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特刊“陶春纪念文汇编”
【独立】特刊“陶春纪念文汇编”
脊令在原——闻陶春猝亡而匆匆忆往/凸凹
陶春：为诗歌而生
向以鲜
我相信，每一个生命，无论是宏伟的生命，还是渺小的生命，历经千难万险来到这个世界上，一定背负着某种独特的使命，否则，就没有必要到来。四川内江诗人陶春在此世界走了一遭，用了短暂而漫长的四十九年，不为别的而来，他只为诗歌而来。陶春一生只做一件事——只做与诗歌相关的事——而且做得那么专注、那么固执、那么旁若无人。只要有人谈及陶春，我说的第一句话便是：他是为诗歌而生的人。第二句话是：诗歌可以抵抗疾病和死亡。但是，就在我真的相信了诗歌的神话之时，陶春兄弟却突然走了！仿佛是在用自己的决绝离去嘲笑我的判断：不，鲜哥，只有死亡才是不可战胜的神话。
今年10月23日，我应四川省作协和内江市作协的邀请，到内江图书馆举行了一场诗歌讲座。吃中午饭时，陶春也来了。他的状态不是太好，晚上总是失眠，几年前的手术留下难以治愈的麻醉后遗症。我还对内江作协的陈位萍说：一定要好好爱惜诗人陶春，他是内江诗歌的骨头。当天下午，陶春没有来听讲座，第二天在微信朋友圈发了我做讲座的片断。陶春在微信中留言说已返回成都，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做：帮助一位来自云南的诗歌兄弟解决生计问题。没有任何迹象显示，那次相见竟成永别。
五年前的秋天，我读到陶春一组与梦、年轻、衰老或死亡有关的诗篇，曾就其中一首名叫《逻辑》的诗进行过解读：“如果/匍匐进泥土/为一粒米/或一寸空间/征讨、杀伐/同类头颅/的蚂蚁是：人//那么 我/就是/此刻/神的悲伤/落在这页纸面/抒写下的/一颗硕大的眼泪”。典型的现代诗小令，只有两段、十四行、五十八个字。这是怎样的精悍啊，所谓长剑易折，短刃更利。在大多数情形下，短诗更难写，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没有任何可以遮掩的地方，句句有担当，字字见功夫。《逻辑》就是这样的一首短诗，仅从语言角度来说，已臻炉火纯青。陶春仅用只比七律多出两个字的字数，便缔造了诗人庞大又精微的逻辑：既与生活的逻辑相关，又完全不同。在诗人陶春的逻辑中，人与蚂蚁的角色，在不断互换、不断转换、不断轮回之中。而相对永恒的神，也变幻着，它处于人与蚂蚁之间、之外还是之上？此种变动逻辑世界，所传达出来的气息和旨意，具有强烈的，寓意般的宿命感。于蚂蚁而言，人或即神（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中言：苍蝇之于烂漫的孩童，正如我们之于众神），于人而言，神又何在？然而，人或神就高于蚂蚁吗？未见得。很多时候，蚂蚁不仅会吃掉一粒米，也会吃掉人的头颅——在大海边，在沙场上并不罕见。那种情形，蚂蚁反而具有了神的属性。
陶春的诗歌，藏惊雷于简洁，寓长歌于短章，既有古典诗人的炼字功夫，又有现代诗人的洞察与先锋精神，在中国七零后诗人，独树一帜。
神的悲伤，如同诗歌，在硕大的眼泪中，万物俱灰。头颅是思想的载体，正如陶春在《牺牲》中所写：“站立，不仅仅/为了复活/曾经撞碎/真理/之轭的头颅”一个疑问一直悬在我的心头，我一直想要当面问一下诗人陶春兄弟：在真理的头颅里，会有蚂蚁和神的身影吗？可是，每次见到陶春时，都因为各种诗歌烈焰的灼烧而忘情。总觉得来日方长，有的是时间来“细论文”！亲爱的陶春兄弟，你怎么忍得下心来，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我的疑问，撒手就走了呢！
陶春的后半生几乎与他和同仁刘泽球、谢银恩等人创办的《存在》（即《存在诗刊》）相关联。“存在”一词的出现，比起很多古老的汉语词汇来说，还不算太久远——大约只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这个时间要说短也不短。我们在西汉学者刘安《淮南子》的《氾论训》中，就可以见到“存在”的身影。令我颇为惊异的是，“存在”甫一出现，就已带上了几分形而上的色彩，并将“存在”与“亡在”作为一对相互隐现的镜子，“存”看见了“在”，“亡”却看不见“在”——这似乎也成了陶春与我们之间的一种悲伤隐喻。
2020年11月16日，这是多么令人无法接受的一天啊！亲爱的诗人陶春兄弟，一路走好！
——2020年11月16日于成都石不语斋
骑手回到天上
——怀念我们最好的兄弟陶春
刘泽球
