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寅松 | 试论大理国的建立和段思平的出身
“大理国”政权建于公元937年（后晋天福二年），到1253年蒙古军入大理时结束，历时316年，几乎与宋王朝相终始。其疆域“东至普安路之横山（今贵州普安），西至缅地之江头城（今缅甸杰沙），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今越南莱州省境的黑河），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1]（p486）
幅员辽阔，是继南诏政权之后崛起在我国西南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它的建立和发展，为元、明以后云南和内陆的统一奠定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础，也为白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由于这一时期史料散失较多，使得对大理国的研究远没有南诏那样活跃和深入，许多领域至今仍属空白。本文试图就“大理国”的建立和“大理国”缔造者段思平的出生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权作引玉之砖。
南诏称雄云南，结束了长期以来各部落之间“朋仇相隙”“兵戈相防”[2]（p453）的局面，为云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经过各族人民的长期艰苦劳作，南诏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史载当时修筑了“灌田数万公顷”[3]的大型水利工程锦浪江，苍山玉局蜂顶南边的高河。水利的兴修为扩大耕地面积和提高粮食产量创造了条件，不仅平坝，山地也被开垦出来。“蛮治山田，殊为精好”[4]（p7）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还发明了“犁田一牛三夫，前挽，中压，后驱”[5]的办法，实行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农业的发展又推动了畜牧业的发展。到了异牟寻时，专门设了“乞托管马，禄托管牛”[6]，说明牛马的增加和畜牧业的兴旺。手工业也在农牧业发展的基础上有了长足的进歩。南诏在进兵成都时，“掠子女工、伎数万”[7]，这些工匠带来了内陆的先进技术，从此“南诏自是工文织，与中国埒。”[5]称为吉贝的棉花唐代还只是在局部地区推广，然而南诏已经能够织出很好的白颡和朝霞，“南诏所织尤精好，白色者朝霞也。国王服白颡，王妻服朝霞。”[8]南诏统治者还把部分俘虏“配丽水淘金”，一些犯罪的男女，也“多送丽水淘金”[4]（p10）。“开成元年，嵯巅建大理崇圣寺，基方七里，圣僧李贤者定立三塔，高三十丈，佛一万一千四百，屋八百九十，铜四万五百五十斤。”[9]（p475）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南诏建筑水平和矿冶业的发达。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贸易的繁荣和城镇的兴旺，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已经适应不了城市的要求，人们开始普遍使用“缯帛及贝市易”[5]，充当商品流通媒介的特殊商品——货币出现了。在商业集散地或政治中心，南诏时期出现了羊苴哶城（今大理）“邑居人户尤众”[4]（p5）的大釐城（今喜洲），以及柘东（今昆明），白崖（今弥渡），铁桥（今丽江）等政治经济中心城镇。
