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螺旋：罗素的前半生
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
矛盾螺旋：罗素的前半生
矛盾螺旋，伯特兰·罗素的一生，绝对属于后者。这位二十世纪最为博学的哲学家、逻辑学家、文学家，自幼父母双亡，在祖母严苛而保守的监护下长大，打小就学会了逢场作戏，做别人眼中的好孩子。他年幼时久被压抑的个性，在成年以后，演变成了对知识、爱情和人类的汹涌澎湃的激情。这三种激情无一例外，都源自于他身上本能的野蛮冲动与高贵的智性的激烈冲突。这二者之间的冲突之强烈，以至于在他98年的漫长人生当中，数次令他几乎精神分裂，甚至想要自 杀。而纵观他异常繁复精彩的一生，我们不由得不感叹：正是在肇始于童年的对精神失常的恐惧的阴影之下，这一对矛盾螺旋才幻化出他在哲学与逻辑学上的巨大成就、在个人感情生活上的滥情与冷漠，以及在公共事务上的不朽功绩。然而，他不幸的童年犹如永远都挥之不去的幽灵，令他处于永恒的孤寂之中。最终，一切的喧哗与骚动，都归于沉寂。
1
罗素对友情的建构，往往基于智性上的相互愉悦，情感上的相互慰藉虽然不可或缺，但不是主要因素。而一旦这种智性上的愉悦不复存在，情感也就烟消云散。当然，维特根斯坦是唯一的例外。
这一特点最突出地反应在他与以下三人的交往中：怀特海、约瑟夫·康拉德和D.H.劳伦斯。
怀特海起初是他在剑桥三一学院的老师，后来成为他在数理逻辑领域最长久的合作者。他们两人，通力合作，耗时十年，写下了卷帙浩繁的《数学原理》。尽管本书企图将数学彻底形式化、将数学与逻辑相统一的努力，二十年后，在哥德尔的不完备定律面前化作了一缕青烟，然而，他们二者确实对数理逻辑做出了决定性的历史贡献。可是一战爆发以后，怀特海送儿上战场的举动与罗素的反战立场格格不入，两人随即渐行渐远。
怀特海，英国数学家、逻辑学家
在约瑟夫·康拉德那里，罗素起初怀着极大的期盼和可怕的敬畏，与之交往。罗素渴望这位“海洋小说大师”，能穿透令他与世人隔绝开来的玻璃，看透他的灵魂。事实证明，在他与康拉德为数不多的交往过程中，某种程度上，康拉德确实做到了这点。罗素对此，有着精彩的描述：“我们似乎穿过了一层层表面的东西，一直到达内心之火”。在罗素的人生中，康拉德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他给第一个儿子命名为约翰—康拉德—罗素，并请求康拉德作为孩子的教父。如此的谦卑，只能源自这样的解释：罗素在这位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作家的小说中，看到了自我探究的可怕后果——精神失常，而这正是潜伏于他内心深处的恐惧与焦 虑，一生都挥之不去。但是，康拉德笔下的角色证明了自我控制的必要性和价值，这点却在罗素混乱的私生活中半点不见。
D.H.劳伦斯，英国作家
罗素和劳伦斯的交往，可以说始于冲动，终于智性。起初，罗素在这位崇拜自然冲动、新原始主义的小说家身上，看到了一种想要终结腐朽的西方文明的美好愿景。劳伦斯曾经造访剑桥，对以凯恩斯为首的剑桥知识分子那种装腔作势的“高雅传统”嗤之以鼻，坦言只有罗素才是他们当中唯一的真正的男人。然而，当罗素发现这位头脑容易发热的朋友不仅在哲学思考上混乱不堪，甚至想要到某个海岛建立一个世外桃源时，他及时止损，终结了这段友谊。这一行为，随后被劳伦斯视为可怕的背叛。可以说，在罗素与朋友的交往中，哲学观念上的根本不相容是不可能用灵魂上的短暂契合来弥补、将就的。
维特根斯坦比罗素小17岁，但是罗素在维特根斯坦死后又多活了19年，在他们长达40年的交往中，罗素在数理逻辑上的建树受其影响最深。维特根斯坦与罗素在哲学思想上、个性上和对政治事务的观察上，都存在根本性的分歧，然而这两位分析哲学的创始人，从未彻底决裂，这可能也是哲学的眷顾吧。
2
一战停战日那天，满大街都是激动的人群，罗素独自在街上游荡了一天，回来后写道：“我在欣喜的人流中游荡，孤独感油然而生，仿佛是一个幽灵，偶然从某个星球坠落到地球上”。
伦敦特拉法加广场上庆祝停战的人群
是这种永远都无法摆脱的“身为幽灵的感觉”，主宰了他异常复杂的感情生活么？他一辈子结了四次婚，至少与七个女人有过长期的情人关系，其中大部分都是有夫之妇。甚至，最多的时候，他同时和她们中的四个人约会。