自从2015年冬天陶春患癌症以后，他的健康状况一直是我和很多诗友最担心的。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几乎已经实现“由酒到茶”的转变，每次去他那里，他都会拿出陈雪给他精心挑选的茶与我分享。整整五年时间，他的癌症已经痊愈，但没想到最终还是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带走。而在一个月前，他还在碧碧家里为我们做了一桌拿手的好菜，他的精神和身体状态没有显示出任何异常。在他出事前一天晚上，他还拉着陈雪的母亲去
街上散步，并提议跟老人家照了一张合影，仿佛冥冥中他预感到什么。
16日上午十点五十一分，我在会议室里接到杨克发来的微信，告知陶春突发心脏病倒在单位门卫室旁边，已经抢救一个多小时，估计没有希望了。我大吃一惊，连忙打电话过去询问。我在会议室外徘徊良久、不知所措，无法相信这是真的，祈求上天能再给他一次机会。但奇迹没有发生，再与杨克通电话，陶春已于十一点三十一分永远离开了我们。我给陈建打电话，忍不住失声痛哭。很快，陶春离去的噩耗传遍朋友圈，连远在国外的诗人也发来信息询问。我和陈建、宋光明、曾令勇匆匆坐上通往内江的高铁，谢银恩、梁珩、吴新川、唐璜等存在创刊的同仁和陈云川、陈泽宇等老友陆续到达，脸色苍白的陶迅招呼着来给陶春送行的客人，陶春的儿子陶炼守在灵柩前。很多诗人发来信息，无不感到震惊和惋惜，不少诗人从外地赶往内江。我们不敢把这个噩耗告诉他89岁的父亲。
陶春是一个十分单纯和善良的人，非常喜欢帮助人，经常把别人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参加了很多诗歌公益活动，《存在诗刊》微信公众号一直是他一个人在做，先后推出上百位诗人的作品。但他也是一个特别率性和任性的人，熬夜写作、酒精和烟草加速他的血液和思考，也让他的身体付出惨痛代价。陈雪给我提供了一份他四月份的检查报告，他当时感觉胸闷去医院，医院检查结果显示：“慢支炎、肺气肿征象；右冠脉少许钙化；双侧胸膜增厚”，这几乎是一个老年人才会有的身体，医院建议他住院继续检查。五年来与癌症斗争的经历，让他对医院充满恐惧和排斥，坚决不去医院做进一步检查，不管陈雪怎么劝说。他从2018年左右开始恢复喝酒，开始只是象征性喝点红酒，后来量越来越大。去年在成都，我很认真地劝他要节制饮酒，他悄悄告诉我，他有大半年时间都处于失眠状态，只有写作和酒精才能让他摆脱，这或许是他后来心脏出问题的原因所在吧。
陶春的作品在当代汉语诗歌写作中是独树一帜的，不仅吸收了欧美现代诗歌的技巧，也从中国古代诗歌和哲学中汲取灵感，形成了不可复制的个人风格，他的批评和文论横跨哲学、宗教、社会学、诗学等各个领域，对汉语诗歌写作同样有着重要贡献。他的作品一直保持着异乎常人的节奏和速度，像一连串尖钉打进坚固的岩石，这跟他在很多场合里演讲时一样，充满高密度、逼迫式的激情。他不是那种只呈现某个时期天才状态的彗星类型写作者，他的写作充满持续的耐力和张力，甚至追求某种词语的极致，意识、自然、信仰、变异、反抗，这些都构成他写作的重要内容。但这些由文字而带来的思想重量集中到他身体上，也是一种难以承受的压力，乃至成为某种宿命。诗者一词是他发明的，区别于一般意义的诗人，他认为诗者是少数的个别，而诗人是一个群体的类别，真正纯粹的诗人永远是少数。写作耗尽了他的身体、脑力和无数个夜晚，酒精和烟草也不恰当地也加入到这个过程，让他最终倒在天命之年的门槛前。写作的马拉松需要能接受这种强度的身体来支撑，而不单纯依靠意志的力量。
去年以来，我和陶春一直在编辑《存在诗刊二十五周年纪念文集》上下卷，他承担了大量的编校工作，文集就在不久前已经送到印刷厂开印，我们商量十二月举行新书发布会，但这些只有存在的其他同仁代替他来完成了。在三十多年的写作生涯里，他总共出版了两本诗集和一本文论，还有很多作品没有出版，这将是我们接下来义不容辞的工作。胡亮联系了宁夏阳光出版社为陶春出版诗文全集，我和陶春的第一本个人诗集都是通过这家出版社在2012年推出的《70后·印象诗系》出版的，那也是内陆70后诗人第一次以个人诗集的方式整体亮相。
越过内江殡仪馆的矮墙，不远处山坳里的史家镇就是《存在诗刊》诞生的地方，那是1994年岁末的一个深夜，在谢银恩当时就职的史家镇小学一间灯光昏暗的教室里，“存在”犹如一粒星辰从我们的目光升上夜空，我们已经为此坚持了1/4世纪，从意气风发的青年走进头发花白的中年，陶春也回到了这里——“存在”的原乡，如同命运的安排。
陶春曾把自己当做骑手，现在天堂已经接纳了这骑手。他会继续在那里写诗、朗诵，我们在饭桌上给他留了一个位子、一杯他热爱的白酒，他在那边不会寂寞。
2020年11月17日夜
