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墨韵｜《俗语古今》屈朴 著 (1991年)
《俗语古今》屈朴 著，《中国民俗语言文化丛书》曲彦斌 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俗语古今》前言
“俗语”一词，在英语文献中译法多种，我以为其中的 folk adage 或 common saying 同汉语通常所说的“俗语”概念，更相近一些。汉语的“俗语”一词，在古文献中较早见于汉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民人俗语日'即不为河伯娶妇，水来漂没，溺其人民’云。” 系指民间流传的说法。而用指通俗流行的定型化语句，则比较早地出现在东汉班固所著《汉书·路温舒传》: “故俗语曰：画地为狱议不久，刻木为吏期不对。” 班固生于东汉建武八年(公元三十二年)，卒于永元四年(公元九十二年)，初继其父修《史记后传》后成《汉书》。据此，“俗语”概念至迟于一千九百年前即于汉语中形成。
至于“熟语”一词，却不是汉语固有语词，起码说没有“俗语”那样源远流长。通常认为，“熟语”一词出自俄语фразеология 或英语的 phraseology，在现代汉语中是个语言学术语。通常还认为，“熟语学”是由苏联科学院院士维诺格拉多夫(Виноградов，1895--1969)提出的。“俗语”与“熟语”虽颇近似，但有区别。对此，将在后面论及。(以“熟语”为研究对象的科学谓“熟语学”，以“俗语”为研究对象的当然是“俗语学”了。)从汉语文献的载录可见，中国关于俗语的搜集、辑录、诠释和研究是比较早的。俗语学作为俗语研究的专门科学，虽可谓刚刚开始，但其客观存在或孕育的历史却极久远。一部中国俗语辞书史，从某种意义上讲，亦即一部中国俗语学史。除一部分散见于各类专著或笔记杂著而外，关于中国俗语的研究成果，大都集中体现在历代俗语辞书之中。俗语辞书荟萃了俗语学的主要成就，这是中国俗语学和俗语辞书史相联系的一个基本特点。
在浩繁的社会传承文化中，俗语是各民族语言和方言所共有的一种语言现象。俗语的发生、发展同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诸事象密切相关，是民俗语言文化的一个品类，因而其内容繁杂，包罗万象，雅俗共存，社会历史、心理、地理、民俗、伦理、技艺等各类社会现象，多可于俗语中得到反映。由此，俗语学同语言学、民俗学、民族学、历史学、文献学、民间文艺学、社会学、美学等，乃至许多自然科学领域如气象、农林牧渔等，都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俗语既是各民族语言的特种语汇材料，也是语言文化的“活化石”。俗语学研究可为许多历史科学和现代科学领域提供富有价值的信息，乃至体现出独到意义。古往今来的民间俗语是社会文化中的一种无穷尽、多层次、多品类、多功能的特殊矿藏资源; 是人类知识的一种积累形式，社会文化的特殊凝聚载体，是人类认识、改造社会和征服自然过程的经验积累。基此，尽管俗语学颇显“土气”，往往难登大雅之堂，却实在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
一、俗语及俗语品类
何谓“俗语”? “俗语”是什么?对此，迄今尚无定说。
有人提出，在英语中俗语“是指那些被认为极端尖刻、粗鲁、带有侮辱性的词语。它们在正常的交往中一般是不用的。由于词本身的感情色彩和使用范围，而属于修辞的俗语，只有骂人话。俗语在修辞上主要用于表示激动。不过，使用过多也可使它们丧失激动的色彩。在文学作品中它们主要用于人物的对话中，作为刻画人物性格的一种手段”。在此，作者把“俗语”译作vulgarism。vulgarism用作语言学术语多指俗语词或词语的俗用，其词干vulgar作为语言学术语是指粗俗词语或下流词语，“ 指一般只是社会下层和受教育较少的人使用的一层语言”。（略）
《中国民俗语言文化丛书》总序 （曲彦斌）
一般说，“文化”与“语言”是两种不同的科学范畴。然而，它们却属“近亲”，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
本世纪初，美国观念主义语言学派的创始人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 1884-1939) 即明确提出，文化这名称的定义可以是: 一个社团所做的和所想的是什么; 语言指的是人具体地怎样想。语言的内容，无疑与文化关系密切。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它所服务的文化，从这种意义上说，语言史和文化史沿着平行的路线前进，是完全正确的。然而，“语言有一个底座。说一种语言的人是属于一个种族（或几个种族)的，也就是说，属于身体上具有某些特征而不同于别的群的一个群。语言也不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 例如，“人类学家惯于凭种族、语言和文化这三个纲目来研究人”（《萨丕尔《语言论》第十章《语言、种族和文化》）。事实亦正如此。集人类学家、民俗学家和语言学家于一身的博厄斯(Franz Boas)、马林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和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从十九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在开展一些未开化民族的实地调查时，即将各民族的民俗文化与语言资料放在一起进行综合性的考察研究。至六十年代，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等人以就近城市方言和周围定域语言为材料考察社会。虽然他们选用的社会对象不同，但在对待文化与语言的关系上的认识却颇为相近，都以各自的实践印证着萨丕尔的论点是正确的。
一个社团有其固有的文化和语言。当考察或描述某种文化时，若对“这一文化所包括的语言或文化的语言”比较熟悉，则会在一些重要方面了解得更为深刻，描述得更为清楚、透彻。同样，如果能充分运用其文化(尤其是下层文化)方面的知识，也会大大有助于全面而生动地了解和阐明该语言在社团生活中的固有功能。基于这种事实，许多学者都得出了各自的、又是比较一致的结论。英国学者S·皮特·科德即认为: 具有特定文化的集团和它的语言(即方言)的性质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语言之所以在个人和其所属社团文化之间起媒介作用，则在人主要是通过语言才获得其所在社团的思想行为的文化模式(见《应用语言学导论》。日本学者不仅断言“语言是一种出色的文化现象”，还提到了特定的语言不一定总是与特定的文化相对应; 一种语言在不同的几个文化区中使用，也是常见的《田中春美等著《语言学漫步》）。
曾不止一人提出，语言学是一门领先学科。这是有其相应道理的。人类之所以从原始动物群中脱离出来，创造并运用语言进行思维、交际和组织、协调社会生活，便是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条件和标志。离开语言准确的表达，即不会有当代的科学水平。语言与人类的生存与进化、发达息息相关，从一定意义上说，它的发生、发展孕育并构建着人类的文明。因而，在符号学理论中，语言与文化往往被视为一种符号的基本内涵。
关于“文化”这个概念，迄今至少已有一百多种定义。一般地说，举凡数学、军事、物理、法律等在内，均被列入了“文化”的范畴。纵观中外科学之园，已经产生了许多直接与“语言”相关联的科学领域，如语言哲学、人类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数理语言学、民族语言学、民俗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符号学、解释学、地理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结构主义理论、象征论、身势学、副语言学、逻辑语言学、工程语言学、语言社会学、翻译学、地名学、姓名学、文字学、宇宙语言学，等等（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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