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佩荣错了 ——评《朱熹错了》
不知为什么，最近，台湾著名教授、新儒家传人竟然攻伐起朱熹来，这要算得是理学家内部的萧墙之祸。上个月（2013年11月），东方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傅教授的新书，书名赫然竟是：《朱熹错了》。当然，还有一个小标题，叫做《评朱注四书》，不过跟正名比起来，有点小巫见大巫。
我自己因为教学生读《论语》的缘故，也颇参考了时人的一些讲解《论语》的书，其间很接触到一些所谓辩误、商榷的著作，大概都是认为自己是对的，而别人全错了。不过内里的语气虽然多数很狂傲，然而至少那表面的书名还比较谦逊，像傅教授这样居高临下、大张旗鼓的标题，确实很有些“特立独出”的意思。
我要先郑重声明，我既不是朱文公的后人，也不是朱圣人的粉丝，只是每每看到有些人拖出几百年前的死老虎大打特打，心里就觉得很不是滋味，何况读了傅教授的这部大作，更觉得如鲠在喉，很有说一些话的必要。
傅教授原书“条分缕析”，共近15万字。若一一辩论，难免叠床架屋，繁琐不忍卒读。有鉴于此，本文不妨就傅教授此书的《序言》展开讨论，庶可删繁就简，于读者于作者皆有便焉。（另外一个用意，是想告诉读者，读了此书的《序言》，基本上就可以知道正文内容不值一读了。欲知详情，请往下读。）
傅教授说：“朱注四书的问题在于：表面是朱熹在注解四书，其实是朱熹用四书来注解自己的思想。”这一点当然很成问题，但关键是这一点早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稍微懂点学术史的人，都知道阐释经典有两种方法，即所谓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即借助经典发挥自己的思想；我注六经，即严谨立足于经典原文，不做过多的自我发挥。
一般来说，宋明理学家喜欢六经注我，借助圣贤之言，来发挥自己的思想学说。而汉儒清儒则偏向于我注六经，凡是经典中没有之义，自己决不多说。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则是六经注我的典型，他为了阐发自己的理学思想，往往强古人以就我，《论语》中明明说的是“不违礼”，他却改成“不违理”，《论语》中说的是天，他却发挥说：“天即理也。”因此清代的学者就讥笑这种阐释方法，说他们是将“理”字做成一个大布袋，不管什么东西都往里面塞。
另外，由于重在发挥自己的思想，对于《四书》的注解，往往显得过于简略，有时候直接引用前人的注释，未加考证，在训诂方面经常会有一些疏忽之处。而自从朱注成了权威之后，后世许多学者盲目尊崇，对于朱熹的这些疏忽之处，或避而不提，或文过饰非，引起了博学的清儒极大的不满。
清初有个学者叫毛奇龄，就专与朱熹为难，据说他做了一个朱熹的头像，放在座位旁边，每当发现一处朱熹著作中的错误，他就甩给头像朱熹一巴掌，附带加一句：“朱熹你怎么又错了！”
他的弟子们搜集毛氏著作中批驳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误的地方，集成《四书改错》一书，分22门类，旁征博引，蔚为大观。毛奇龄博学多才，生性好辩，又勤于著述，几乎将前代学者讥弹了个遍。他如此激烈地批评朱熹，一方面固然是天性使然，另一方面，其实也有政治投机的目的。不幸的是，没几年，清朝官方尊奉朱熹为圣人，并配享孔庙，毛奇龄吓得赶紧将书版销毁，以免惹祸上身。
到了乾嘉时期，考据之风更盛，朱熹的训诂水平，在这些乾嘉朴学大师看来，早已是小儿科级的读物，对于《四书章句集注》，许多学者已置于不论不议之列，一是不屑于，一是不方便，因为朱注仍然是官方认定的权威注解。《四库全书总目·四书章句提要》中的一段话，可看作当时学界对朱注四书的公论：
大抵朱子平生精力，殚於《四书》。……读其书者要当於大义微言求其根本。明以来攻朱子者务摭其名物度数之疏，尊朱子者又并此末节而回护之，是均门户之见，乌识朱子著书之意乎？
因此，虽然朱注有他的武断之处，有他的疏误之处，但是数百年来被奉为士人必读之书，朱熹的诠释已经形成新的经典，我们今天可以不同意他的理学观点，但是朱熹的理学思想所开创的文化思想史上的意义，无疑是不可磨灭的。
其实不仅如此，朱熹的注解，一向以简明扼要著称。这因为他博学多闻，文章也写得通达流畅，因此许多注文，都能用简易平常的语言，表达深刻明了的意思。且举一例：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第一）
朱注：“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复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贡自以无谄无骄为至矣，闻夫子之言，又知义理之无穷，虽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诗以明之。”
子贡引用《诗经》中的语句，用意何在？孔子又为何如此赞赏？读了朱熹的注解，令人豁然开朗，而其语言之简洁，概括之精炼，也是历来的注家无法望其项背的。
因此，即使就纯学术的训诂方面而言，朱熹的阐释也是瑕不掩瑜，优大于劣。假如要揪学术漏洞，首先这是其次要之处，其次，诚如傅教授自己所言，前人已言之甚详，那么傅教授何以还是要写这样一部书呢？他说：
朱注自始至终都认定儒家说的是“人性本善”，这是最核心的问题所在。他为了坚持这种观点，不惜在注解《论语·阳货》孔子所谓“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时，公然质疑孔子观念含混，还引述程颐的话说“何相近之有哉！”我读到这种注解时，就发心要写眼前这么一本书，连带也对朱注作全面的批评。
还是先找到《论语》及《集注》的原文：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第二）