挽陶春
——同时介绍《存在》
胡 亮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中国当代新诗史，就是一部民刊史：从《启蒙》和《今天》的悲剧英雄式的介入性写作，到《他们》的零度写作、《非非》的前文化写作、《撒娇》的戏拟或反讽写作。民刊孜孜以求的自由诗学乌托邦，独立写作，及其地域性或集团化的成长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代新诗的谱系。
对此，不但中国学者，连海外汉学家，都已经在不小的范围里形成了共识。欧洲汉学重镇——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Sinological Institute of Leiden)——就非常重视对中国新诗民刊的收藏。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曾经在那里工作，柯雷（Maghiel van Crevel）继承其志业，却将方向转换为中国当代新诗研究。柯雷曾多次来到中国，其重要任务，就包括寻访民刊，以扩大汉学研究院的收藏。
然则何谓“民刊”？就是指非正式出版物？可能问题不是这么简单。比如《今天》，早期在北京非正式出版，后期在香港正式出版。《非非》，长期非正式出版，偶尔正式出版。当这些刊物正式出版，就不是民刊了吗？情况的复杂之处还在于，正式出版与非正式出版之间还存在若干灰色地段。
笔者曾多次与柯雷讨论这个问题，后来，我们共同刻画出民刊的三个要素：其一，不是官方机构主办；其二，没有政府经费支持；其三，未能进入体制化的发行渠道。
蜀中既是当代新诗——亦是民刊——的风云际会之地。考量蜀中民刊史，大致可以分为前期与后期，后期民刊或不如前期民刊。前期民刊，《非非》以外，主要有《红旗》《王朝》《巴蜀现代诗群》《汉诗》《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次生林》和《象罔》。要讲理论之新，影响之大，非《非非》莫属也；要将作品之精，形式之美，非《象罔》莫属也。后期民刊，主要有《独立》《自行车》《屏风》《圭臬》《元写作》和《存在》。要讲同仁之夥、作品之多、批评之盛、印行之勤、坚持之久、交游之广、声誉之隆，非《存在》莫属也。
《存在》创刊于内江和德阳，时在1994年12月，主要发起人为刘泽球、陶春、谢银恩、吴新川、梁珩和索瓦。刘泽球居德阳，或为《存在》之祭酒；陶春居内江，实是《存在》之掌门，两者共同书写了一部诗与友谊的双城记。迄于今日，《存在》历时廿余年，出刊十余期，全是非正式出版物，乃是没有任何争议的新诗民刊。
然则何谓“存在”？此语缘于古希腊的巴门尼德（Parmenides of Elea）。就像在阐释诗歌的时候，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让荷尔德林重生，在阐释哲学的时候，海德格尔让更早的巴门尼德复活。从巴门尼德，到海德格尔，“存在”或已成为欧洲之思的要害。“存在”也许可以译为“太初”，译为“元”，译为“是”；但是陶春会说，最好译为“道”。海德格尔提出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在笔者看来，其着眼点无非两个：一则曰个人化的真实（包括其荒诞性），再则曰个人化
自由（包括其偶发性）。自在而非自为，本然而非使然。这些都是常识和常谈，却如何落实到诗歌？《存在》诸公，或已将个人化写作奉为圭臬。在中国的语境里，个人化写作，意味着对集体无意识、共性、秩序、工具理性、传统或舶来品的警惕和对抗。是的，忠实于个人的经验与超验，忠实于个人的理性与非理性。此时，此刻，澄明，我以我血荐轩辕。这也是存在主义的要旨。
前述诉求与实践，或已成为当代新诗之趋势，不独《存在》为然也。但是现在已经轮到《存在》展开双翼：左翼是创作，右翼是理论。其同仁，要以各自的灵魂，参与扩大某种美学或社会学的捷报。
《存在》的核心诗人，主要是刘泽球、陶春、曾令勇、陈建、胡马、李龙炳和张卫东，他们大多出生于七十年代。当然，还有若干外围诗人。核心与外围，视其与刊物的关系松紧，无涉任何关于诗人重要性程度的判断。
根据笔者的了解和求教，刘泽球的《汹涌的广场》《赌局》《龙井村的西西弗斯》《锦鲤》和《我走进昨日一般的巷子》，陶春的《时代之血和它的冷漠骑手》《尖锐之所在》《复活的赞歌》《自然的奇迹》和《一个悲观主义者的双重肖像》，曾令勇的《桌子——关于定义、命名及其限制》《哀歌》和《恋人在海藻间沉睡 》，陈建的《大海》《断常诗》和《攒美词》，胡马的《落虹桥街六号的一个瞬间》《鸟鸣涧》《吟到沧桑》和《永忆》，李龙炳的《刀》《写作》《我的理想主义》和《雪最白》，张卫东的《对应与致敬》《往昔，激情的丧失》和《幸福日子的艰难时世》，都在不同范围引起了关注。
