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又被称为《前汉书》，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具有极高的文学和史学价值，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中国史学“前四史”。老黄为您讲述精彩的《汉书》故事。

刘向有三个儿子，前两个只是小官僚，小儿子刘歆继承父业，最为著名。他的主要造诣在文学方面，对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学说也独成一家。因为学问太深，看问题太透，受到诸儒攻击排挤，最后当了个与父亲一样的“中垒”官职”。请看《<汉书>研读》第199章：

楚元王传（七）

刘歆

刘歆（公元前50年～公元23年），字子骏，后改名刘秀。他在年少时因为精通《诗经》《尚书》并且能写文章被汉成帝召见，待诏于宦者署，后担任黄门郎。河平年间，刘歆受诏和父亲刘向领校隐秘书籍，讲授六艺传记，他对于诸子、诗赋、数术、方技等无所不通。刘向死后，刘歆接任中垒校尉。

汉哀帝刚刚继位时，大司马王莽举荐刘歆作为宗室中的有才行者，担任侍中太中大夫，后升任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位置尊贵，受到宠幸。刘歆再次领授《五经》，继承父亲未竟事业。他集结六艺群书，分类编辑为《七略》，记载在《艺文志》中。

刘歆和刘向开始都研究《易经》。汉宣帝时期，刘向受诏讲授《谷梁春秋》，十多年后已经很精通了。刘歆在校对隐秘书籍时，看到了古文《春秋左氏传》，他十分喜欢。这时丞相史尹咸也研究《左氏》，就和刘歆一起校对经传。刘歆大体上跟随尹和丞相翟方学习，询问大义。开始时的《左氏传》多为古字古言，学者们只是传授传训故罢了。刘歆研究《左氏》时，引用传文来解释经传，互相启发，于是断章句义理就全都具备了。刘歆为人沉静有谋略，他们父子都喜欢古文，博闻强记，超出常人。刘歆认为，左丘明的好恶和圣人相同，并且亲眼见到过孔子，但公羊和谷梁则在孔子的七十弟子之后，传闻和亲眼所见到的，其详略很有不同。刘歆多次就这个方面向父亲刘向发难，刘向不能难倒他，但仍然坚持自己研究的《谷梁》之义。

等刘歆受到汉哀帝亲近后，他想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并且都列于学官。汉哀帝命令刘歆和《五经》博士讲论其要义，诸博士都不肯和刘歆争论，刘歆就致书给太常博士，责备他说：

当年唐、虞衰落后，三代更迭兴起，圣帝明王累起相袭，其大道很显著。周王室衰微后礼乐不正，大道也难以保全。所以孔子担忧大道不行，游历各国应聘。他从卫国返回鲁国，之后匡正音乐，使《雅》《颂》各得其所；修定《易经》，为《尚书》作序；写成《春秋》，以记载帝王大道。孔子去世后，他的精微言论断绝，七十名弟子去世后大义偏离。再加上遭遇战国纷争，舍弃了笾豆之礼，着力于军旅列阵，孔氏之道受到压抑，孙、吴之术兴起。这种情况一直衰落到暴秦时，更遭受焚烧经书，儒士被诛杀，相关禁书法律制定，对古代判罪赞扬，大道法术从此走向灭绝。

汉朝建立后，离圣帝明王太过遥远，孔子的大道又断绝，法度也就无处沿袭，只有一个叔孙通大体确定礼仪，天下只有《易经》，再没有其他可遵循的书籍。到了汉孝帝时期，才废除了关于禁书的法律，但当时的公卿大臣绛侯周勃、灌婴等人都只是一介武夫，对此并不在意。到了汉文帝时期，才开始命令掌故晁错跟随伏生学习《尚书》。《尚书》开始出自于房屋夹壁中，穿书的签子已经朽折散乱缺失，但其现在仍然可以看到，当时的老师只是传授诵读罢了。研究《诗经》的学识开始萌芽，天下一时出现了很多书籍，都是诸子的传释，被广立于学官，并且设置了博士职位。在汉朝中的诸儒中，真正算得上儒宗的只有贾谊一人。到了汉武帝时期，邹、鲁、梁、赵等国都有研究《诗》《礼》《春秋》的前辈先师，他们都兴起于建元年间。在这个时期，一人之力不能单独传授其经，有的研究《雅》，有的研究《颂》，相互结合而成。《泰誓》后来出现，博士集合诵读。所以汉武帝的诏书中才说；“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悯焉。”这时汉朝建立已经七八十年，离开全部经学已经很遥远了。