劳动人民的汗水浇灌了南诏经济的发展，然而，他们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用自己的双手织出了精美的丝绫，锦绢，自己却是用极粗的废品织成绢，制成象征衾被一样的东西披在身上。[4]在战争中，“南诏皆遣清平官或腹心一人在军前监视，有用命和不用命及功大小先后，一一疏记，回具白南诏，凭此，为定赏罚。[4]更有甚者，当时的裸形蛮，望苴子蛮常常被强赶去打头阵，“如有不前冲者，监阵正蛮旋刃其后。”[4]为了提供兵源，“子十五岁以下（上）悉发，”结果造成田园荒芜，“妇耕以饷军”[5]。在战争中，许多人死于战场，更加重了南诏劳力和兵力的枯竭，南诏统治者只好把田地划成小块分给手工业者，让他们也从事农业生产，承担繁重的徭役和兵役，这就是《新唐书·南蛮传·南诏传》中所说的“一艺者给田，二收乃税”的实质。如果说南诏初年实行“上官授田四十双，上户三十双，以是而差”[5]的方法，获得土地的是农奴主，生产者是自由民和掳掠来的战俘及被武力征服强制迁徙来的其他部族的自由民的话，到了釆用“一艺者给田，二收乃税”的剥削方式时，连手工业者也变成农奴了。
南诏初年，几乎无偿地占有奴隶和农奴的收获物，这就是《蛮书》所说“收刈已毕，蛮官据佃人家口数目，支给禾稻，其余悉输官。”然而南诏社会经济结构并非是单一的，而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互有消长，到异牟寻时期，这种情况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倪蜕在《滇云历年传》中说：“异牟寻始正田制，定租税”。目前我们还找不到倪蜕此说所本，但结合其他一些史料分析，足可佐证。《新唐书·南蛮传·南诏传》说“异牟寻立，悉众二十万人寇，与吐蕃并力。一趋茂州，踰文川，扰灌口；一趋扶、文，掠方维，白坝；一侵黎、雅，叩邛崃关。令其下曰：'为我取蜀为东府，工伎悉送逻娑城，岁赋一嫌。’”同书又说；“然专于农，无貴贱皆耕，不徭役，人岁输米二斗。”说明南诏政权正逐渐封建化。从南诏的军需供应来看，南诏每遇出境远征，一般并无辎重供应，每个士兵自备兵仗粮草，若时间长久，往往资粮于敌。试想如果是奴隶，怎么会有条件自备行装，更不要说其中有马者还要自备马匹，组成骑兵了。过去论者常常引用南诏多次进攻唐王朝的安南、黔州、西川的历史事实来说明南诏用兵的目的是为了掠夺奴隶，发展奴隶制经济。其实这种说法颇有主观臆断之嫌。《蛮书》卷十中说：“蛮贼太和六年劫掠骠国，虏其众三千余人，隶配柘东，令之自给。”足证南诏用兵绝非掳掠奴隶，否则怎么会让他们自给呢？事实上，南诏到了“一艺者给田，收乃税”，就是将这种拥有小块土地的农奴占有制普及到手工业者的措施。从南诏后期的材料看，“大长和国”郑旻就封他弟弟“归邑庆侯，岁食邑一千户。”段思平立国后“封董迦罗为相国，封高方为岳侯，分治成纪、巨桥等地。”[3]就是这种分封制的继续和发展。“一个民族经过革命，把大地产粉碎成小块，从而通过这种新的分配使生产有了一种新的性质。”[10]（p210）由此可见，南诏中后期后，农奴、自由民和部落百姓已经是南诏兵力和劳力的来源，是徭役和赋税的主要承担者。正因为如此，段思平在组织起义的过程中，用“减尔税粮半，宽尔徭役三载”[11]相号召，才赢得了那么多人的拥护，在起义中发挥了那样大的力量。
以上我们不厌其烦地征引这么多有关南诏社会经济情况的材料，无非想证明：
1、南诏经济不断封建化，客观上要求南诏统治者适时地调整统治政策和提供相对和平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但适得其反，南诏统治者却越来越敲骨吸髓地对劳动者掠夺，加之用兵无虚岁，严重地阻碍了南诏封建化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力要继续发展就必须挣脱这种羁绊。
2、经济是基础，随着经济的变更需要政治上相应的改变。早在南诏建国之初就建立了一整套严密的等级制度，到了异牟寻时，这一整套制度更臻完善。但世卿世禄所产生的腐朽性是长在历代统治机构上的毒瘤，南诏政权也不例外。经过统治阶级内部竖臣杨登弑隆舜，乃至郑买嗣、赵善政，杨干贞几起官廷政变的预演，最后终于爆发了段思平领导的大起义。正是段氏政权在建国之初“尽逐杨氏邪臣，罪大者明正罚爽，表暴贞良，更易制度，损除苛令。”消除了南诏后期沿袭下来的污浊，“于是远近归心，咸奉约束”[13]（p208）使得在南诏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大理政权得以巩固和发展。
二、大理国政权的建立是南诏后期激烈矛盾斗争的产物