这些诗人已经先后步入中年。中年与青年，又能吵架，又能言欢。他们的写作，也就慢慢获具了这个阶段特有的复调特征（polyphony）。刘泽球尤为明显，蒋浩已有妙论，这里不再赘言。陶春，尖锐中有惠风，胡马，从容中有惊雷，亦颇有此种态势。至于陈建，自经地震，如受电击，忽而在修辞上探幽猎奇，其《断常诗》或将为他的写作——也为《存在》——带来意外的甘涩交加的硕果。
《存在》的理论家，主要是刘泽球、谢银恩和陶春。
刘泽球的《网络时代的文字炼金术士》《同一屋宇下的写作——有关匿居生存与精神母语》和《面具·虚伪的手——严肃写作与时代生存关系的一次讨论》，谢银恩的《形而下的拷问》《跟随一个词飞升》和《在诗的历程中见证和回忆生命》，陶春《精神之火的延续：存在之诗的诗写本质》和《再谈诗人的职责或使命》，既呼应了《存在》的初衷，又跟踪了各位同仁抽枝散叶般的创作。他们的文化立场，总体而言，是高蹈的，建构的，介入的，严肃而又火星四溅。
笔者很早就曾注意到陶春的文论。作为理论家——或作为批评家——陶春在社交与求真意志、感性与性感、激情与判断力、现场与历史感、文学刻度与哲学刻度、地域性与全球化视野之间履险如夷，并能自成一种具有较高辨识度的诗化文论。他的献祭般的写作——如同雄鹿以血养角——自有风骨与襟怀，让笔者不敢轻易诊定其在西学上的偏头疼，更不敢冒然向他描绘汉语和古典对于批评文体学建设的可能前景。
并非所有民刊都有创作和理论的双翼。即以前述《今天》为例，创作以外，似乎并没有理论的跟进。北岛，芒克，多多，作为诗人，都是天才，却都没有写出纲领性的文论。北岛的散文，成就甚高；芒克和多多的回忆性文章，却粗疏浅陋到让人吃惊。杨炼颇具理论才华，却无涉《今天》的“俄罗斯式对抗美学”，转而在“传统与个人才能”的关系重估中建设其古典主义诗学。至于《他们》，作品大于理论；《非非》，理论大于作品。《存在》兼擅创作与理论，其总体之影响力，虽不及前述三家，但是《存在》正当中年，还在继续生长，其前景不容小觑。
笔者认为，陶春是《存在》的灵魂。此君生于1971年，祖籍重庆合川。所著短诗集《时代之血和它的冷漠骑手》、长诗集《尖锐之所在》、文论随笔集《品饮一滴词语之蜜倾泻的辉光》均为蜀中诗界所惜重。其三重身份——诗者、论者和编者——分不清轩轾，共同构成了中国民间的一个诗歌独在。
陶春的新作，《丙申年十一月三十日与众诗友赴射洪拜谒陈子昂墓得诗十二章》，由西洋入古典，抒写了今人对古人的深情，见证了内江与遂宁的厚谊，促进了《存在》与《元写作》的互动，好诗成就佳话，当然值得我们共同珍惜。
2020年11月16日，陶春以心脏病不治身亡，享年仅有四十九岁。“退坐至体内1000公里/我仍与这个世界相隔0.01厘米的险境”。这个以诗为脸谱的时代，又剔除了一个以诗为生命的人。惊悉噩耗，痛摧心肝。笔者找出陶春所赠三份手稿，不禁倒吸一口凉气。那是在2015年11月25日，在成都，陶春为笔者抄写了其《诗人肖像》：“沿语言之梯//每夜——/他，赤身/滑落进/自我拇指/掘梦的深井//以倾倒出白昼/成筐死者/用于伪装的壳”。可是，他为什么要接连抄写三遍呢？
在当代新诗史的既成书写中，包括在洪子诚先生或程光炜先生的既成书写中，均曾以民刊为单元，论述了多个极为醒目的诗人集团。《今天》集团、《他们》集团和《非非》集团，如同三座金城；我们希望，在当代新诗史的未成书写中，包括在柯雷（Maghiel van Crevel）的未成书写中，《存在》集团能够成为第四座或第五座金城。
当然，这也许并不重要。
因为中国新诗民刊的存在，比如《存在》的存在，陶春的存在，还有比新诗更大的意义——当然，现在还不到全面总结的时候。
存在就是意义。
2017年11月26日初稿
2020年11月17日痛改
纪念陶春
山 鸿
最近眼睛不好，看东西吃力，上微信的时候也就少了；陶春去世的消息，我是昨天下午一点五十六分才知道。整个下午，什么也做不了，满脑子都是陶春的影像在跳；他是那么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一个人，凡是有他在的地方，他基本都是嗓门最大的那个人，也是话题的中心之一。所以，现在回过头来想他的时候，发现他依然在自己脑袋里面“动”。
我和陶春认识的时间大约是在2014年——一大批1990年代离开诗歌现场的老兄弟们先后次第归来。成都这个当年号称中国诗歌首都的城市一时间再次流光溢彩，各式各样的民间诗歌交流活动不胜枚举。
