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稷下学宫》《中国文脉》感到是“文化大厨”煮的一锅夹生粥

稷下学宫

《中国文脉》，是某知名作家关于中国文化流经演变的大部头著作，《稷下学宫》是其中的核心章节。对之评说，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又不能不评说，因为它的影响很大——就在昨天还有朋友专门向俺推荐《稷下学宫》。

就稷下学宫来说，社会上知道的人可能不多，但它的文化地位却是不同凡响。我们都知道诸子百家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而诸子百家，则基本上都出自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相当于现在的顶级大学。始建于齐桓公田午时期，位于齐国国都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门附近，所以叫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产生了影响中国数千年至今的学术著作和学术巨人。如《管子》、《晏子春秋》、《司马法》、《周官》等，我们熟知的孟子、管子、墨子、韩非子、张仪等历史上著名的人物都在这里执教或学习过。

因此，写作稷下学宫这样的题材就不能不谨慎精准。否则，给予读者的文化认知就会出问题。这种影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于人于社会都关乎自身的定位和定向。

该大作家的《中国文脉》俺多年前就读过，其中的不少文章俺还有很深的印象。比如《遥远的绝响》中的那个苏门先生的"啸"。也因文章脍炙人口，俺常把大作家看成“文化大厨”。

但俺也感到《稷下学宫》和整部《中国文脉》，都是有问题的，有的问题还不小，只是没说而已，自以为读者也会与俺有同感。

比如支撑着整部《中国文脉》并呼应《中国文脉》的结论是“今天的中国文脉，只有等待！”就不能不说是瞪着眼睛说瞎话了。

毋庸讳言，大作家写《稷下学宫》及其整部《中国文脉》，基本上属于厨师背离烹饪要义的自我发挥，主观武断的成份实在太多。

探讨中国文脉毕竟不是做菜。做菜只是满足肠胃，而文脉则是影响和引领人们的精神和民族未来的，弄不好会是要坏大事的。俺也就身不由己地跟朋友谈起了自己的看法——

稷下学宫，大作家把之看成了中国文脉起源、转折和繁荣过程中的最重要的节点,这不无道理。也正是因为这个节点关乎民族的精神根脉和方向，地位也就十分重大和重要了。直面这个课题的时候，就必须心生敬畏，态度严肃，考证精准，绝不可主观臆断。主观臆断就会失去文化研究的意义，无法引导时代甚至带来现实的负作用。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任何时代的文化，都不是凭空冒出来的，一定有它充分的成因。

大作家却把《稷下学宫》置于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理想王国来研究，这样就不仅自我限制了文化视野，也会使研究结论因大失真和残缺不齐变得荒谬。而大作家却还在这种结论面前反复“惊叹!”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这种遗憾在大作家的《稷下学宫》里是明显的。

一是大作家只是强调文化交流而无视文化的实践。这样，给人的感觉就是那些荟萃于稷下学宫的开山立派的文化巨人只不过是一群夸夸其谈的文人墨客罢了。事实上，那些人的文化见解无一不是来自他们深刻的文化实践和文化感悟。就孟子来说，其成长经历就充满传奇般的文化体验。“孟母三迁”至今还是脍炙人口的人间佳话。大作家说他自己不想在书斋“自筑小院，自挂牌号”，成为主观主义者。可事实上，由于研究视野的残缺，大作家却是自己把自己关进了想当然的“书斋”了。

二是大作家断然割裂了文化环境与文化生长的关系。这种割裂，最为显现的是“学术”与“政治”的割裂。突出的表现就是只见形式，不见内容。这既不符合事实，也隐匿了文化最重要的政治担当。事实上，稷下学宫的那些人，均可以用“身入黉门，天子门生”这八个字来概括他们的身份。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他们都是由政府发工资，为政治服务的。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有做学问的条件。没有这些条件，就没有稷下学宫，也没有这些做学问的人了。这也许是大作家退去政坛几十年，浸淫于自己的文学理想王国之故吧。这样，自然无法对中国文脉求得正解了，倒是让人对大作家的才华得不到正确的发挥而对大作家产生了特别惋惜之情。同时，也会对当下的学术研究带来自娱自乐上而无视国家责任上的误导。