他与爱丽丝的第一段婚姻，可以说是冲破门第之见的完美结合。然而，数年之后，他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不再爱她，开始以近乎残酷的冷漠折磨这位爱了他一生的可怜女人。
他与奥托琳·莫里尔的交往，开启了他随后大半生的“渣男”模式：爱上有夫之妇，嫉妒心极重，想要对方离婚或者为自己生孩子，可怕的控制欲与不可抑制的性冲动交织缠绕，让每一个与他交往的女人都伤痕累累。尽管他哲学家的高贵智性渴望与每一位情人不仅在思想上、志向上，甚至在灵魂上完美契合，然而这位永远都无法爱上别人的可怜男人，在我看来，穷其一生，都是欲望的俘虏。
奥托琳·莫雷尔，英国贵族，罗素的情人之一
我不能理解，他是如何在四个有夫之妇中同时穿行，并且都信誓旦旦，爱的死去活来？可能他有一种自我安慰的机制，犹如思想钢印，他相信自己在某段时间内只是和一个女人交往，尽管与事实大相径庭。而他之所以甩掉了托马斯.艾洛特的老婆，抛弃了交际花、戏子柯莱特·奥尔森，选择他并不是很爱的朵拉·布莱克作为第二任妻子，理由简单到令人发指：她比他小了20多岁，愿意给他生孩子。
你可以指责他在道德上的混乱，但谁都不能否认，这是个大神级渣男，尽管他的第一任情人奥托琳发现他在某些方面其实乏善可陈。
3
罗素在政治上的立场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特征，但整体来看，他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
作为辉格党家族的继承人，他秉承了崇尚自由的个人主义，同时对行将就木的西方文明持有一种并不激烈的批判态度。
他在政治领域的所作所为，表面上看，是将个人理念与政治实践进行了黑格尔式的综合，实际上却呈现出企图“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风格。
毫无疑问，一战期间，他参与并领导的反战运动，是他政治生涯的巅峰。
在他看来，一战标志着欧洲的传统自由主义的终结，需要某种形式的国际社会主义，替代具有内在竞争和冲突的资本主义。因此，这场令无数年轻人被吞噬的战争，是对欧洲文明的最大嘲讽，根本不具备历史进步的合法性。为此，他以极大的精力投身到反战运动中去，公开巡回演讲，号召那些反对政府实施兵役法的人团结起来，避免更多无辜的流血牺牲。与主流民意和政府对抗的后果是严重的，他不但被禁止赴沿海城市演讲，甚至锒铛入狱。好在英国政府碍于他广泛的声誉，从轻发落了他。
然而，这位对资本主义失望至极的政治活动家，居然对社会主义抱有极大的同情。他认为，列宁领导的革命政权，为腐朽没落的欧洲文明开拓了一条新的历史演进之路。而能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行会社会主义政权结合起来的政治体制，是最完美的制度。
“尽管布尔什维克主义藐视了民主和自由，但对世界的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 他们实施的社会变革规模更大，其理论更具新颖性”。
然而，这一观点在他1920年访问俄国之后彻底幻灭。他发现，这个崇尚组织和纪律的政权，根本不会给他所盼望的行会社会主义留半点余地，列宁更是对他提出的议会民主理念不屑一顾。特别是，列宁坚决否定了他认为的可以不用暴力和革命实现社会主义的想法。
1920年，罗素（右一）偕朵拉来华讲学
稍后，他与当时还是情人的朵拉一同访问中国，途径长沙期间，他作了《成功的共产主义的必要因素》的演讲，时年26岁的毛泽东是台下的听众之一。面对罗素“应该使用教育的方式改变资产阶级的思想，这样就没有必要诉诸战争和暴力革命”的观点和“支持共产主义，但反对工农专政”的立场，毛泽东稍后写道：“他的说法作为理论相当不错，但是实际上却无法做到。”
看来，在“理论联系实际”这点上，毛泽东比他清醒得多。只是，几十年后，当这位深刻地改变了二十世纪中国命运的历史伟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年迈体衰的罗素知道他曾经听过自己的演讲么？