在那些激情与酒精混杂张扬的时光里，诗歌界其实正在发生着一些重要的变化，那就是民间诗歌和过去掌握话语权的媒体与诗人之间天然对立的情绪得到消解，归来的时期。第三代诗歌浪潮之后的四川与成都在中国诗歌中的版图，其实是被新崛起的诗歌之城和热土们有所瓜分和削弱的。正是在这种语境下，今天我们在谈到陶春和刘泽球、谢恩银等人于1990年代初创办并坚持到今天的《存在》诗刊的时候，四川和成都的诗歌和诗人应该感谢他们出现在了那个时刻和时代，从而让我们在今天有底气说出四川诗歌从来就不曾缺席过先锋和缺少过先锋精神。
这些年来，陶春只做与诗歌有关的事情。在与他交往的过程中，他的热情和真诚一再感动过我和许多人。2015年，我写出了自己阶段性的重要作品《丝灶岭叙事》，他及时在《存在》微刊撰文推荐；次年，在准备出版诗集《与落叶书》的过程中，我及时得到了他的鼓励与支持，在诗集中，我收入了他的一篇短论。另外，我们还有过一起共事的经历，一起做过《诗歌集结号》的评委。现在想来，这都是极为宝贵的记忆。
陶春生过一次重病，记忆中应该是2015年——李矩在绵竹做了个诗会，规模极大，那次诗会的主持人是陶春，每一个诗人上台发言或朗读自己诗歌下台后，陶春在接下来开始主持之前，都要说一句他新近不知从哪儿学来的“啊嘣”，极具夸张和喜乐。
两天快活之后，我们离开绵竹回到成都，不过，很快，不幸的消息从德阳传来：陶春得了直肠癌并且已经在德阳做了手术。
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一帮兄弟正在香积厨。考虑到陶春是在单位上上班，收入不高，大家应该帮一下他，后来不少兄弟为他筹了一些治病的费用，还有一些兄弟到德阳和内江去看了他。
在这里我之所以提到这件事，是因为那天的一个细节：稍后来到的向以鲜站在我的斜对面，当他听说陶春得了癌症的信息，先是一愣，很快眼角有泪花溢出......这个细节给我留下太深印象，并深深地感动了我；后来，我为此写过一首诗：
听说陶春得了重病
那天是在香积厨，大家都愣住了
听说陶春得了重病
站侧对面的向以鲜
眼里浸出的泪水
正好被我看见
一生中，看见过
诗人流泪的文字，也看见了
流泪的诗人
所以，至今
坚定不移地信赖诗歌
写下这首短诗的时间是2015年11月28日.5年后，准确地说还有12天才满5年，我们得到了更大的不幸的消息。
想起最近的一次见面，是8月底在古蔺，那个美好的诗歌之夜，陶春、刘太亨、喻言、吴向阳和我，一直在会场的后边聊我们想说的话。吴向阳给我们4位照了照片，昨天，他在陶春做群主的《存在》微信群里发出了那张照片。
陶春才49岁，然而他已经走了。活着的我们，唯有继续相信和热爱温暖了我们大半生的诗歌，同时也去温暖身边的诗歌兄弟和这个世界
周瑟瑟：世间又少了一个坚硬如水的诗人
陶春为人大气豪爽，我很喜欢他的性格与脾气，或许是川人与湘人性情相投，我们都办诗歌民刊，我大他三岁，他用四川话叫我名字时的样子此刻重现在我眼前，我会一直记得他坚定的眼神，他的八字胡，他发亮的额头与乱发……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诗人就是普通的人，死神来时谁也不会通知，只不过留下作品在人世。我搜索我的电脑，找到了他发给我的诗与诗论，世间又少了一个坚硬如水的诗人，《存在》少了一员猛将，我再也见不到张飞一样扑过来哇哇叫我名字的陶春。
胡亮：他献祭般的写作，如同雄鹿以血养角
我与内江诗人陶春相识已有十余年，是老朋友老兄弟，他为我的《琉璃脆》写过万言书评。他的三重身份：诗者、编者和论者——分不清轩轾，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民间的一个诗歌独在。
作为论者——或作为批评家——陶春在社交与求真意志、感性与性感、激情与判断力、现场与历史感、文学刻度与哲学刻度、地域性与全球化视野之间履险如夷，并能自成一种具有较高辨识度的诗化批评。他的献祭般的写作，如同雄鹿以血养角，自有让人肃然起敬的风骨与襟怀。陶春的去世，是四川诗歌界的重大损失。
朱晓剑：这样的诗旅，让人难忘
今天忙于写稿。午饭后，才刷朋友圈，意外地看到四川诗人陶春兄因病突发辞世的消息。
这实在是太意外了。
和陶春认识，是2004年或2005年的事儿。后来，《芙蓉锦江》创刊，组织采风活动，也一起走过邛崃平乐、都江堰大观、龙泉驿等地方。诗酒欢聚，快意江湖。
再后来，《存在》诗刊多次在成都举行新刊首发活动，也参加过多场活动。有一段时间，我开网上书店，也买过《存在》诗刊。
有一年，我从五桂桥客运站坐车去内江耍，陶春接待。那一晚上，内江下雨，朋友聚会之后，两个人在一起吃羊肉汤，喝小酒。
