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昆虽好 郑笺难求
作者简介：沈静（1984——），女，杭州图书馆馆员，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献学。
近日，笔者获赠《王思任小品全集详注》一书（以下简称《详注》），挑灯试读，不觉夜深。王思任是晚明文人，他最为世人熟知的文章恐怕要数《致马士英书》（又名《让马瑶草》），其中“吾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一语，最为脍炙人口。这篇文章气势如虹，字句晓畅，是作者庄语。其实，王思任本性诙谐，发为文章则趣味盎然，这些都体现在序跋、尺牍等短篇散文中。这些短小又饱含趣味的文章又被称为小品文。王思任的小品文蕴含了作者无限情思，得到了张岱、周作人等小品文名家的肯定。为了另辟蹊径，王思任在文中常常使用生僻典故和尖新字眼，而现今王思任文集的整理本多以标点校勘为主，极少有注释，仅有的少数注本也只注解寻常字句。因此，似懂非懂、若有若无，成了笔者阅读王思任文集时常有的苦恼。如今，新出的《详注》一书恰好为笔者解决了这一苦恼。此书收罗丰富，句读准确，注释详细，可以说是近年来少见的有关王思任小品文整理的佳作。
断句（即句读）是古文整理最基础的工作。通过句读，普通读者可以轻松理解文义。但同时，错误的断句也极易将读者引入歧途。就笔者所见，《详注》句读得当，又多纠正通行本错误，是一个不错的古籍整理本。如《游金山记》开篇交代时间和人物，通行本断为：“万历丙申秋，吴敦之、李润予与徐季鸣道出京口，敦之举金山之觞，一舸乘风，泠然而骤泊其下。”（任远《王季重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这里出现了三个人物，吴敦之、李润予和徐季鸣。吴敦之即吴化（字敦之），徐季鸣即徐如珂（字季鸣），两人与王思任是同科进士，交情甚好。按照上述断句，所谓“李润予”似乎亦与王思任等人为同科进士，至少也应是诗文之交。但查各类史传文集，不见记载，不知其为何许人物。细审文章，其中有王思任的感慨议论，有吴、徐二人的言行举止，独独不见李润予的一言一行，甚为奇怪。且按照如此断句，游金山的似乎只是吴、李、徐三人，王思任又去哪里了呢？如今翻阅《详注》，笔者方才发现，原来“李润予”并不存在，这是由于断句错误而生造的一个人物。按照《详注》，此句应断为：“万历丙申秋，吴敦之李润，予与徐季鸣道出京口，敦之举金山之觞，一舸乘风，泠然而骤泊其下。”“李”指“司李”，同“司理”，是各州郡负责刑狱的官员，明代指推官，此处用如动词，谓出任推官。“润”指“润州”，是镇江的古称。明代文人惯用古称代指当时的官名、地名，以示文章雅驯。“予”是第一人称代词，代指王思任自己。可见，真实情况应是万历二十四年（1596），吴化出任镇江府推官，王思任和徐如珂即赶赴镇江，与吴化相会，同游镇江名胜金山，写下这篇游记。而所谓“李润予”，竟然是由一个动词、一个名词和一个代词错误组合而来，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其实，这个问题早在民国时期阿英的整理本中即已存在（《王季重十种》，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后来学者陈陈相因，致使“李润予”一直面目生动。如陈龙飞《王思任文论及其年谱》（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0）万历二十四年（1596）正文称：“季重返山阴故里。秋，奉亲老北上京师待诏；同行有年友吴敦之、李润予、徐季鸣等，尝共游京口（今江苏镇江县）、焦、金二山。”在这里，“李润予”不但有了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的身份，还栩栩然与王思任等人同在京口、焦山、金山作一番畅游，最后一起北上京师，着实令人发噱。《详注》通过正确的断句，解决了这个相沿已久的问题，使读者避免了理解误区。