到了鲁恭王时期，他破坏孔子的住宅，想要扩建为自己的官府，却意外在坏壁中获得大量古文，其中的《逸礼》有三十九篇，《尚书》有十六篇。天汉年间之后，孔安国本想献出，却突然遭遇巫蛊之祸，没有来得及施行。至于左氏丘明修订的《春秋》，都是古文旧书，多的有二十多篇，收藏在秘府中没有公布。孝成皇帝怜惜学术残缺，和原书相差很大，便公布了旧藏，以便校订旧文，用这三种书校订学官传授的经传，但是有的经卷脱简，有的传记错编。圣止就传令询问民间，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的传学与此相同，都因为受到压制没有传播。这让有识者怜惜，士君子们痛心。以前做学问的人不考虑书籍残缺问题，满足于因陋就寡，分析文字，言辞烦琐，学者到老都不能精通一艺。他们只是信口解说背诵传记，平庸的老师不敢对以往的古事提出疑问，到了国家出现大事，比如辟雍、封掸、巡狩的仪式，便稀里糊涂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办了。这些人仍然抱残守缺，怀着怕被戳穿的私心，缺乏服从善义的公心，或者心怀嫉妒，不思实情，与己雷同的便相追随，随声附和，压抑这三种学问，坚持认为《尚书》是完备的，说左氏没有传解《春秋》，这难道不是很可悲的事吗？

现在的圣上神明德通，继承伟业，也怜悯文学错乱，学士们虽然很多，也都明白真情，但依然推脱谦让，模棱两让，只愿意和普通的士君子一样。所以陛下才下达明诏，辩论《左氏》可否立于学官，派遣近臣奉指衔命，用以辅弱扶微，和两三个君子比意同力，希望能得到废弃的经传。现在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大家都深闭固距，根本不敢展开辩论，苟且于以不诵习的办法来灭绝它，想来堵塞残留的大道，从而灭绝这些精微的学问。如果能与其分享成果的，就难以与其考虑创业，这是普通老百姓的做法，根本不是名士君子所为。并且这几家的事，都是先帝亲自谈及的，现在圣上考察的那些古文旧书都有验证，并且内外相合，这难道是苟且不动就能作罢的吗!

如果礼仪缺失，还要到乡野去寻找，难道古文不更胜于乡野吗？以前博士中的《尚书》有欧阳学派，《春秋》有公羊学派，《易经》则有施、孟学派，但孝宣皇帝仍然恢复确立《谷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它们虽然义指相反，仍然并行设置，这是为什么呢？与其因其有错误而废弃，不如因有错误而设立。书传中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志其大者，不贤者志其小者。”现在数家的议论都兼容并包大小之义，怎么能偏颇断绝啊！如果还要继续抱残守缺，结党同门，妒忌真道，违背明诏，失掉圣意，陷于文吏争议，这些事都不应当是两三君子所采取的行为。

刘歆的话言辞恳切，诸儒士们都很怨恨。这时的名儒、光禄大夫龚胜因为刘歆向上致书陈述而深感自责，上书希望告老还乡。儒者师丹身为大司空，他顿时大怒，上奏汉哀说刘歆改乱旧章，毁谤先帝所立之学。汉哀帝问师丹：“刘歆只是想推广道术，又怎能当作毁谤呢?”

刘歆从此冒犯了执政大臣，被众儒诽谤。他害怕被杀，请求出京增补为官吏，担任河内太守。因为有规定宗室不应当管理三河地区，所以转任为五原太守，后来又转任到涿郡，共做过三郡太守。几年后，刘歆因病免官，后又被重新起用担任安定属国都尉。这时汉哀帝去世，主政的王莽年少时和刘歆都做过黄门郎，很器重他，就禀告太后。太后留任刘歆担任右曹太中大夫，后升任垒校尉、羲和、京兆尹，让他主管明堂辟雍，被封为红休侯。主管儒林史卜官，考订乐律和历法，期间写成了《三统历谱》。

之前，刘歆在建平元年改名为刘秀，字颖叔。到王莽篡位后，刘歆担任国师，后来的事情都记载在《王莽传》中。

班固赞曰：孔子说过：“才难，不其然与！”自从孔子之后，著书立说的人也太多了，其中只有孟轲、荀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这几位先生博物洽闻，通晓古今，他们的言论对当世有益。书传中说：“圣人不出，其间必有命世者焉。”这话不是很有道理吗?刘向的《洪范论》发扬《大传》精神，阐明天人相应；刘歆的《七略》分辩艺文，梳理出百家头绪；刘歆的《三统历谱》则测定日月五星的分度，究其根本，大有深意!刘向论述山陵的告诫，在今天来看，多么令人哀痛!用指明梓木之柱的事来推断朝政废兴，说得多么清晰明白啊!难道不是因为多识直信，也就是古人们所说的良师益友吗？

《七略》

黄其军

作于2021年9月9日（古历辛丑年八月初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