朱注：此所谓性，兼气质而言者也。气质之性，固有美恶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则皆不甚相远也。但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于是始相远耳。程子曰：“此言气质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则性即是理，理无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先撇开此处所引用的程子之语不谈，光看朱熹本人的注解，对于“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解释，其实是非常忠实的。《论语》原文并没有说人性本善还是本恶，朱熹的解释也只是说其初不甚相远，只是后来“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从哪里可以看出朱熹公然质疑孔子观念含混呢？
傅教授又说：
我的用意是着重指出孔孟的基本观点是“人性向善”，因此人须真诚而主动地进行道德修养，连带也须承担个人对群体的责任，由此响应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志向。
原来傅教授真正认为朱熹错了的原因，是因为朱熹讲人性本善，而他自己则认为应该是人性向善。我不由想起了《论语》中子贡的话：“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第五）
孔门得意弟子已经说孔子谈论人性的地方，不好明白，傅教授生在两千多年后，何以竟能那么确定地认为孔子所主张的是人性向善呢？何况对于人性的探讨，从先秦以来，就有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人性本善，有的认为人性本恶，有的则认为人性无所谓善无所谓恶，取决于后天的生长环境。这些关于人性的观点，本来可以各自言之成理，何以傅教授一定要认为朱熹错了，而自己对了呢？更何况，试问假如人性天生有倾向于“善”的趋势，岂不就可以说是“人性本善”么？为什么一定要同室操戈，只可说人性向善，而大加讨伐“人性本善”呢？
最后，再谈一谈关于《四书章句集注》中四书的排列问题。在序言的开头，傅教授说：
“四书”依据朱熹的编排顺序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本儒家经典。
其后又说：
朱注四书在“四书”的排列顺序上即有违常理。就算我们接受朱氏所说，以《大学》为曾参所作，并以《中庸》为子思所作，但是怎么能将它们置于《论语》之前？并且有关前二书的作者问题，从来就没有得到共识与定论。
傅教授认为朱熹对于《四书》的排列：《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样的顺序不符常理。殊不知朱熹原著的排列顺序并非如此，而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后人出于刊刻阅读的便利，才将《中庸》提到《论语》之前（现在通行的《四书章句集注》，其顺序也多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只要稍微读一下《四库全书总目·四书章句提要》就可以知道的，那上面说：
原本首《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书肆刊本以《大学》、《中庸》篇页无多，并为一册，遂移《中庸》於《论语》前。明代科举命题，又以作者先后，移《中庸》於《孟子》前。然非宏旨所关，不必定复其旧也。
其实朱熹如此安排，是有他的深意在的。他说：
“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級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見，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朱子语类卷》14）
他的学生黄榦在给朱熹做《行状》的时候，也说：
先生教人以《大学》、《语》、《孟》、《中庸》为入道之序，而后及诸经。以为不先乎大学，则无以提纲挈领而尽《论》、《孟》之精微；不参之以《论》、《孟》，则无以融会贯通而极《中庸》之旨趣。
其实《四书》本来就是四部不同的书编合在一起，编著的人大可根据自己的见解，排列其顺序，并非一定得按时间先后来排列。如果一定要按时间先后来排列，请问傅教授，又该如何排列呢？因为诚如傅教授自己所言：“有关前二书（《大学》、《中庸》）的作者问题，从来就没有得到共识与定论。”
记得以前读过一则诗话，说两个人在谈论杜甫的诗。其中一个列举杜甫诗中写得不好的句子，并说应该如何如何改。另外一个人听了，说：你的诗中也有许多劣句，你放着自己的诗句不改，却去替杜甫改句，就好比耕他人的田，却荒了自己的地。
同样，与其花费那么多的时间精力，煞费苦心地揪朱熹的错，不如认真反省，好好将自己的著作多加推敲斟酌，以免贻误后学——更何况是用了这样一个居高临下、赫然醒目、哗众取宠、混淆视听的书名呢！
总而言之，朱熹当然有错，但这些错，相对于他的对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何况前人对于朱熹的这些错，早已考证甚详，大可不必拾人余唾，再写这样的一部书。其次，短短的一篇《序言》中，傅教授就出现这样一处硬伤，而且很低级，而且是出现在一本书的开头（《序言》）的开头，真可谓“开篇即误”。再其次，为了吸引读者眼球，打开市场销路，起这样一个缺乏学术理性的书名，显然与傅教授的声名水准大不相符。大学者黄宗羲曾说：“士大夫不耐寂寞，何所不至！”为毕生声名计，为自身羽毛计，傅教授都应当亟将此书付之一炬。
言而总之：傅佩荣，你错了！
作者简介：
吴伯雄，福建莆田人，复旦大学博士，现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教授中国古典文学。工作以来，时勤时堕。前年颇知发奋，先后著《论语择善》，编《四库全书总目选》，点校《宋史翼》。教研之余，颇事笔墨。然外表沉潜宁静，内心张狂躁动。近来性情一变，作别青灯，抛却古卷，转玩公众号，专以文艺创作为事。露才扬己，任取笑于通人；掀天揭地，是快意于吾心。管他儒林文苑，过我诗酒生活。近作一诗，颇示己志，录之于下，以飨知者。诗曰：
也曾静默慕沉潜，
少年头角时峥嵘。
板凳难坐十年冷，
初心不使一尘蒙。
可能骏马作喑马？
到底书生是狂生。
文章著成宣天下，
记取莆阳吴伯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