如前所述，南诏经济的发展凝结着千千万万劳动者的血汗，而非人的折磨又把他们推向苦难的深渊。《蒙化府志》记载：“宣宗大中十年，晟丰佑建五华楼于国中……时有五百土工在国为祟，赞陀崛多尊者收入皮囊中，埋于蒙舍之甸尾。”剥去神化的外衣，这显然是一次被镇压了的起义，劳累和屠杀夺去了大批生产者的生命，加深了南诏统治的危机。为了弥补劳动力的不足，南诏统治者企图从扩大战争中寻找出路。这样，原来南诏境内那些“专于农，无贵贱皆耕。不徭役，人岁输米二斗”的自由民也被驱上前线充当炮灰。贵州水城，云南文山称白族为“吐的罗苴”，“罗苴”是南诏军队中部分士兵的称谓，“吐的”则是“银匠”的意思。可见当时手工业者被迫参军的也不在少数。史载：“自世隆嗣立以来，为边患殆二十年，中国为之虚耗，而其国亦弊。”[14]
如果再往上推，则“自劝告龙晟自世隆以来，……用兵五十余年，帑藏不给，横敛于民，上下俱困。”这些记载真实地反映了南诏后期政治经济的危机。
政治、经济的危机直接导致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南诏后期的几个统治者对此一筹莫展，相反更加冥顽腐化。“酋隆（世隆）年少，嗜杀戮，亲戚异己者皆斩。兵出无宁岁，诸国更雠忿。[5]（p6289）他还“广选国中美女充列左右，为长夜之欢，性复躁急好杀，以故政令乖谬，下多离心。”[13]在这样一个暴君统治下的人民生活可想而知。世隆的继承者隆舜更是“好畋猎酣饮，委国事于大臣”[15]的昏王。其下场是“被竖臣杨登弑之”[6]。舜化继位以后，也是“昏愚，生太子月而薨”[6]。世袭制的这种恶性循环，是封建政治的不治之症。史载“（舜化）昏愚，生太子八月而薨。后临朝，买嗣主国。抱太子坐于朝，乃捏太子膀胱，太子卒，遂篡位。后责之，逐杀蒙氏亲族八百人于五华楼下，入宫篡之。”[6]
郑买嗣是南诏清平官郑回的后代，“世为蒙氏清平”[14]，本身就是统治集团中的实权人物。他乘蒙氏衰微而夺取最高统治权完全是因为个人权欲膨胀，故上台后并没有改弦易辙的实际行动。所以一旦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就“铸佛一万尊，为杀蒙氏八百人”[4]借此与蒙氏统治集团相妥协。结果“大长和”国政权并没有“长和”，仅26年就寿终正寝了。赵善政被杨干贞推上前台，其险恶用心是“时郑氏宗族尚数百人，干贞恐有变，乃阳推善政立之，令尽杀郑氏后”。[13]（p206）因此，仅10个月杨干贞就废赵善政而自立为“大义宁国”主。杨干贞本身是剑川节度。他上台后，首先就想捕杀正在酝酿组织起义的段思平，政治上却无所作为，很快就引起“中外咸怨”[13]（p207）。事实证明，靠最高统治阶层之间你争我夺的宫廷政变已经无法消除南诏社会政治、经济危机，只有依靠一场有广大劳动人民参加的大起义才能荡涤南诏统治制度的污浊，为南诏社会中已经发展的封建经济开辟继续发展的道路。这样，大理国政权就在激烈矛盾的斗争风雨中应运而生并取名“大理”，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段思平的出身及其他
段思平是埋葬南诏统治制度大起义的组织领导者，同时又是大理国的缔造者，历来并无异议，但对段思平的阶级属性以及他所领导的这支起义队伍的基本成分却颇有争议。这里面主要有贵族说，平民说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兵变说和起义说。
由于段思平发动起义的时候，中原正处于五代十国更替，兵连祸接的岁月，无暇顾及偏处西南一隅的云南，所以汉文献中有关大理段思平起义的情况记载甚少。有些材料经元、明、清历代统治阶级有意识的焚毁，更使得这段历史难以稽考。加之段思平后来是胜利者，靠口耳相传的材料往往被蒙上神秘的面纱，更使得历史的本来面目扑朔迷离。但就目前的材料，剥去它的神话外衣，进行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综合比较分析，段思平出身贫苦牧民应无疑义，他所领导的这次起义是经过长期组织发动、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以农奴、部族百姓为主联合其他阶层的大起义。