三是大作家错误地用自己的书生意气来强行捏合东西方文脉的不同气象。大作家不但没有分清稷下学宫与雅典学园的文化区别，却把二者一齐塞进“人类文明轴心”了事。二者都是人类文明的轴心，这在学术界是没有争议的。但对于研究文脉来说，这种不加区分的一而概之就不是研究文化的应有态度了。这样办理下来，既不利于东西方文化的相互鉴赏和取舍损益，特别是不利于当下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攻讦进行有效抵抗，弄不好还会丧失自己的文化。这也是特别需要强调的地方。

研究中国文脉的目的，不是要消灭她，而是要让她抖落身上的尘埃，摆脱她对中华民族的不良影响，让她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担当和实现新的文化自信、自强这一新时代的文化抱负。这也是研究文化及其文化自身的要义所在。俺想，对此大作家应该不会有什么异议。

就文化的整体性而言，稷下学宫以经验承续见长，而雅典学园则是以逻辑推理为要。东西方文化各自的脱胎就在这里并形成二者的重要区别。

几千年来，中国文脉基本上是按老祖宗的“顶层设计”一路至今，而西方文脉却改变了方向。

西方文脉改变原来的方向是必然的。因为，世界上所有逻辑都是有缺陷的，用它来解读世界和人类自身的时候必然遇到逻辑自身无法解决的困难。这也是西方有中世纪千年黑暗史而中国没有的原因。西方中世纪的重要特征就是神登上了至高无上的宝座，教皇的地位和权力一度比国王还高还大。甚至教皇不给国王加冕，国王就没有合法性。出现这种情况是必然的，逻辑解读不了世界的时候，就只能靠神了。

并且，西方的神也是一尊怪神。比如，西方的神给人们的是“马太福音”，多的更多，少的更少，鼓励兼并，鼓励豪强。正因如此，西方的国家层面也让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这也是西方“圈地运动“、”羊吃人“等等很多在我们看来匪夷所思的事情能合法化的原因。一句话，西方的神是少数人的神。

神的地位在中国虽然也很高，但是虚而不实的，跟西方的神也有本质的区别——中国的神救苦救难，慈悲济世，为众生。

改变西方文脉走向的是但丁、伏尔泰、卢梭、笛卡儿、培根、牛顿等一批为数不少的集批判精神、科学巨匠与文化大师于一身的人。但丁的《神曲》，不但担当起了挑战神权的大任，也实现了对西方世界的文化启蒙。受但丁的启发，伏尔泰在西方世界里最先提出了自由、民主、博爱的人文思想。而卢梭则干脆把神权抛开，提出了“社会契约”这一全新的社会秩序的理念。笛卡儿、培根、牛顿等人，又适时把自己的科研工作和成果提升到了文化认知的高度，由此掀起了西方世界滚滚向前，势不可挡文艺复兴浪潮，直接导致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

西方文艺复兴不是复古，更不是医生的断肢接驳手续，而是启蒙，也就是文脉的改向。西方文脉完成改向，是随着拿破仑的铁蹄踏遍整个欧洲实现的。然而，大作家在《稷下学宫》里硬说是西方文脉的断裂，这就把局部与整体混为一谈了，把西方一国的破亡看成为整个西方文化的断裂。可事实却不是这样的。这跟中国历史多次出现改朝换代，但中华文化一直源远流长是一个道理。不知道大作家是为了佐证自己的“发现”和“惊喜”还是别的原因。但无论如何，都有失文化学者的严谨。

西方文脉无论是原先的重逻辑还是后来的重实用，与中国文脉相比，都天生就缺少慈祥和关怀的成份，都容易产生粗暴和掠夺的情绪。所以，史上最长的战争在西方，十字远征军打了整整二百年，这样的事情就不足为怪了。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十字远征军

西方的文脉说到底就是全世界都是神赐给他们的牧场这么一个文脉。纵观当今世界，西方国家不但好战，还是现代战争的策源地。就此而言，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使当今世界不太平，这不是美国总统的个人原因，也不全是什么经济、政治、军事或其它方面的原因，而是西方文脉的使然。其它原因，都只不过是西方文脉的派生物而已。就此而言，研究东西方文脉，如果不给予其各自的定性区别，就会产生误导，特别是误导中国人自己，一厢情愿地盼望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忽略自己也应该对未来世界格局变幻有最坏的打算并为之做充分的准备。

