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为何假设“禹是一条虫”

■杨博

尧、舜之时，天下发生洪水，禹被举荐为治理洪水的总揆，并取得成功。舜遂将联盟首领的位子让给禹，但禹未将权力传给下一位贤人，而是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启，由此产生“家天下”的夏朝。

鲁迅在《理水》中，塑造了一个坚忍不拔、埋头苦干、公而忘私的民族“脊梁”形象——大禹。小说完成于1935年，那时日寇已占领我东北三省，企图蚕食华北，中国正面临空前的生存危机。作者是否想通过大禹这一人物，表达心中对挽救时艰英雄出现的某种期盼呢？

在同一篇文章中，鲁迅还用对比手法描写了一批躲在文化山上，对人民颠沛流离的痛苦生活麻木冷漠且一味空谈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个“鸟头先生”，着墨不多，却生动传神。他嘴里总是挂着“禹是一条虫”的观点，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按《鲁迅全集》的注释，《理水》中“鸟头先生”的形象源于顾颉刚。顾颉刚早年研究中国古代史，怀疑盘古三皇五帝都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认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此说一出，遭到众多学者的批评。

面对批评，顾颉刚有过一定程度的退缩。一方面，他对考证过程中的一些失误有所检讨，强调“禹是一条虫”只是一种假设；另一方面，他并没有真正放弃自己的观点，而试图对这一观点继续进行更严密的论证。

顾颉刚感言：最使我惆怅的，是有许多人只记得我的“禹为动物，出于九鼎”的话，称赞我的就用这句话来称赞我，讥笑我的也就用这句话来讥笑我，似乎我辩论古史只提出了这一个问题……这是对我最浅的认识。

夏朝的信史地位，涉及对传世文献的理解以及对历史和历史叙述的认知。从传世文献来讲，除了《史记》的系统叙述之外，在《尚书》《左传》《国语》和《诗经》等先秦文献中也有大量关于大禹或夏朝的记载。

在出土文献方面，早在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就已举出秦公簋、叔夷钟的铭文来证明“春秋之世东西二大国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且先汤而有天下也”。

虽然这些材料均属两周时期，距离夏代尚远，但恰恰是历史叙述的正常形态。所有的历史叙述都是对过往历史的追忆，其中包含丰富的历史记忆。这些记忆既可以是真实的，也难免有想象的成分。

神话和传说，从本质上讲就是包含有较多历史想象的历史记忆。特别是大禹这类历史英雄人物，更容易被想象、被神化。这是人类历史的共同特征。如果因为这些想象和神话成分就否定大禹作为真实历史人物的存在，无疑是不合适的。

一个更合理的解释，大禹的名字可能跟他征服的对象有关。传说，大禹的功绩归纳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是治水，二是逐杀共工及相柳。这两件事情是紧密联系的。因为共工、相柳都是引起洪水的恶神。

《淮南子》记载：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可见，共工正是引发当时这场大洪水的罪魁祸首。共工也通常被视为水神，《左传》说“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

根据《山海经》的描述，相柳所到之处，都会变成一片禽兽不能栖息、人民不能居住的汪洋。可见，相柳是共工的同党，一起兴风作浪、凌虐百姓。

值得注意的是，以洪水为虐的共工、相柳往往是一副蛇的嘴脸。根据《神异经》的记载，共工是一个住在西北蛮荒之地、有人的面孔和蛇的身体的贪恶愚顽之人。根据《山海经》的记载，相柳则是九首人面蛇身。

古籍中多有蛇龙互化的记载，因此蛇便与雨水、洪水有着密切联系。《论衡》曰：“洪水滔天，蛇龙为害。尧使禹治水，驱蛇龙，水治东流，蛇龙潜处。”

《说文》释“禹”的“虺”，本即蛇名。大禹治洪水，也就是征服了蛇神，故以“禹”为名。

20世纪50年代，顾颉刚见到台湾高山族的器物，高山族以蛇为图腾，由此联想到殷周铜器上的蟠螭、蟠虺纹，可能就是禹图腾的遗留。

从顾颉刚提出“禹是一条虫”的论断，到现在已经差不多一个世纪了。无论是新的史料发现，还是地下文物的发掘，都远远超过了顾颉刚所在的时代——“禹”不是神而是人，已成为历史研究者的共识。虽然他的身上带有许多神话传说，但这是远古时代的必然。

不过，我们不能因此就去批评顾颉刚。从关于“禹是一条虫”的推测出发，对今天我们了解夏朝会产生许多有益的启示。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