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朋友圈里的多维面孔
1 从私到公的转换：角色导向和“上瘾”
T目前为一私企会计。对他人的朋友圈，她都会浏览，而且也基本都会评论或点赞。这样做的目的有二：一是“维系联系”，二是“获取信息”——最主要是工作方面的。
对自己的朋友圈，最开始时，T发布的内容比较私人化，“照片多，都是关于自己生活的”；如今她已成家立业，朋友圈中发布的内容基本都是工作方面的，即使有些涉及生活，也都是如育儿、城市交通等一类的大众化信息。
发布内容从“私”到“公”的变化在于T身份的转变，“原来是学生嘛，微信里的好友大多数是同学，发的内容也就都是关于自己生活的。现在工作了，朋友圈里的人各种各样，发的内容就不那么私密了，都是能公开的。”
至于对微信朋友圈的感受，T说微信现在对她而言“就是一个通讯工具”，即将之定义为工具性、手段性的。
T对微信朋友圈的使用如棱镜般，映射出她生命历程中所处的时间、事件和转折。她从学生到会计的位置变化导致了她的朋友圈性质从后台到前台的转变，当前所处的职业角色确立了她对朋友圈的工具性定位。
吉登斯指出，“在后传统情景中，我们不得不对生活和行动的方式加以选择。从这个角度看，成瘾也是选择：如果以适当的方法观察，日常生活的每个方面几乎都能提供多种可能性，而成瘾是对付这些可能性的方式。”T使用朋友圈的频率很高，如果将这近似看作是中性的、以重复为特质的“成瘾”，那么这种成瘾就是她对其多重身份提供的多种社会生活空间进行简化的一种策略。
2 社交负担下的淡漠：社会分化与印象管理
D目前是三年级的硕士研究生。对他人的朋友圈，她不会都浏览，即在微信中设置了不去看一些人的朋友圈。这样选择的标准有两个：发布内容和关系性质，她解释说：其一，“如果ta之前一直发的内容都不对胃口，比如一天发十来条，内容又和我没什么关系，我就设置了不看”；“第二个是彼此关系，比如家人、导师和好朋友的微信内容会看的，至于以前的同学、还有杂七杂八加上的一些人。总之关系不那么近的，也就基本都选择不看了。”这样看来，D对他人朋友圈的浏览不同于前述的T，她维系的联系是强关系（strong tie）、是黏合性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获取的信息也更多地是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内容。
至于自己的朋友圈，D最初并没有设置分组，后来随着所加微信好友的构成越来越宽泛和多样，“有些（朋友圈）内容不想让一些人看到的，就会设置下。”
朋友圈分组是对社会分化的反映。齐美尔指出现代化便利了现代人人格的发育发展，并使个体可以把不同的人格部分投入到不同的场合之中。后来也有学者提出主体的流动性，主张所谓“主体”都嵌入于具体的关系和特定的情境，舍此则并不存在抽象的主体一说。D对朋友圈的选择性浏览和设置分组，就与她对自我身份（的不同构成、流动存在）的认同有关。她是家庭的成员、是导师的学生、是一些人的朋友同学、也是另一些的点头之交，这些多重的身份就是现代人在多个社会空间中扮演多样角色的一个缩影。
在D看来，“现在朋友圈太杂了，加的人有些想删也不能删。原来是沟通的工具，现在有点儿像负担了。我还是希望朋友圈是纯粹的朋友们的圈子。”从沟通媒介到社交负担，朋友圈带来的情感体验从积极走向消极一端，这就是D对微信朋友圈的感受。
由此，D说自己对微信朋友圈的使用和看法是一个越来越淡漠的过程，这是指“朋友圈在自己生活中的重要性、它对自己的影响越来越小了。”至于原因，D认为“和加的微信好友越来越多有关吧，不相干的人越来越多，朋友圈内容也越来越无关。”这背后，或许是社会分化与社会流动的必然，特别是熟人社会为半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所取代、公私界限逐渐消弭以及人际互动的理性化趋向。