4
如果说，在与友人的交往中，罗素个性中高贵智性的一面占了上风；那么他周旋于各个情人之间，则是本能冲动驱使的结果；而他在政治理论上的建构和在政治实践中的全情投入，可以说达到了冲动与智性的完美融合。至于在他奉献给世人的伟大哲学中，高贵的智性压倒了一切，没有给冲动留下一丝丝余地。
他的哲学探索的第一步，是11岁时遇见的欧式几何。他第一次发现，几何命题的真实性是需要证明的。而且一经证明，就无需考虑人们的感受和顾虑。这无疑是他个性压抑的少年时代最为美妙的事情。并且，他很快意识到：其他事情也可能经得起，或者必须经得起数学证明的检验。
就这样，他开启了自己献身于数理逻辑的伟大征程。
起初，当他还是黑格尔主义者时，他坚信世间万物是综合的整体，分离性不过是一种幻觉，而如同上帝的“绝对精神”雄踞万物之上。随后，他发现，连续的综合并不能解决从数学转向物理学再转向形而上学的那些矛盾，辩证法本身带着固有的缺陷。于是，他转向了技术性更强的“分析”哲学——是对部分的分析，而不是对整体的综合，才是认识真理的最佳途径。
无独有偶，与此同时，G.E.摩尔在《判断的本质》中，提出了“命题是可以分析的综合体”，而不是黑格尔所认为的“对抗分开的统一体”。这点，对他启发极大。
他抛弃黑格尔哲学之后，终于明白，“数学可能相当正确，而不仅仅是辩证法的一个阶段”。正是这种对数学的逻辑基础的稳固性的渴求，促使他投身于无穷大、连续和集合论的研究。在发现了皮亚诺的符号逻辑理论之后，他相信自己找到了证明数理逻辑严密性的新出路。当《数学原则》完成时，他已经确信，数学是逻辑学的分支，只需要少数基本公理就能推导出所有的命题。而这一切，都建立在那个叫“类”的概念上。
以后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在这方面，弗雷格其实早就先他一步，然而当罗素将“理发师悖论”投向了这位数学家，后者“如同遭到了雷击”。（真正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人，此时还没有出现，那个人就是天才维特根斯坦。）
面对“类型论”的缺陷，罗素以百折不挠的毅力，与怀特海展开了长达十年的合作，渴望修补数理逻辑大厦的地基，并进行加高和装饰。在他看来，如果想要解决“理发师悖论”，就必须对真理的判断实施分层，这样各种复杂的真理就在各自的层次上互不干扰，也就不会有“悖论”这种麻烦出现了。于是乎，这种牺牲了优美的简洁性的新理论，最终变成了一座异常繁复的巴洛克大教堂。10年后，当《数学原理》终于截稿，剑桥大学不但不愿意出版，甚至出版后也只有不超过十个人读过这本比砖头还重的天书。
1931年，当哥德尔证明罗素和怀特海试图实现的目标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所有的数理逻辑注定是“不完备的”，罗素不知作何感想？即便如此，谁又能否认，他们对数理逻辑的发展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呢？
1913年，当维特根斯坦告诉罗素，应该放弃“类型论”，他根本不愿意接受。在最终与维特根斯坦达成一致、完成数理逻辑的语言学转向前，他还要经历心理学转向的过渡。
此时，在他看来，“意义”并不是“理念”与“命题”这种不切实际的形式，而是心理学认为的条件反射——婴儿对“食物”这一词汇的理解，是基于食物产生的味蕾刺 激。当他（她）再次听到“食物”这个词时，就会不由自主地分泌唾液。
这种将命题的主观意义看成是“一系列身体反应”的观点，实际上是遭维特根斯坦激烈批判之后的无奈之举。因此，当他读到《逻辑哲学论》之后，不得不承认，心理学关于判断的结论与逻辑学毫不相干。最终，他终于确定：逻辑关注的只是符号，而就逻辑命题而言，只有对语言的理解是必不可少的。
至此，分析哲学的两位宗师终于达成共识。
作者：登山者
本文为作者投稿发布
●和老爸同时学哲学的好处是撕起来六亲不认
●澎湃专访 | 人类学家项飚谈内卷：一种不允许失败和退出的竞争
●为什么民哲显得多余？
●生而为人，却并不理解“什么是人”
●哲学说唱 | 一首《苏格拉底之死》，献给不死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