，二是想“做点什么”而不得。遇到种种挑战三观的大事小情，直观的反应往往是提上两板斧，快意恩仇，但所学与所在，期待的则是冷静、全面、客观的分析。

按韦伯的分析，这种分离是必要的：科学不同于道德与信仰，它致力于在手段、事实和结果之间建立恰当的因果关系，而不是给出关于价值的判断。科学需要“头脑的清明”，需要“不涉及价值关怀”。这样看来，情怀的退场在严格限定的范围内有其合理性。

但是将这种与情怀的隔离连接到韦伯以之为业的科学，或许并不恰当，因为它涉及的可能还不是“科学”，而只是“技术”。韦伯提出科学推动世界的祛魅，如今更常见的是新教伦理般的命运，即技术导致生命的平庸，这反映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消长起落。

韦伯视社会演进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不断往复的过程。世俗化的工具理性越发达，人们对提供意义的价值理性的需求也就越强烈，但当做不到新教徒那样的对自己生活有极高的控制感时，就会出现“诸神之争”。对此，韦伯给出了一个绝妙而形象的比喻：仿佛一个向下落的人，踩在了一片同样也在飘落的树叶上。

反观今天，此起彼伏的心灵大保健不就是如此么？自然不宜一杆子打倒，但是对意义的探寻和生命的安抚滥觞于工具性操作的无孔不入，却又反过来要借以功利性的手段来实现价值的复归，期待掘墓人再把墓填平——如果是无意识的，是无力的与虎谋皮和缘木求鱼，如果是有意识的，不就是想立牌坊么？不啻这个时代的讽刺与无力。

这样，在询问是否需要情怀前，先要辨明那是怎样的情怀。如果不过是目标置换后成为手段的情怀，确实不需要；如果是真的情怀，期待它不要被绑架，也不要去绑架。

2 如何做个“正常”人？

江歌出事后，我们反思该教给传递怎样“正常”的教育；大兴大火后，不属于“正常”的“低端劳动力”成为园艺国家的清理目标；红黄蓝后，坊间传言成为不实的谣言、辟谣的证实又成为传言新的土壤，这样的不信任环路似乎成为许多事件中的“正常”。

“正常”，是统计学上的集中趋势测度指标？是涂尔干建立的从“应该是并是”到“普遍出现”再到“具有功能”的事实？是布迪厄看到的象征暴力确立的认知图式？还是福柯发现的权力在凝视过程中建构出的对象？

“正常”是生活得以延续的基础，却在个体与社会的张力之间成为一种并不存在的理想类型、甚至一种秩序导向的原型。换句话说，不是有了“正常”才有了秩序，而是需要秩序才确立出“正常”。

社会化，也就是正常化的过程。这世界的“正常”罗网，踏入其中就仿佛以前电影里常出现的特工小心翼翼躲闪腾挪，要避开那一道道的不现身、却又在场的线。可是这定义“正常”的权力，似乎总不在当事人手中，更有许多声音急着指明那才是“正常”与要怎么“正常”。这样看来，如何做个“正常”人的第一步，就是从想想什么才是“正常”开始吧。

奥斯维辛浩劫以后，写诗是野蛮的。在江歌、大兴和红黄蓝之后，大概生（生存）与活（活着）是沉重的。这沉重，源于“我”和“你”生生相惜的厚实，却不该是无力无望、无措无助的被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