在俺看来，大作家这样做是不应该的，至少也是很大的失误。

然而，大作家的最大失误和不应该还不在这里，而是大作家在整个《中国文脉》中的食古不化和对当代中国文脉前所未有的强大视而不见。大作家把中国文脉的延续看成是统治者的慈善和偶然现象，却把中国文脉自身蕴藏的巨大无比的改造和进化功能丢在一旁不管，这就有点本末倒置、因果错乱了。

是的，中国文化随历次王朝的更迭历经生死，但中国文脉凤凰涅槃的功能也正好由此体现。虽然此事说来话长，但大作家也至少要跟读者有个交待，更不能颠倒是非。

有人说大作家已经堕落到为“公知”了。鉴于大作家的才学，俺还是不想这么说。捉笔《中国文脉》的大作家，在俺眼里更像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虽然满口漱玉，言出成文，但精神和形体却都是落拓的。这当然只是俺对大作家的担心，并不是说大作家就是“孔乙己”。

那么，怎样才能做好研究文脉目的这篇大文章呢?这就不仅仅是找文脉的源头和流经了事，更要准确勘测文脉的现状了。这既是做好文脉研究这篇大文章的目的，也是学术研究的必要性工作，有之不必然，无之则必然。而大作家却看都不看中国文脉的巨大发展和前所未有的大气象，就煞有介事地仰天长叹:“今天的中国文脉，只有等待!”这就不能不对大作家的研究动机产生疑惑了。是发自大作家心底的嗟叹，还是大作家对当代中国文脉有仇呢?真的不好说。

大作家是有文化影响力的人物。大作家这一声长叹，不但把当代中国文脉的蓬勃发展硬生生地齐根砍掉了，而且也抹杀了中国近现代无数仁人志士对之付诸的心血和努力，还会让中国社会不知所措。

事实上，中国文脉经过近现代的再次凤凰涅槃，到今天已是盛况空前。这次凤凰涅槃的日子发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由一个身材精瘦衣着褴褛的中年人领导进行的。这个中年人凭借自己扎根中华五千年文化沃土的深厚滋养和感悟，改变了中国漫长时里文化只是少数文人黑客把玩的奢侈品之状况，让中国文脉既流进了文化人的血脉，流进了亿万寻常百姓的血脉，开创了中国文脉大气象，让匍匐百年的中国人站立了起来，使积贫积弱的中国一跃成了文化自信的东方巨人。

如果用大作家的语系来表达的话，记载此事的“哲学图”便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做成此事的这个中年人叫毛泽东。至此，如果说中国文脉发端于《诗经》，经过几千年的悬空流转，才真正再次回归到她的应有位置。这个位置，就是民众的心田里，不再是少数人舞文弄墨的装饰品了。

这是一种伟大的回归，也是一种伟大的升华。从文化意义上讲，就是对传统文化的提纯。按大作家“中国文脉”这一话语来看，这一提纯无疑是一个里程碑。

中华文化五千年发展形成的传统文化，既有东方文化的博大辉煌，也有封建文化的腐朽僵化。这也是自鸦片战争后，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

五四运动之所以伟大，根本性的意义就在于对传统文化的改造。但，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真正实现对传统文化的成功改造的人是中国共产党。其标志性事件便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它既保留了中华文化的精华，又克服了封建文化的糟粕。特别是它把“稷下学宫”时期诸子百家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发展起来的东方哲思与封建社会的优秀大统一的文化思想跨越历史地结合在了一起，奠定了全新的、使积贫积弱的中国走向强大的强大的文化基础，使古老的中华民族爆发出了空前的伟力。

其结果就是新中国的诞生，并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快速崛起，实现了中国由几千年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的转变;就是两弹一星，就是捷报频传的一系列科技成就;就是教育的普及，就是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的结合并受到人民群众的由衷尊重;就是中华大地上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空前的精神风貌……

以大作家的眼力和悟性，不应该对发生在眼前很近的文脉大事“忘却”吧?可大作家却又偏偏对此伟大的中华文脉的复兴全盘否定，这就让人不禁要问，大作家到底要等什么样的文脉了。

中国文脉的流经演变，托举和反映的是民族信仰和民族的思维方式，让我们请楚自己从哪里来应该到哪里去。

也只有真正搞清楚了我们的文脉，才能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