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凌随笔：做贼的日子

【张亚凌，教师，《读者》等签约作家，《语文报》等专栏作家。数十篇美文被选作中考阅读文或各种考试阅读文，收录进寒、暑假作业、地方语文精英教材及多种课程辅导资料。出版散文集三部，《回眸·凝望》一书获第二届杜鹏程散文优秀奖,《时光深处的柔软》入围“第三届叶圣陶教师文学奖”。】

奇怪的是，至今每每忆起做贼的日子，我竟然丝毫没有愧疚，只有对自己笨拙胆小的遗憾。莫非，特殊的时期，人们就没有羞耻感？

做贼的日子

文‖张亚凌

我的童年，是一段需要红薯馍、糜面馍、玉米糕、菜疙瘩才能勉强填饱肚子的日子。

记得大哥割猪草时偷偷地挖了生产队一窝红薯，自己一口气生吃了仨，还剩下两个藏在笼底带回了家。大哥真是饿晕了头，竟然忘记了母亲平日里耳提面命教导我们的诚实、本分，一到家就迫不及待地取出来用衣袖擦了擦让我和二哥吃。恰巧母亲推门进来，一把夺过我们手里的红薯，训斥了半天还不解气地狠狠地打了大哥。

 拿着被我们咬了一下的红薯，母亲似乎很为难：上交吧，就等于承认自己的孩子做了贼；不交吧，的确不合她的为人。

大哥呢，哭得也很委屈。割猪草的那几个孩子都偷，又不是他一个人偷。人家没吃完的，扔了，怕被看守的大人检查出来。而他，是想着我们俩才带回来的。而我们，可恶的，竟不理会大哥的脸是不是被母亲打疼了，更关心的是被母亲夺去的红薯将如何处理。

已经上了床，母亲将红薯丢给我们，没好气地训斥道：“整天都是想着吃、吃、吃，活到世上就是为了吃！”我跟二哥才不理会母亲说话的语气及神情，赶忙抢在手里，啃起来，甜甜的红薯汁顺着嘴角直流。母亲一看见我们的吃相更生气了，“看你俩那熊样，总有一天为了吃作贱自家。”母亲愤愤地说着，又两手齐上夺走了我俩手里的红薯，“偷的东西还吃得有滋有味，还有没有廉耻？……”

 我们依旧坐着，却不曾低头表现出半点悔过，单等着母亲训斥完后再扔过来，好接着吃。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我们是在母亲反反复复的给和夺里，在絮絮叨叨的训斥声的伴奏中，咽下每一口红薯的。

如今想来，那会儿的母亲，心里一定很难受很难受的：她不能抗拒的，是儿女们的饥饿；她不能原谅的，是儿女们满心里只想着吃。

母亲和父亲有事去外婆家，呆了一天一晚上，大哥又领着我们偷了一次，那次偷的是玉米棒子。

白天只能忍耐，害怕煮熟时玉米的香味暴露了我们的行径，被大队喇叭批评。等呀等呀，估摸是半夜了，大哥领着我们起来，煮玉米棒子。真香，我一连吃了三个，还能吃得下，只是没有那么多，大哥二哥每人两个，——才偷回来七个。

第二天，大队喇叭就响起来了：

“有些人做贼心虚，三更半夜煮偷的玉米。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鼻子也不是摆设……”

后面就是点我的父亲母亲的名字，进行声讨。

母亲叹着气，开始训斥我们：

“不是光咱一家子饿，全村人都饿，——全村人都当贼了，能打下庄稼分给大家？管不住自家的手，管不住自家的嘴，能干成啥事？偷，总归是坏毛病，就得离远些……”临了，她长叹了一声，“真是傻娃，饿得谁能睡着觉？白天有事打搅，有东西充饥还好点。天黑了咋办？——还天黑了偷偷煮，真是笨到家了。”

只是，我胆小，从来没有独立操作过。

每次割猪草，只能眼看着别的女孩们行动：偷几把苜蓿，回去做苜蓿面；偷几把豆荚，蒸着吃；偷一窝红薯，烤着吃……几乎是目之所及，无所不偷。有一次，我给了一个女孩五分钱，她分给我偷的玉米，——我也算成功地“偷到”东西，跟她们一样了，心里好有点小得意。

后来，我在路遥的一篇文章里看到这样一段话：

“上数学时，我就不由得用新学的数学公式反复计算我那点口粮的最佳吃法；上语文课时，一碰到有关食品的名词，思维就固执地停留在这些字眼上；而一上化学课，便又开始幻想能不能用公式化合反应出什么吃的东西来……”

我不觉笑了，看来，我们伟大的路遥从小就具有当作家的浪漫气质啊。

 奇怪的是，至今每每忆起做贼的日子，我竟然丝毫没有愧疚，只有对自己笨拙胆小的遗憾。莫非，特殊的时期，人们就没有羞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