“思平，蒙清平官忠国六世孙，布燮保隆之子。”这是《云南志略》《玄峰年运志》《滇载记》等书中大同小异的说法。但显而易见，这种说法矛盾百出。既然段思平的父亲是布燮保隆，他自己怎么会从小“无依无靠，惟甘贫度日”[14]“牧于山中”呢？若信如史书所说“通海节度使段思平兴师问罪，干贞不能御，走死”[9]怎么又会被杨干贞通缉，弄到“匿阳和之药师佛背，寻投下关牧奴藏，再匿津梁寺”[11]“遇农人，藏草中，乃得脱”[6]的地步呢？有的说，他是只身潜入大理，企图发动政变来推翻杨干贞。但这样一来，就更无法解释身为“大义宁国”主的杨干贞在自己统治的腹心地帯捉拿段思平时，段思平怎么会得到素不相识的“牧奴”“农人”冒着生命危险的掩护呢？显然，这只能是长期共同相处中相互了解并心甘情愿地掩护他脱险。
有的人感到把段思平看成通海节度，这样号召力就更大一些，由他来领导推翻杨干贞容易让人理解。其实，确认段思平是劳动阶级出身，丝毫也无损于他领导推翻杨干贞政权的资格。在当时，历史选择了白族出身的段思平绝不是偶然的。首先，段思平在长期与劳动人民接触交往中最了解人民的疾苦。与郑买嗣等人鲜明区别，段思平一掲起起义的旗帜，就提出了切中时弊，具有很大鼓动力量的口号：“减尔税粮半，宽尔徭役三载”，反映了正在重税繁役下的各阶层人民的呼声，赢得了他们热烈响应和支持。其次，段思平具有组织领导群众斗争的卓越才能和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早在他筹划起义的初期，“凡牧牛、牧马，鸡鸣犬吠等处皆云段思平将为王”[11]说明段思平的斗争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929年，段思平为了避杨干贞的迫害，暂时离开洱海地区转移到其他地区从事起义的组织发动工作。在此后七年多的时间里，没有段思平活动的系统的文字记载，却零星地记录了他在“品甸波大村”农民家里得到“神戟”，在祥云叶镜湖得“神骥”，又去“借兵东方黑爨”[11]。如果把这些支离破碎的记载联系起来看，这七年中，段思平一直在进行着艰苦细致的准备工作。这样，936年段思平率军一举推翻杨干贞统治正是瓜熟蒂落的必然结果。
再者，如果段思平自己就是通海节度，那为什么又要跑到秀山（即通海郡）“就其舅爨判自匿”[3]呢？段思平是大理阁洞磅村附近的人。史载“先是思平母阿垣尝过硙塝江，遇木莲一段，触之心动有孕。”[11]剔除其荒诞的成分，不难得出段思平是大理地区土生土长贫苦牧民的结论。此外，段思平生于893年，此时南诏蒙氏势力已经衰微，宫廷政变叠起，段思平是怎样从一个从小无依无靠，牧于山中的普通人当上通海节度的高位，史无片言记载，这也是让人难以理解的。既然段思平是牧民，那么有些书上又说他先人是蒙氏清平官、布燮，他本人又是通海节度又作何解释呢？其实这是不难理解的。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有些统治者登上皇位后常常喜欢杜撰一些传奇故事来证明“君权神授”的合理性史不绝书。南诏，大理的统治者深受汉文化的影响，段思平后来又是大理地区的最高统治者，历宋、元、明三代子孙相继伪造和附会自己的高贵出身在当时谁还敢去揭穿！值得一提的是在洱源凤羽的庄上村，村民们把段氏弟兄作为本主崇拜，并说他们的本主是一个私生子，从小受人欺凌，愤而起来造反，最后终于得国。民间传说不能作为信史，但在封建文人垄断文化阵地的时代，传说往往闪烁着历史真实的光辉。
参考文献：
[1] 《元史·地理志》。
[2] 《全唐文》卷287《敕安南首领爨仁哲等书》。
[3] 胡蔚增订《南诏野史》卷上，云南省图书馆藏本。
[4] 《蛮书》卷四、五、七、九、十卷，见向达校注书。
[5] 《新唐书》“南蛮传上·南诏传上”。
[6] 《南诏野史》，淡生谈抄本，云南省图书馆藏。
[7] 《新唐书》“南蛮传上”。
[7] 周去非《岭外代答》。
[8] 倪蜕《南诏野史》，见《云南各族古代史略》。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10] 蒋彬《南诏源流纪要》。
[11] 《滇史》卷5，德宏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
[12] 《滇史》卷7，德宏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
[13] 杨慎《滇载记》，云南省图书馆蔵本。
[14] 《资治通鉴》卷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