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草药象学的局限与优越性
作者：顔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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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草药象学”的局限：有形之“象”多端、无形之“气”难明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祖国传统医学在“气象思维”指导下构建起了一套以“象”推气、以“效”验“象”的中药传统药理学。不论是气味之象，还是部位之象，亦或是形状、颜色、质地以及禀赋的时令天气、地气等各种“象”，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更准确地探究内部的“药气”，而后以中药的偏性之“气”纠正人体病态之“气”，使人体回归一气周流的健康常态。为了更明确传统药理学的内涵真谛，同时也考虑到语词的简洁，我们不妨将祖国医学这种探究中药药性的药理理论概括为“本草药象学”。所谓“药象”即药物之象，包括有形可见之“象”和肉眼不可明见的气之“象”，而“象”本质上还是从属于“气”，所以“药象”二字还是将“药气”包含在内的。考察古代医典，“药象”二字出自于元代医家王好古的《汤液本草·木部》：“汤液发汗用桂枝，补肾用肉桂，小柴胡只云加桂何也。《药象》谓：肉桂大辛，补下焦热火不足，治沉寒痼冷，及治表虚自汗，春夏二时为禁药。”[1]显然，此处《药象》是一古代医书名，又称为《药总诀》或《药象口诀》，《本草纲目·序例上·历代诸家本草》记载：“《药总诀》禹锡曰：梁陶隐居撰，凡二卷，论药品五味寒热之性，主疗疾病及采蓄时月之法。一本题曰《药象口诀》，不着撰人名。”[2]也就是说，此书没有标明作者，但根据唐朝刘禹锡的说法，是为道教医家陶弘景所撰写。可惜该书早已散佚。此外，在张元素《珍珠囊》、李东垣《珍珠囊补遗药性赋》中均列有《药类法象》一节。基于两人的师承关系，两书该节中均以药物的气味厚薄、升降沉浮阐释药性。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认为将祖国传统药理理论概括为“本草药象学”是比较恰当的。但同时从前文的论述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理论也存在着局限：通过感官器官可以感知的“象”较多，诸多药象又往往相互矛盾，而能够准确反映药性的“药气”又隐藏于内部，对于绝多大数没有内视返观能力的我们来说，实在难以把握。那么，有没有办法克服这种缺点？为此，有人提出用现代西方药物成分分析法，这也就是中医院校教材所称的“中药药理学”。那么，这种占据目前医学界主流的研究方法是否真能克服传统中药药理学——药象理论的局限？下文笔者试析之。
二、西方成分理化分析法能否克服本草药象学的局限
我们知道，现在的中药药理学主要是运用现代科学方法来研究中药的药性，主要包括包括中药药效学、中药药物代谢动力学和中药毒理学等部分。与中国传统药理学——“本草药象学”相比，现代“中药药理学”的最主要特性是研究中药内部的化学成分与人体的关系。应该说，运用现代西方引进的这种对中药内部的微观成分进行研究的方法对中药邻近品种以及散剂的辨别鉴定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其不足之处是，这种“成分——药效”的研究思路无法运用祖国医学理论的指导临床实践，同时也无法解释同样成分的单味药或多味药方的治病原理。如温开水和冰水，根据成分分析法，二者的成分都是水分子H2O，但在肠胃疼痛的情况下，喝温开水和喝冰水的结果之迥异是显而易见的。又如露水和自来水，《本草纲目·水部·露水》云：“百草头上秋露，未晞时收取，愈百疾，止消渴，令人身轻不饥，肥肉悦泽。……百花上露，令人好颜色。”[3]而自来水就没有这种功效。又如可以美白养颜的白芷，《神农本草经》曰：“长肌肤润泽，可作面脂。”[4]但白芷的化学成分组成却是促进黑色素的生成，与其可以美白的功效大相径庭。实际上，温开水和冰水之所以疗效不同，在于其蕴含的“气”不同，温开水有热气，冰水却是寒气十足；露水凝结于百花百草之上，自然禀花草之气，自来水显然缺乏这股气；而白芷能够美白是其性温、味辛，又具清香之气，可以畅通面部气血，从而收到美白之效。当然，笔者举的这几例子并不是要完全否定成分分析方法的作用，也并非以偏概全，而是要指出：这种成分分析法无法运用已经较为成熟稳定的祖国医学理论指导临床医疗，而没有祖国医学理论的指导，这种技术手段也就无法进行辨机临证，这也是导致当今中医药治病水平下降的主要因素之一，所以现代“中药药效学”也就有两难的尴尬。
行文至此，我们不得不对清末以来的“中西汇通”到建国后的“中西结合”的研究成果再次反思：这些成果虽然很多、很深奥、很具有创新性，但“中西汇通”或“中西结合”并不是简单的“中药+西药”，也不是一些看似具有“创新性”的新概念、新理念。因为不管是何种医学，最终目的都是治病救人，而如果一个新概念、新理念不仅不能用于临床实践，反而给原本的医学理论带来混乱，则这种“创新”价值就不大。“中西医结合”的这几十年来，正如张效霞先生所言：“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所搞出来的这些'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是既不纳入不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一并未对中医基础理论提供任何新的有益内容，对中医学的发展贡献甚少；又无法归入西医学的范畴，也未能在西医已有的理论基础上提出新的假说、新的发现或尚未注意到的新的事实，对西医学的发展也毫无意义。”[5]张效霞先生所言颇为中肯。实际上正如前文所论，“中西结合”几十年来如火如荼的展开，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要使中医也能像西医那样拥有“科学”的称谓。但遗憾的是，我们一直以来并没有对“科学”的内涵探究清楚。我们知道，现在意义上的“科学”内涵是借道日本再引进而来。而中国原本意义上的“科学”是指科举之学、分科之学，即开创于隋、完备于唐，兴盛于宋明清的分科选拔官员的考试制度。“科”即分科、分类，“举”是选拔之意。随着明末清初西学的东渐和基于“格物致知”思想的影响，早期学者最初便将“science”译为“格致”“格致学”；直到19世纪末，梁启超、严复、王国维等人将日本翻译西方“science”的“科学”一词和内涵引进加以倡导后，才逐步取代了“格致”一词。