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凌波同志的历史问题
父母有张合影，1987年以后才拿出来摆放的。
此前决不敢露脸。
我已在外地做了七年的老师，春节回家探亲时看见，简直不可思议。
母亲是那么漂亮的一个美人；身着棉布军服，帽徽有五角星，胸前有配牌标识的父亲英武而明朗。
我全然不知父亲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什么关联。
那个世界，我从未见过，也想象不到。
照片成为蚌埠华盛街亚美巷老宅里的珍宝之作。
这张带有光鲜而灿烂的历史标记的合影放到床头后的次年，父亲就病逝了。
那身衣服他只穿了一年多，穿那身衣服的照片，他也只见到堂堂正正的挂出了一年多。
我曾经写过这件事情。
01年时，《北方周末》编辑林敏，策划出8位淮北老写手的专版，我就以那张照片为导引，写了一整版关于父亲的文字。
记忆、想象、拼接；赋予其意义，佐证其意义。
那是我以为的父亲的历史。
1987年一个飘着雨丝的下午，我们全家打扮得跟过年一样齐整、干净，听着市里的一位干部宣读着组织上的有关决定。当那位神色谦和的老同志宣布摘掉父亲“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自即日起恢复公职、干部待遇时，母亲已泣不成声；六十多岁的父亲板板正正的站着，平日里充满和气与满足微笑的面容却格外严肃。
曾在父亲历史的阴影中难以招工、入团、参军，吃尽了苦头的大姐和我两个哥哥则显得面无表情。
惟有我站在那里目瞪口呆。
我无法把那一页纸描述的父亲，与在凛冽寒风中戴着高帽子、挂着“历史反革命”大牌子并且名字被打叉的父亲连接在一起，无法把曾保全了蚌埠这座淮河流域重要的工业城市功臣之一的父亲，与扛着粗重的圆木、每天起早贪黑来去的父亲连接在一起。
第二天一早，母亲端端正正的把一幅褪了色的照片，挂在堂屋里的正墙上。在那里面，身着列宁装、年轻美丽且灿烂笑着母亲，靠在一身解放军戎装的父亲身边。
打出世起，我就从来没有见过这张照片，那里面的父亲和母亲让我感觉很陌生，他们似乎离我很远很远。
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历史居然可以如此怪诞与如此荒谬。
父亲的苦难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初。
此前，时任蚌埠警察局督察长的父亲，果断高举义旗投奔解放军。他和他的同事们此举直接加速了蚌埠的和平解放与政局的迅速稳定。
但时间不长，便因为在蚌埠市警察局任职期间的历史问题定性，被强剥掉军衣，投进监狱。
后被押解至劳改农场改造了二年。
父亲严禁母亲在孩子们面前谈及历史和他的遭遇。直到那时我也不知道那个决定了父亲一生命运的历史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在父亲略显苍老而又祥和的微笑里，你很难察觉那段大起大落历史的一丝痕迹。
1989年，父亲的葬礼上，从江西赶来，曾经追随我父亲参加起义并目睹了父亲落难全过程的孙叔叔，语声哽咽的说：“你父亲太刚直，也太可惜了，他是那样的富有才华。”
我们其实已经渐渐的心平气和起来。
没有哪个人可以预制或逆转历史，在改朝换代大潮中被淹没的也不止我父亲一人。
我刚记事，就是父亲因历史问题遭游斗，境遇最为悲惨的时候。
我们住的是市干部学校的教师大院，母亲很要强，也最讲面子。为怕邻居看见，每日天还没亮，母亲和大哥已经将父亲的高帽子、大牌子收拾好，包在雨衣里，由大哥先行跑到前头，在离家远了、快到单位的地方再戴上、挂好；到天黑了再如此这般去接。
游斗了一天回来的父亲，还得装作没事一般，照样和邻居说笑，和和气气的待客。
后来怕是要跪着批斗了，我看见父亲戴起了运动员用的护膝。
父亲就是在那时候染上了饮酒的习惯。
每天回来，家里再穷，都会给他温一壶八分钱一两的老白干，拌个凉黄瓜，或就是凉调个辣椒丝，供他吱吱的喝上半天。
游斗结束后，父亲又被弄到蚌埠木材加工厂做工。每天得很早起床，带好自己的午饭，在我们还在温暖被窝里的时候便匆匆离去。
厂子里很大。父亲在行锯车间，那真是繁重而地道的体力活。他和十来个人，要不停的把堆在料场的粗大原木抬到行车边，上架切成板料。和那几个壮小伙比，已近50的父亲尽管高大，身子骨硬实，也能兴冲冲的同那些棒小伙一道喊着号子抬起来，脸不变色，但毕竟年岁不饶人。工间休息时，年轻人照样嬉闹，而他长时间一动不动的躺在料场边的草地上晒太阳，任我盘在他身上，拨弄着他的腮边胡须。
回到家，他要贴满身的活血膏药，烧酒拔火罐，闲下空非得泡澡堂不可。
留在我记忆里的木材加工厂的情景是很深刻的。
声音尖利的行锯，散发着木质清香的料板，还有父亲在午饭的时候总会把从家里带去的葱花鸡蛋汤，大半泼到我碗里，看着我香甜的吃。（节选）
没想到大姐的孩子寄来的相册里，竟然夹有一份省公安厅更正父亲历史问题决定的复印件。
它被小心的折叠好，页面已发黄。
那枚盖着“一九八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的通红的大印，重新定义了父亲的历史。
这段历史就以这种突如其来的方式呈现在我眼前。
决定这样陈述：
1、原处理意见：该马在任伪职期间积极反共反人民，仅年余时间即由学员提升为分队长、分局警员、督察长等职。
经复查：马于1947年11月由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一分校毕业分至蚌埠警察局任职，历任实习员、巡官、分局局员；蚌埠解放前夕，警察局长刘景武率部分人员逃离，由与我军有联系的原蚌埠警察局司法科长田景尧任代理局长，马被任命为代理督察长，负责组织、动员未撤离人员维持社会治安，直至蚌埠解放。经过去审查和这次复查，均未发现马有其他政治历史问题。原处理仅以职务认定其“反党反人民”是不妥的。
2、原处理认定：解放后马为我宽大留用后，仍无悔改表现，反动思想依然严重。在五一年四月镇反学习期间，仍隐瞒罪恶，公开与组织对抗。
经复查：马凌波的政治历史问题，在其1949年2月政训学习时已向组织做了交代。1950年7月调皖北公安局工作后表现尚好，马对当时的审查方式抱有不满情绪，不应视为“对抗组织”。
鉴于上述情况，皖北公安局对马凌波同志的处理是不当的，应予纠正。经研究决定：撤销皖北公安局1951年9月8日对马凌波同志劳改两年的处理决定，恢复公职，工龄连续计算。
父亲拿到改正通知时，我还在外地上班。
我能想象到他的欣慰和欢喜；我相信他的没有意见、没提任何要求的签字是真心实意的。
想想父亲是幸运的，他的同类或非同类有多少带着不白之冤的高帽子，无比悲伤的走进了坟墓。
而他，终于从“该马”、“马”，正身为“马凌波同志”。
我们也是幸运的，终于知道了父亲的历史反革命问题是不妥的、不当的，而且导致父亲坎坷一生的定性是可以纠正的。
他终究在历史档案里成为了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父亲。
由此遭难的几十年，一笔勾销。
我们似乎都失去了愤怒追问、追责的气力。
剩下的只有侥幸，感恩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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