与前述的T完全将微信朋友圈由私人互动媒介转向公开社交平台不同，D将朋友圈框构在公私之间模糊的灰色地带，她的经验反映了系统既改造生活世界（所以D对朋友圈的“越来越乱”感到不适应和无奈）、又为后者所抵抗和重构（所以D一面减少对朋友圈的使用、降格其地位，同时也会通过分组和屏蔽、淡化不相干人的影响等手段维系着对“纯粹的”朋友圈互动的期待）的双向复杂的关系状态。虽然通讯技术的发达使系统可以深入地殖民生活，但后者并不是无力与被动的，亲密关系的变革是如此，D对朋友圈的有意疏离也是如此。
3 个体化时代的反身实践
B，一年级博士研究生在读。对他人的朋友圈，B浏览朋友圈的频率偏低，一周2-3次左右。而且她不会都看，因为首先B已经设置了不去看很多人的朋友圈，被屏蔽的人群包括“做广告的、前男友和不喜欢的人等”；其二对没有屏蔽的人的朋友圈，B也会根据具体的内容做出筛选：相较于转发的链接，她更关注“那些自己写的图文”。她的评论和点赞也与朋友圈发布的具体内容有关，同时也会考虑到彼此关系的远近亲疏，比如对自己的导师和室友的朋友圈的评论语言就不相同。
B对朋友圈的使用频率一直很低，“如果说变化，那就是我越来越坚定，更极端、更坚定地不怎么看朋友圈了，现在越来越不反弹了。”
对自己的朋友圈，B一般一个月才在朋友圈发一两条信息，以图文居多，内容则与个人的体会和感悟有关。B特别提及了自己发朋友圈的一个原则，“我绝对不发负面的。因为大家的生活都不容易，要多传播正面的积极的，负面的要主动消散。”B坦言相较于微信，她更倾向于在QQ空间里表达自己的状态，“因为QQ里加的都是老朋友。”使用微信朋友圈的重要缘由在于：“QQ的影响小，微信朋友圈会扩大图文的影响，别人起码会扫到一眼，这样我发的就能够引起大家的思索。”可见对传播效果的考虑是与传播内容紧密相关的。
B对朋友圈的低频率使用及不重视看待，与她的个性特征和对朋友圈的定义有关。其一，B对于自我的认识很清楚，“我自控力比较弱，玩起手机就没完，少碰最好”，进一步来说，“朋友圈就是一种诱惑，有时间有精力关注别人，为什么不好好关注一下自己的状态呢？”其二，朋友圈对B的意义十分有限，“微信的功能就在于交流和获取资讯。交流，我更倾向于现实中的沟通；而且微信里的资讯我觉得不可靠性很大、营养很低。这两大功能对我来说都不太重要。”
通过B的叙述，可以看到“个体化”这一时代命题的形象体现。“个体化”意味着“标准化人生”的崩解和“为自己而活”的选择，直观体现为个体权利的表达与自由选择的增多（固然，这背后也离不开各种结构性因素的作用）。个体化的色彩在B对朋友圈的看法中得到了鲜明的呈现：
首先，在B对微信朋友圈的使用中，常可见感性与理性的博弈过程和最后的理性成功说服感性的反身性结果。B表示她发了朋友圈后会在意他人的点赞与评论——包括数量和重要他人两个方面，她说“这（对点赞和评论的在意）是人之常情，但这里有一个感性和理性的博弈。我会在意，可是更会告诉自己，其实点赞评论并没那么重要，（就自己在意的重要的人来说，）或许他就是没有看到呢。所以就会看得淡，不让这影响自己。”
第二，B认为人们对微信朋友圈的使用是一个建立自己形象的渠道，“就是你从来不用它，也是在树立你的形象，一种你从来不热衷这些的形象。”这里B就把“主动（表达、建构自我）”的蕴含扩大了，不仅仅是在朋友圈说什么、怎么说（内容和渠道），就是说与不说本身，都渗透了个体有意识的自主选择，“其实微信就和生活其他方面一样，我要把我的底牌先抛出去：我就是不怎么玩朋友圈的人，所以以后我不给你点赞，你也别介意。”
这里的思考既粗线条，也不成体系，只是些对微信朋友圈的零散思考。笔者想说的是，随着朋友圈几近成为很多人都离不开了（虽然程度不同）的工具和空间，视之为一个不断生产和展现社会学知识（不仅于此）的富饶的田野（field），这既有趣，也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