又如《重游麻源三谷记》，通行本有一处断句失误，《详注》亦加以纠正。这篇文章记录了王思任两次到麻源三谷礼佛占卜之事。第一次是幼时与母亲一起，第二次则是四十年后独自前来。巧合的是，两次占卜得繇相同，内容都是“儿成名，当再至”。因此文中说“再卜筊，复得前之繇，似吾有诗儿当续此愿。余此生或不再至矣，乃黯黯辞去。”（《详注》）“诗儿”指会写诗的儿子，全句意指若干年后儿子学诗有成，或许也会如自己今天这般前来还愿。通行本断为“再卜筊，复得前之繇，似吾有诗，儿当续此愿。余此生或不再至矣，乃黯黯辞去。”（蒋金德《文饭小品》，岳麓书社，1989）“诗儿”处断开，显然不确。可见，句读虽是“小学”，寻常处似乎人人皆会，但一遇到艰难复杂的地方，断句者的水平高下立可分判。
注释是古文整理的另一项重要内容。《详注》不但解释字句和典故，对当时的人物和史事也发覆甚多。王思任为另辟蹊径，不落前人窠臼，文中常常使用生僻典故和尖新字眼。这本是他文章的特色之一，却给笔者带来许多阅读障碍。如王思任游览北固山时，曾写过一篇新奇而有趣的《游北固山记》。在文中，他没有按照游记的寻常写法刻画山水，而是模仿屈原《天问》，向北固山提出十七个疑问。这“十七问”包含诸多生僻典故，如“六化人”、“僧繇神物”、“赞皇手柏”、“天监宝书”、“四十九枚鲈鱼”、“三十六峰研山”、“鱼作人语”、“徐凝恶诗”等等。有些仿佛模糊可解，更多的则是一头雾水，不知何意。这“十七问”本来连贯如贯珠，从作者胸中喷薄而出，极有气势。但由于不熟僻典，笔者徒快意于连珠之问，却不能完全明了其中含义。这一难题直到如今读到《详注》一书才豁然得解。
王思任交游很广，文章中涉及大量人物和事迹，往往能补史事之缺。但他行文遵循当时惯例，对尊长朋友不称名，只称字号，而字号重复率极大，笔者往往花费许多时间翻检各类工具书，最后所得却只寥寥。如今《详注》一书不但一一注明人物，有时还引用他书，将人物背后的史事串联起来，带给笔者莫大的方便和阅读乐趣。如《心月轩稿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篇文章是王思任为友人“寅侯”的文集所写的序文，在文学史上非常有名。文中“我与公安、竟陵不同衣饭，而各自饱暖”这句话，几乎为每个晚明文学研究者所熟知。这句话可以说是作者自评，最早却是出自这位“寅侯”之口。笔者多次读到这段文字，一直遗憾不知“寅侯”姓甚名谁，生平若何，序文开头提到的“获夷铳”又所指何事。而今翻阅《详注》，方才获知“寅侯”姓名生平，而“获夷铳”一事竟然关系到明与后金的战局胜负，直接影响明清之际的历史发展。据《详注》考证，邓士亮字寅侯，蒲圻县（今湖北赤壁市）人，万历十九年（1591）举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初任彝陵州学正，再任四川绵州学正，升广东肇庆府推官。在肇庆担任推官时，邓士亮发现并打捞起荷兰和葡萄牙沉船上的三十六门红夷大炮，解京二十四门，根据明廷官方记载，实到北京二十二门，其中十二门又被继续运到宁远。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大炮，可以说袁崇焕能够在天启六年（1626）击败努尔哈赤的精锐部队，取得宁远大捷，一举成名，离不开这些大炮的威力。当时还没有潜水设备，邓士亮只能依靠人力探测沉船的具体方位。打捞时，他先在船上盛装巨石并设置车绞装置，再将长绳一端系住大炮，另一端系在车绞装置上，然后投巨石入海，利用浮力慢慢把大炮打捞出水。当时海上打捞经验极少，邓士亮仿照曹冲称象的办法打捞大炮，非常机智。彼以一介文士而为此壮举，信奇士也。《详注》注释“寅侯”其人，着重于其发现和打捞大炮之事，使序文中蕴藏的史事豁然彰显。笔者读罢，疑义顿解，甚为快意。其他如《简周玉绳》叙崇祯初年裁撤驿站事，《简徐十洲》叙万历年间开征矿税事，又如注释李玄素、唐存忆、吕豫石、阮寄卿等难解人名，本文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展开。
王思任晚年手订其文，拟为六十卷，取名“文饭”，即以文为饭之意，正如余增远序中所言：“饭则人人可饱，合智愚贤不肖皆用为自养养人之具，故以之名其文。”（《文饭小品》余增远序）《详注》解释字句僻典，又对书中人物史迹发覆甚多，使笔者快尝此饭滋味，大惬心意。今笔者将初读所见精彩之处列举于上，供大家参考，未备之处，容另撰文补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