有一年，陶春先抵达龙泉驿，晚上在沫若艺术院聚会。第二天，陶春和我在龙泉驿客运站坐大巴车去绵阳，那天，绵阳的几位诗友等到一两点钟才吃午饭，这样的情感很难得。
有一天，我们还专程去李白故里江油，逛了李白纪念馆。第一次见到诗人蒋雪峰、刘强等老师。
这样的诗旅，让人难忘。陶春后来内江、成都两地奔走。前几年动了手术，不再饮酒。
去年，在青城后山的一家农家乐聚会的时候，陶春的弟弟陶迅告诉我说，陶春又开始饮酒，而且劝也劝不住。这实在不应该。我当时还跟陶春做了交流。
陶春的诗好，在四川诗坛，他常常给大家带来快乐。只是最近几年，很少参加诗歌活动，和陶春见面的机会少多了。但每年还是见上一两次。
现在，陶春离开了诗坛，也离开了朋友们。想起与陶春交往的点滴往事，让人感慨。如今，像他这样真性情的诗人不多了。
……
那天堂
虚渺中
有超然之纯净
仿佛隔着一棵树又一棵树
（节选自陶春的《梦境》）
霍俊明：老桃陶春，
你还欠我一场诗人兄弟的拥抱
陶春的微信名字叫：老桃陶春。
陶春是诗人，是批评家，是我的朋友中见面次数极少但是一见如故、一直牵挂的好兄弟。
翻遍手机，好像我们连一张合影都没留下。
我和陶春是同代人，都是70后，中年人。得知他猝然离世的消息时，我正在四川泸州忙手头的工作，那时，一个异乡人被瞬间推到了悬崖边上。经受过陈超先生辞世的数次打击和严重失眠后，我自觉已经内心很强大了，可是陶春的离去让我再次目睹了死神诡异的面容，泪水还是止不住流下来……
陶春兄，这么快，我们就阴阳两隔啦？你还欠我一个拥抱，说好了，要去内江找你喝酒、聊天。
我和陶春的第一次见面是在2012年5月下旬的四川资阳。
当我赶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隔着黑夜和人群，一个人用四川话大声叫着“老霍”并跑过来拥抱。没错，正是陶春！那个晚上，我和陶春几乎是在街边彻夜长谈，本来是喝酒，喝了多少酒我也忘记了。
我第一次知道陶春则更早，是在2004年左右。那时他和朋友在做一份诗歌民刊《存在》诗刊，显然受到了存在主义的一些影响，此后几年我一直关注着他的诗歌。
那个时期陶春的阅读和写作量都巨大，接连推出了多部形式繁复、体量庞大的长诗文本。在那些沉沉铁链式抖动的长句中，一头青春的野兽在咆哮，一个青年诗人和思考者正在一个个词语和一行行诗句中，表达他独特的诗学秉赋和异质化的思想重力。
陶春从1992年开始写作，平心而论，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长诗写作群体中，在70后一代先锋诗人中，陶春都是非常优异的，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2009年夏天，我关于70后先锋诗歌的第一本专论《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在这本书中，我重点谈到了陶春，他的民刊，他的长诗，他的激情戏谑，他作为四川人特有的语言才华和表现力。
2012年，陶春出版了一本诗集《时代之血和它的冷漠骑手》（阳光出版社）。
诗集封底上刊用了我的一段话：
多年来深居川地，但是其诗歌精神版图却如此宽远。从1990年代创办民刊到多年来坚持张扬“存在性”的诗歌文本实践尤其是长诗写作，更新了70后一代人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美学能力。
他在诗歌文本中所叠加和建构起来的冷醒沉博、雄健开阔且尖锐独立的精神形象在新世纪以来的整体精神境遇中具有某种重要的启示性和参照感。
陶春的诗歌和批评并重且相互打开、彼此借重，真正地做到了成为一名优异的“诗人批评家”。他的诗歌和批评应该得到这个浮泛狂躁且自我膨胀时代的尊重。
我的老师陈超先生2014年辞世后，陶春写诗悼怀并常转发关于陈超老师的诗歌、诗论以及我的《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2017年8月中旬，受陶春邀约，我为其参与编选的《2007~2017中国诗歌版图》（成都时代出版社）写了一篇读记《经验匮乏时代的碎片或异质精神》。
现在看来，碎片化的焦虑时代中陶春恰恰是具备异质精神和诗性正义的写作者、思考者和行动者。
2017年11月11日，我的诗集《有些事物替我们说话》在石家庄举行分享会的时候，远在四川的老陶发来言简意赅的短信——“从四川发来贺电！”
我和陶春的最后一次见面是2018年9月17日在北京大学，因为姜涛获得了第二届蓝塔诗歌奖要做一个小型的研讨会——与“蓝薇塔”的诗学对话。
