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先生｜楼宇烈：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
中国文化是充满人文精神的文化，人文精神首先是以人为本。所以中国文化都是围绕着人来展开的，看问题都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以人的自我管理、自我提升为根本，这才叫人文精神。“人文”一词出自《周易·贲卦·彖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是跟天文相对的，天文是指天所呈现的样式，是刚柔交错或者阴阳交错而发生变化；人文就是文明以止用文明让我们站在这个地方。文明本身就是文饰、装饰的意思，是针对野蛮而言的。人不要像动物那样，应该装饰一下，才像个人。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也可以概括成人文化成。那么中国人用什么来装饰自己呢？用礼乐文明。通过礼乐的教化，让人懂得怎么样来做个人，“止”就是懂得做人的道理。“文明以止”就是通过礼乐的教化让每个人都懂得自己在社会上的身份，然后按照自己的身份去尽自己的职责，去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不能胡来。人文精神的核心就是认识自己，按照自己的社会身份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去尽自己该尽的职责。一个社会，如果大家都不能够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不尽自己的职责的话，这个社会能有序，能和谐吗？这就是礼教的作用。
我曾对中国文化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做过一个简单的描述，即：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
正如之前所述，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主体精神是什么？是人文。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天人合一，人和自然和谐相处，其中还包含着更深层的意义：人只是天地万物中的一部分，部分不能离开整体，人应该不断向天地万物学习，顺从自然的发展，而不是让天地万物来顺从人的意愿。
西周打败了殷纣王以后，总结夏、商灭亡的原因是：君主有道义，上天就保佑；君主荒淫暴虐，谁也不会保佑。可见，中国文化是一种人文特质的文化，其根本精神是人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提升、自我觉悟，它是向内求的，不是向外求的。
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是一种人文的精神。所谓人文精神，最根本的就是对人的自我认识、自我管理。只有认识了人，我们才能管理好人，因为人在这个世界万物中是“最为贵”“最为灵”的。
人“最为贵”的论证出自《荀子》。荀子把天地之间的万物分成了四大类：第一类水火。水火有气而无生，即水火是一股气，没有生命迹象。第二类是草木，也就是植物。草木是有气又有生的，它已经有生命迹象了。第三类是禽兽，就是动物。动物是有气有生又有知的，就是说动物已经有了种种知觉、感觉了。第四类是人。荀子用比较的方法从现象上说明了为什么天地万物中间人是最贵的：人是有气有生有知又有义的。人跟动物的区别在于义。“义者宜也”，“义”就是合适的意思。人能够分辨什么是合适的，什么是不合适的；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动物不会在价值上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所有的行为都是自然反应，没有自觉性，更没有创造性。所以人跟动物的区别就在于动物没有自觉性。人懂得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就有了自律的问题。这是人最可贵的地方，丢掉了义，人就不能称为人。这就是人“最为贵”的原因。
人“最为灵”的观点出自《尚书》。《尚书·泰誓上》说：“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天地生万物，人是万物之中最灵的。人的灵性就是指具有能动性、主动性。除人之外的万物无论多厉害，都只能遵循现有的条件和行为准则，而不似人可以改变、突破自己的生存环境。例如冬天冷，人类就盖房子以避寒；夏天热，人类就发明空调以取凉。这就是人与其他万物的差别，人具有能动性、主动性。也正因为此，人更应当认识自己、管好自己。以人为本是中国人文文化的根本特征与核心价值。一个人如果不能够坚持主体性、主动性、能动性的话，就丧失了一个人的德行。历史反复告诉我们，人和动物的区别甚微，从肉体上来讲，除了人可以直立行走外，可以说毫无区别。如果只是从外在的形态来分析人的进化，即人如何从一条鱼变成了恐龙，又变成了猿，又变成了直立的猿人，最后变成人类，是不全面的。人的进化怎么可能只有肉体上的进化？最根本的是人的精神世界进化。人属于高级生命。所谓高级生命，是指肉体生命和精神生命结合的生命，肉体生命受精神生命的支配、指导。人没有精神生命的支配和指导，就是行尸走肉。人的自觉在于自觉为人，首先要对人类自己有一个认识。人具有主体性、主动性和能动性，不能依赖外面的力量，否则人就失去了主体性、主动性、能动性。所以作为人，应该自立、自信、自强、自尊，要管好自己，从自觉到自律，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根本，是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
中国文化历来强调的就是人的自我修养、自我提升，从来不是去乞求外在的力量来获得救赎，去往另一个世界。中国文化推崇天地广大无私的精神，即生养却不占有，帮助他人却不以功高自居，成就了万物却不做他者的主宰，落实于自身，在强化自身要求时，应做到抵御物欲的干扰，防止欲望对人的侵蚀。因为人如果不约束自我，就会穷尽自然资源来满足自身欲望。中国文化讲究既不成为神的奴隶，也不成为物的奴隶。所以中国的文化就是认识人是怎么回事：人是“最为贵”“最为灵”的；人又是渺小的，只不过是天地万物中很小的一分子。所以人既不受外力的控制和支配，也不要自大地要去支配天地万物。如果人一切听命于外力来决定命运的话，是人的自我异化，不相信自己，于是就构造一个外在的力量造物主，构造一个现实之外、之上的世界神的世界来管理人，这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薄弱、自我信心的缺失。然而当人认为自己了不得，可以去支配一切、主宰一切的时候，恰恰又陷入了另一个异化，也是自我的丢失，结果就是要靠外力来控制我们。人的自我异化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异化成为神的奴隶，一方面是异化成为物的奴隶。中国文化恰恰就是告诉人们要保持人的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既不要做神的奴隶，也不要做物的奴隶。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在中国从未有如西方那般造物主的概念，如魏晋时期哲学家郭象在《庄子·齐物论注》里就非常明确地讲到“造物者无主”，万物“未有不独化于玄冥者也”，大自然中的每一事物都是独立的，冥冥之中自我演化，而不是靠造物主。另外，中国文化特别强调人的自我修养，把德行放在第一位。因为只有自身的德行提升了，天时、地利、人和才都会到来。若德行不好，则万事不成。《大学》里有这么一段话：“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说明德为本，财为末。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是一个“上薄拜神教”的国家，造物主的观念很淡薄，甚至于没有。
人的德行要如何维护呢？在中国文化中，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各种各样的欲望。贪欲对人的德行有很大的腐蚀性，所以人要警惕名利财富的影响，要做物的主人，而不能反被物掌控。我们的文化非常警惕物欲对人德行的养成、维护和提升的影响力。荀子曾引用一句古训：“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即君子应该支配物，小人则被物所支配。《管子》中有两篇文章，题目都叫作“心术”，分成上下篇，里面就讲到心在人体中处于君的地位，五官（眼、耳、鼻、舌、身）处于臣的地位，心是来管住五官的。五官跟外物接触，产生了色、声、香、味、触。因此，人的五官要懂得管住对外物的欲望，“无以物乱官，毋以官乱心”（《管子·心术下》）。依照正常的次序，心管住五官，五官管住外物，此为正道。若反之，物管住五官，五官管住心，则心术不正。人不应该成为物的奴隶，而应主动去管住物。
由此可知，中国文化很早就告诫人要防止物欲侵蚀，以免失去人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中国的这种人文文化或人文精神是“下防拜物教”的。
中国文化一方面强调人不能做神的奴隶，也不能做物的奴隶，而要做人自己，保持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和能动性；另一方面强调人不能狂妄自大，去做天地万物的主宰，反而要求人虚心地向天地万物学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这就是中国文化中“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优秀思想。“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的结合，保证了中国文化中的人本主义不可能异化为“人类中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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