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中统特务险被处决，陈赓为何出面？
1927年，周恩来提议成立了保卫党中央，党组织的情报机构，史称“中央特科”，当时中央特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属一科，二科，三科，四科。
二科为情报科，陈赓担任科长，在四科里，情报科尤为重要，周恩来曾指示陈赓，获取情报无非是有两种手段，一种是“打进去”，另一个就是“拉过来”，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解释很简单，要么就是将自己的人安排到敌人阵地，要么策反敌人为我方服务。
中央特科初创时期，在陈赓的领导下，情报科发展了第一个“双面间谍”，他叫杨登瀛。
杨登瀛是广东香山人，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五四运动后参加了国民党，1925年，大革命时期，他在上海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与我党关系十分亲密，在此期间，他还认识了我党的陈养山，顾顺章等人，除此之外，杨登瀛还结识了自己的老乡，在青帮中比较有地位的杨剑虹。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杨登瀛十分不满，说了许多反对蒋介石的话，为此，他被抓了起来，后来经朋友保释才被释放。
1928年，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命令陈氏兄弟，陈果夫，陈立夫建立中央党务调查科，考虑到青帮在上海的影响比较大，陈氏兄弟就将杨剑虹任命为了党务调查科在上海的特派员。
这个职务虽然并不显眼，但是权力很大，相当于在上海的负责人。
杨剑虹一个人玩不转，他的文化水平也不是很高，就想到了好友杨登瀛，让他当自己的助手，杨登瀛接到消息后，并没有立刻表示同意，而是找到了自己的共产党好友陈养山，询问他的意见。
陈养山是中央特科的人，他得知情况，立刻上报给组织，周恩来派二科科长陈赓，亲自与杨登瀛详谈，伺机将其发展成为了对我党有用的人。
陈赓立刻与杨登瀛详谈，最终，杨登瀛同意，在担任国民党职务的同时，也为我党提供一定的“情报”，杨登瀛由此成为了中央特科发展的第一位“双面间谍”
在上海期间，杨登瀛作为国民党党务调查科的重要人员，曾营救了许多我党的重要人物，1928年8月，杨剑虹因为青帮中事自杀，杨登瀛这时已经取得了陈氏兄弟的信任，由此，他正式的成为了国民党党务调查科在上海的负责人。
杨登瀛曾营救过我党许多重要人物，同时，他还利用自己的情报，为我党清楚叛徒。
1929年8月，我党澎湃，杨殷等人被国民党抓捕，周恩来得知后，十分震惊，他立刻让陈赓找杨登瀛调查情况。
杨登瀛调查后得知是时任军委秘书的白鑫叛变，他将消息告诉陈赓，陈赓请示周恩来，周恩来同意立刻清理叛徒。
白鑫很精明，他做了叛徒后，基本就不出门，陈赓也耐心等候，后来，就在白鑫准备离开上海时，陈赓带人将其击毙。
后来，任江苏省委常委的任弼时被巡捕房逮捕，也是杨登瀛出面，将他营救了出来。
1930年，一个叫黄弟洪的黄埔一期学生，从苏联回国后，立刻投奔了国民党，做了叛徒，他说出了自己要和周恩来见面的地点和时间，蒋介石非常重视这份情报，随后，他找到陈立夫和调查科科长徐恩曾，要他们两人督办此事。
他们将此事交给了非常信任的杨登瀛，杨登瀛得知消息后，稳住黄弟洪拖延时间，将消息告诉了陈赓，陈赓告诉周恩来，周恩来证实了此事，黄弟洪约他到邮局见面。
经过此事，周恩来下令给特科三科，要他们将黄弟洪给除掉。
1931年，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的关向应被巡捕房逮捕，陈赓立刻找到了杨登瀛，要他想办法将关向应给营救出来，当时巡捕房的头目兰普逊认识杨登瀛，两人关系还不错。
按照陈赓的命令，杨登瀛去见了兰普逊，经过一番交谈，关向应被成功释放，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叛变，他交待了杨登瀛的身份，杨登瀛被捕后，闭口不谈和我党的关系，后来他被关押到南京。
当时陈赓由于叛徒出卖，也被国民党特务抓捕，在狱中，两人还见面，得知杨登瀛的态度，陈赓很感动，他说：“今后共产党要得天下的，到那时我们决不会忘记你”
从此，杨登瀛结束了自己的“双面间谍”生涯，直到1934年，他被熟人给保释出来，担任了反省院副院长的闲职。
此后多年，杨登瀛再也没有被重用，解放战争时期，他已经过得非常潦倒了。
建国后，南京进行了“三反”“五反”运动，1951年，南京市人民政府发出布告：“凡在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机关任过职的，一律到公安机关登记。”
登记第一天，有1500余人前来，到了第五天，已经有4200多人登记，而杨登瀛曾经做过中统的特务，但是他认为自己为共产党做了不少的事，因而并未前去登记。
南京人民法院对此提出了判决，准备将杨登瀛判重型，关键时刻，杨登瀛在狱中高呼：“大革命时期，我为共产党做过不少贡献。”
杨登瀛说：“我于1926年由陈养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至1931年，国民党派我担任中央党务调查科驻沪办事处主任，担任这个职务是经过中共中央同意的，由陈赓同志直接领导，凡有搜捕中共党员的行动时，我总是事先通知陈赓，由其转告躲避，后因顾顺章告密，我被国民党逮捕，先后被关押在南京白下区羊皮巷，瞻国路等处，在狱中遇到了陈赓，他是后捕入狱的，至1937年我被释放后，即于中共失去联系，我对党贡献甚大，决无叛党出卖组织的事情，故请陈赓出庭作证。”
时任南京人民法院院长的鞠华对杨登瀛的说法很看重，他立刻给时任云南省人民主席的陈赓写信请求证实此事，由于陈赓此时已经被任命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因而这封信到了云南，陈赓并未接到，几经辗转后，到了北京，陈赓才看到了此信。
1951年11月，陈赓给鞠华回信：“据我所知，1927年，他即于我党发生关系，1931年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联系，在此期间对党贡献颇大，我被捕时曾在南京宪兵司令部与他同狱，此时表现上还好，以后任伪中央感化院院长，据说表现不好.......管制为好。”
陈赓的信，改变了杨登瀛的情况。
最终，南京市人民法院对鲍进行了从宽处理，判处其管制一年，当庭释放。
杨登瀛出狱后，生活不好，1952年，曾经他的好友，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的陈养山给南京公安局领导写信，希望能照顾杨登瀛的生活，1955年，陈赓提议，李克农，罗瑞卿同意，南京政府每个月给杨登瀛100元生活费。
1956年，陈赓还邀请杨登瀛前往北京参观，在北京，陈赓接待了他，杨登瀛非常高兴，买了新衣服，参观了名胜古迹，4月，陈赓和陈养山又专门到南京探望他，给他置办了不少的家具。
1969年，杨登瀛因病去世，享年76岁。
杨登瀛去世后，中央有关领导嘱咐要好好照顾他的家人，1975年底，周恩来与罗青长谈话时，就嘱咐他，一定不要忘了对我党有贡献的人，其中就有杨登瀛的名字。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总参编撰的《陈赓传记》给了杨登瀛应有的评价。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上世纪的上海滩，纸醉金迷，被誉为“失乐园”，在那样灯火酒绿的月色下，谁又知道，谁的人生传奇，正在黑暗中走向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