那天下午，我和他在中文系的会议室久别重逢，照例是紧紧的拥抱。那一晚，照例谈到了他的诗歌梦想，谈到了一代人的命运。那一晚我们喝了一些红酒。隔着短短几年的光影，那些红色的液体竟然转换成了“诗人之血”。
老桃，陶春，你还欠我一场诗人兄弟的拥抱！
隔着生和死，我想起他的诗句。不是黑色的，不是悲观主义的，是一个具有求真意志的诗人说出的灵魂档案和精神肖像——
夜晚降下阴影，将白天未唱完的歌谣
延长或减弱，从一个地方
到另一个地方，只是被大量废话堆砌的耳朵
慢腾腾爬上树巅
敞开它再也不会用来
听觉的那部分神经
哪怕面对无知的是一阵风
刮过梦乡边缘
把奥妙的话语栩栩碰掉
——陶春《一个悲观主义者的双重肖像》
是的，诗比现实和历史更真实！
2020年11月16日下午于四川泸州
脊令在原
——闻陶春猝亡而匆匆忆往
凸 凹
于我而言，诗歌江湖上有很多诗友，但能被自己没有任何犹疑就可直接指认为诗歌兄弟的，不多。而陶春正是这不多中的一位。
“‘岁月的刻痕使他的赤子之心更加凸凹。’”这是今年，即二零零四年九月在与诗人晤见后写下的一句话，三个月后，再赴成都龙泉古驿，接到诗人张选虹转交给我的，有诗人亲笔签名的第七本诗集时，我才真正感受到了这句话的真实份量。
这是陶春的文字。几次见面后，小我九岁的他就很江湖地呼我凸老大。我哪架得住这样的名号，忙不迭推辞，而他却依然故我，不再改口。
没有文字对记忆的凝固锁定，我是真忘了我和他从网上到地面的结识时间。记得他来龙泉驿走动，是诗人张选虹牵的线。自然是少不了一场大酒。这是我的推断，因我与陶春的交往，除了这几年不酒少酒外，从来都是推杯换盏，觥筹交错，一片狼藉。
于酒，他是红、白、啤三管齐下，酒气冲天，勇莫能挡。但他更喜的是啤酒，喝到醉醺处，便高亢起来，摔啤酒于地，站肉身于桌，激情演讲，热血朗诵。至于食大酒店还是苍蝇馆子，卧大宾馆还是小旅店，则全不在乎。其骨子里的民间立场既存在于形而上，又存在于形而下。前几年，因病，术后不再喝酒。不再喝酒的陶春不像陶春了，便又少许地喝，先红酒，后白酒，啤酒不再沾。他说，啤酒是老外的东东，咱中国人的胃咋扛得住，消受得起。言下之意，其病灶始于啤酒的大剂量灌注。朋友劝他不喝，他笑笑，说，不喝，我只抿一点点。
最后一次见到他，也是在酒桌上。今年8月29至31日，成渝双城诗歌论坛在古蔺县郎酒庄园举行，我们就是在这个活动上相遇的。见了面前一天二三轮的红运郎、天宝洞藏50年老酒，他终是没忍住。人多，堂子野，他喝了多少，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也是这次聚会，他邀我去他的堂子（位于成都宽窄巷附近的一间茶坊）坐坐。我正说哪天去坐坐，不承想，客未叩门，主人已离场远行。
认识陶春后，他和他的“存在”同仁们，就成了龙泉驿的常客。龙泉驿的诗友，也有了去内江的走动。古道与热肠，自此展开了最诗歌最具象最生动的呈现与注解。除了诗歌与酒这一硬核，他来龙泉驿还为登龙泉山、逛桃花诗村。我去内江还为沱江鱼、内江小面和白马凤鸣。白马凤鸣，是家母的故乡。我写家母的万字长文《母说，或家史》，写内江的诗歌，均有被他拿到他谋职的内江市群艺馆《沱江文艺》刊发。两三年前吧，他还携了一位朋友去桃花诗村看桃文化诗歌墙，看刻在花岗石上的他的诗作《致桃木》。墙上还刻有李白、杜甫、崔护、白居易、苏东坡、陆游、施蛰存、海子、西川、张新泉、开愚、伊凡·哥尔、安德拉德等人的诗。但这次，他是悄悄进村，没有打扰我这个村长。
陶春→桃春→桃花的春天→春天的桃花。龙泉驿以古道和桃花闻名，难怪热心肠的陶春与龙泉驿这么有缘！
认识陶春后，就被他的存在气场吸引在了存在上，成了存在核心同仁之外最近圈层的核心成员。最先是在乐趣园网的存在诗歌论坛上玩，跟着又有包括《针尖广场》在内的一大组一大组的作品在他与刘泽球主持的民刊《存在》诗刊上出现。
与此同时，他也开始用他的诗作、诗论，支持我参与主持和编选的一些书刊——《文坛轻骑》《龙泉山》《桃花诗三百首》《中国乡村诗选》《采诗锦城东》《诗歌带我回家》《凸凹体白皮书》等。
特别令我感动的是，陶春还为我写了诗论《黑铁时代的诗歌实验新场——凸凹论》。该论由上下两部分合成，上篇《一个骑在鹰背上猎杀时间之兽的诗者》，写于2005年1月7日，下篇《“凸凹体”诗写的美学与玄思》，写于2008年8月12日。
他经常主持民间诗歌活动，不管在场的门派多么庞杂、主义那么林立、人众多么深奥，都能在他的粗嗓门、朗声笑和大大咧咧中混为一谈，皆大欢喜，变冷堂子为热场子。
他很爱仗义执言和为朋友帮忙，除了引荐认识、推荐发表、写评推广，还在工作、生活诸方面施以援手。
他很穷，穷得只剩诗歌。也很富，富得全是诗歌。
一年四季，他在哪里，春就在哪里。
