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学:“念中文的,就要像梅花一样高洁”

我读大学时,最喜欢的科目是先秦文学。究其原因,是喜欢任课老师卢叔度先生。他是刚从系资料室解放出来的老“右派”,性豪爽,喜品藻,任诞简傲,恍若《世说新语》中人。我的毕业论文是由他指导的,那时一门心思就想考卢先生的研究生,可是,1982年,中大中文系只有中国文学批评史和现当代文学两个专业招研究生。卢先生建议我报考批评史,他介绍说,导师黄海章、邱世友先生学问、人品都好,邱先生也是他的好友。那一年刚好是“文革”结束后第一批入学的77级毕业了,报考的人很多,招生名额又极少,中大中文系只招四名。我的本科同学陈平原兄考上吴宏聪、陈则光先生的硕士,我和孙立则有幸成为黄海章、邱世友先生的开门弟子。黄海章先生当年已85岁,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招生。邱先生58岁,按当时的说法,仍属“中年”教师。

邱先生长得端方厚实,慈眉善目,一脸佛相,却不善言辞,迟缓的语言追不上跳跃的思维,往往造成表达上的断裂和空白,甚至有点小结巴。孔子曾说:“刚毅木讷近仁。”我读到此语时,往往就联想到先生。先生专题课内容主要是《文心雕龙》与词学,内容便是他已撰写或准备撰写的文章。刚一接触,内容颇感艰深难解,久而久之,我们逐渐习惯以课前预习、课后补习的方式,去弥补先生在讲课中的空白,竟大有所得。

1984年,我们硕士毕业,孙立兄留在中文系,我分到古文献所,都在先生身边工作,被人戏称为邱公的“哼哈二将”,这大概也是先生感到得意的。这一年,他刚好60岁。惭愧的是,我们没能帮先生做什么事,只是继续在他的指导下读书。每次见面,仍是谈学术为主。先生间或回忆自己的生活,谈到中文系诸位前辈如容庚、商承祚、詹安泰、方孝岳、董每戡、冼玉清、王季思等先生的掌故,这些话题比较轻松。但也有沉重之时,比如谈到他的老师詹安泰先生1958年以后的生活遭遇,先生就悲从中来,不能自禁。

当年,我在古文献所主要的工作是整理“车王府曲本”,但我的学术兴趣不在俗文学而在传统诗文与诗文批评研究。那时,中山大学的文学批评史专业还不能招博士生,而复旦大学则是海内外首屈一指的批评史研究中心,我想报考王运熙先生的博士,邱先生甚为支持。他比王先生大一岁,也是好友。邱先生《文心雕龙探原》一书,就是王先生作的序。1987年,我随王先生读博士。1990年毕业,分配回中大中文系工作。次年,邱先生67岁,办理了退休手续。

先生退休后,我和孙立招收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的研究生,我们仍请先生为学生讲授专题研究课程,继续传承其学术。先生很支持,也很乐意,能传授学术,对他是件快意的事。何志军同学曾写过《忆邱师授课》一文,提到当年先生为他们讲授词学课的情景:

邱师与学生隔桌相对而坐,课中常逸兴飞扬,曼声吟哦词作,以印证词论。时当盛夏,邱师额上汗湿白发,清晰可见。我至今还依稀记得邱师抑扬顿挫、夹带方音的普通话:“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长疑即见桃花面,甚近来、翻致无书。书纵远,如何梦也都无?”“南楼不恨吹横笛,恨晓风、千里关山!”词学精微,浅学者确不易听懂,某次一位大龄夜猫学生竟在邱师眼皮底下伏桌酣睡,邱师亦不以为忤。

写得颇为真实传神。2005年中山大学成立文学社团“粤雅诗社”,我们延请先生任指导教师,他也欣然俯允。

1993年夏天,我们“哼哈二将”陪先生同往内蒙古师范大学主办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国际学术会议。从北京到内蒙古,途中的云冈石窟与北岳恒山自然成为我们的考察对象。那时科研经费和交通都非常紧张,飞机票买不起,火车票又一票难求。我们的路线是乘火车从广州到北京,然后再转内蒙古。为了节省时间和经费,我们到京后即连夜转乘去大同的慢车。因临时上车,没有座位票,三人硬是挤上火车,火车过道挤满了旅客。那时的火车没有空调,时当盛夏,燠热难当。我和孙立干脆钻到座位底下躺下,腾出位置,让先生在过道坐下来。先生那时年届七十,身体尚显强壮。第二天一早到了大同,我们马上就去游览了云冈石窟和北岳恒山。一路上先生兴致很高,毫无疲态。回想起师生三人当晚在火车上的窘迫情境和游览名胜的快乐,历历如在眼前,又恍若梦中。

2006年暑假期间,先生因心脑血管病两度入院,装心脏起搏器,虽无生命危险,但语言能力已大损。年底,相伴57年的师母病逝。经此变故,先生体质日趋衰弱,多次中风,且患糖尿病,常住医院。2013年起,他虽然保持生命体征,但一直处于植物人状态。我们仍按时去医院看望他,原本谈笑风生的先生,卧在病榻上毫无知觉,令人无助而伤心。有一次,我和孙立、张海鸥、彭玉平诸君到医院探望,海鸥兄大声叫着先生的名字,他一直紧闭的眼睛突然流出泪水。我们希望有奇迹发生,此后先生却再无反应。2014年6月7日,昏睡了近两年的先生安然辞世。

我一直以为先生身体很好,直到2006年先生两次中风,体质明显下降,我意识到应该为纪念先生做点准备工作,便着手编制《邱世友先生年表》。我在学校档案馆找到历年先生的个人总结及相关材料,据此编制先生年表,并送他审定。2007年先生出版《水明楼续集》,便将此年表作为附录。

在编写先生年表过程中,我梳理了先生的生活与学术历程,因而对先生有一个更为系统的了解,也引发了一些思考。

先生1925年出生于粤北连县,父亲早故,先生为遗腹子,母亲独力抚养。少时多病,然有志于学。18岁时,母亲病故,家庭生活雪上加霜。1944年考入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1948年毕业,任文学院教师。此后,先生在中山大学学习工作了70年。

中山大学古代诗文研究有两个重要传统:一个是中国文学批评传统,從陈钟凡、方孝岳、黄海章诸先生到邱世友先生。另一个是词学传统,从陈洵、詹安泰、黄海章诸先生到邱世友先生。先生在文学批评史与词学领域都渊源有自,传承和光大了中大的优秀传统。他在词学、《文心雕龙》方面的成就享誉海内外。他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重要刊物上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主要著作有《水明楼小集》《词论史论稿》《文心雕龙探原》《水明楼续集》《邱世友词学论集》等,这些成果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与尊重。先生在治学上形成了独特的风格,这种风格就是他所喜欢的况周颐词学中“拙、重、大”三个字。拙,就是古朴深挚,不巧,不滑,不浮,不浅。先生研究每一理论,总是从最原始的词义与材料出发,实事求是,无浮夸,不取巧。重,是厚重,先生非常有理论上的创造性,眼界开阔,立意深沉,笔力厚重,气象雄浑。大,是格局大,邱先生治学不但精于国学,对于西方文学理论也颇为关注。他研究问题,总是以小见大,把问题放到古今中外的背景上,从中挖掘出独特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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