与陶春高密度交往十个年头后，走动得相对少一些了。更多的时候是在一些诗歌活动中相见，一年大概有四五次、五六次吧。因为从2013年始，我把自己的创作精力，划拨了一大块给了寂寞的小说创作。
在我眼里，陶春就是两个词：诗歌和兄弟。笼统来看，就一个词：诗歌兄弟。
他的诗论、诗歌有多么硬朗、锋利、古怪和特立独行，他的江湖、道义就有多么大气、温软、袍泽和清澈通透。
昨天深夜，为他写了一首诗《三杯酒为陶春送行》，一杯兄弟酒，一杯诗歌酒，一杯祝福酒。在此，再敬了。
“脊令在原，兄弟急难。”（《诗·小雅·常棣》）内心太疼，没法平定，悲伤中实在无力厘清并细数我与他的点滴交往与谊情了。
2020.11.17上午急就
我的陶春兄弟
发 星
陶春：70后，四川内江人，《存在》主编之一。陶春所居的内江市因与普格县作为官方帮扶贫的兄弟县市，才有了2002年6月他和内江市文化馆的几个工作人员，为选舞蹈苗子来普格的机会，以前因为相互寄刊通信，亦有同道感觉，中国诗歌民间江湖是中国所有文化艺术形式中最自由奔放，而又最有诗义情怀的，只要你知道某地有某个诗人，到哪里后报上来便可得到礼遇有加的江湖情怀式的接待，你接风摆酒自不别说，还叫本地同好来同饮同乐，然后找地方给你住下，连喝三天不醉不归，然后告别，欢迎到彼地喝酒、谈诗，乐此不疲，已成一个不成文的民间诗歌历史传统，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侠义之风的存留，在中国民间诗歌江湖中至今通用，这也是中国诗歌吸引人并有许多诗爱者喜欢诗歌的原因之一，而那些如小说、散文等文类就没有这样的人文环境，特别是80年代第三代诗人身上更是体现得活里活现，并有新的创建，九十年代诗歌以降到21世纪的2016后的20多年间，这种侠义之风在民间诗歌中一直或明或暗的存在，在我接触最多的四川诗人身上尤甚，贵州诗人次之，川内诗人向有袍哥精神与古侠遗风，在陶春身上体现得完整而清晰。
陶春和我在普格一个路边小餐馆几瓶啤酒下肚便开始纵论天下，一片赤子情怀纯亮地从杯中燃出来直窜向东边的山林，小城太小，装不下我二人的宏大诗梦，我带着他借着酒意之飘飘上尖尖山（后名双乳山），在南山坡原上的一堆黑色乱石，像是众多诗歌英雄在那里自由的纵论诗歌，我当时命名这堆黑石为“群英石”，陶春说：“好极”！我二人坐在两块最大的石上，远望东山野莽尽入眼底，南去黑河带走多少雪色光阴，群山上的蛮虎之气下得山来，在我们相拥的诗情中碰撞融流，我俩在这种强大的原生情源中生猛活鲜滔滔不绝，最后将天上那个巨饼印上我们红色焰火的诗腾之象，后下山，分别，离开普格时，我送之陶兄及朋友们数本黑色封面我编刚出的《当代大凉山彝族现代诗选》作为纪念，从此，我二人鱼书信通，成为诗歌兄弟，他与银恩、泽球等编着《存在》，我在山中编着《独立》《彝风》，每次出刊相互寄送，特别是新世纪后，《存在》《独立》与老牌民刊《非非》成为四川在全国最有影响的三大民刊，并入选“21世纪先锋诗歌10大流派”后，兄弟情谊更是日深，我感觉某种神秘之力在身后推着我们，在四川这块特殊的地域中给中国诗歌做出我们自由而快乐的诗歌之事，这是天命所使。
2015年6月公干与之成都相会，是我俩2003年分别12年后第二次见面，他叫来众好汉为我接风洗尘（来的诗人有他、刘泽球、胡仁泽、易杉、李龙炳、黄啸、邓万康等），大家一起放开畅饮，好不快活，饭后陶春引路参加一个歌诗会，见向于鲜、何春、陶迅等，上火车是应鹏送的，同车人有扬晓芸，走时，陶春悄悄叫爱人为我采购了一大堆成都特产叫我带回山中，说是孝获父母、老婆、孩子，说我难得出门一次，兄弟之谊，理应品尝，不要客气，我当时眼睛湿湿，心里那股暖流至今还在燃烧，《存在》到2016已创办21年了，是中国坚持最久有重要影响的当下不多的先锋诗歌民刊之一，这和他与众兄弟的汗水分不开，2016年8月，周伦佐老哥因病住院，急需医药费，陶兄闻知，迅速做出反映，在微信上发起众筹捐助，由于周伦佐师在伟大80年代的要影响力，以及众诗人朋友的深情厚意，在短短不到一月的时间，便筹积到数万元，解决了伦佐师的病困之忧，这件事件本身成为2016年有重要影响的人文诗歌事件之一，它见证了这个时代灰色的一面，同时也见证了诗人作为人间良知者的纯洁精神行为的一面，而作为幕后主要推手的陶春，功莫大也，其行为尽展一个诗歌赤子与侠士的宽远禁怀，陶春乃当下诗之义士也！值得敬仰！2015年他在微信诗坛中横空出世，成为当下中国民间借助现代传谋传播诗歌最有影响的平台之一，这是他从传统编辑到现代传谋编辑的一个华丽转身。
（选自【大凉山诗歌根据地】）
2017年大凉山普格县双乳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