20世纪初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的新文化运动更使得“科学”二字深入人心。新中国建立后，“科学”则成为人们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日常话语。然而，仔细考究其演变历程，我们不难发现，“科学”二字呈现出了内涵不断缩小、外延不断扩大的现象。单就近代引进的“科学”内涵而言，本义是指是指以自然客体的发展变化规律为研究对象，以创造满足人类所需要的物质条件为目标的学科体系，也就是自然科学。根据邓曦泽先生的分析，“科学”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必要条件[6]：“数学与实验”[7]。而作为描述、分析客观世界工具的近代意义上的“数学”必须具有抽象性、描述性、演绎性、严格性、精确性、系统性、预测性七个特征[8]。古代中国不乏实验手段（如农艺、建筑、医药炮制等等），但同时具备以上七个特征的“数学”却是不存在。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而言，“中国古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9]对此，早在1915年任鸿隽先生在其《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中就指出：“故吾国之无科学，第一非天之降才尔殊，第二非社会限制独酷。一言以蔽之曰：未得研究科学之方法而已。”[10] 1935年竺可桢先生在纪念中国科学社成立20周年撰写的《中国实验科学不发达的原因》一文中，认为中国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实验科学，“一是不晓得利用科学工具，二是缺乏科学精神。”[11]任鸿隽先生所言的“科学方法”和竺可桢先生所言的“科学工具”之一，即是指近代意义上的“数学”。1945年竺可桢先生在其《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一文中指出：“归根起来讲，中国农村社会的机构和封建思想，使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自然科学，而此种机构，此种思想，到如今还大部遗留着。”[12]既然中国古代连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自然科学都没有，更谈不上其他理论体系了。然而，由于“科学”二字的权威性，建国后数十年来“科学”的内涵不断被缩小，外延不断被扩大，以致出现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提法，乃至把所有认为正确的东西都称为“科学”。“科学”一词俨然成为“绝对真理”的代名词，具有神圣不可冒犯的绝对权威。
我们知道，人类在认识与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大致产生了三大知识体系：以自然客体的发展变化规律、人类社会发展演变规律和人的生存价值、精神意识、能动风貌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体系。根据“科学”的必要条件，显然，以后两者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体系不符合“科学”的本质内涵。因此，笔者认为将后二者分别称为“社会学科”和“人文学科”才妥当。如果将它们称为“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则是将“科学”含义宽泛化，既不符合“科学”的原本含义，更不利于自身理论体系的认识与建设。因为每一学科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也就有自己的概念范畴和理论范式。如果把自然科学的实证分析与定量描述的方法过多地应用在社会学科与人学学科上，既不可能也没必要。如果强制使用，反而会阻碍它们对真理的探索。然而，我们今天总是把认为正确的东西都称为“科学”，甚至将其作为形容词、副词广泛使用（如认为某观点不正确，就说其“不科学”），实则是将“科学”内涵宽泛化。人体是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生命体，以探索人类生命规律和防治疾病技术手段的医学，显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其既不是单纯地属于自然科学，也不是单一地属于社会学科或人文学科，而是既包含三者又有着独立的理论范畴和学科范式。西方学术界通常也是把数学、医学、科学三者并列对待，也就是说即使是西医学也不是科学，遑论两千多年前就已产生的中国传统医学。所以，把祖国医学称为“科学”有“以今度古”之嫌，不利于祖国医学的传承发展和临证应用。所谓“以今度古”是指以今天的角度、标准看待、衡量古人的观点与认识。而这恰恰违背了历史客观的逻辑性。诚然，一切过去的东西都是历史，我们也只能活在今天看待过去，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进行近似等量的古今思维转换。如书籍，在汉代指刻在竹简上的人类对客观世界、人类社会、生命内涵等系统认识的载体，在宋代这些认识则一般印在纸质上，到了今天则还有电子书籍。虽然书籍在形式上多次发生变化，但其本质内容都是人们对客观世界、人类社会、生命内涵等的认识，较为系统与稳定是其主要特征。可见，在本质层面，书籍的古今内涵一致。如果我们只是完全从今天的角度去看待或衡量古人的认识，就会偏离真相而曲解古人，甚至犯下一些低级错误。如“博士”一词，在汉代是一官职名称，主要职责为“掌教弟子，国有疑问，掌承问对”，即“充当君主参谋和顾问，有时并能参预政事或奉使外出巡查”[13]；而今天的“博士”则是学位名称，与硕士、学士构成三级学位制的高等教育体制，古今内涵迥异。如果我们从今天的视角去理解《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第七上》的“又博士及诸陵县皆属焉……（博士）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14]一句就会感到困惑。也即是说，我们要较为正确地理解古人的观点认识，需要做到对等转换。尽管这种转换无法完全对等，但越是接近对等的转换则越能接近真相。转换的关键就是把事物放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探究出其本质内涵，而后再与今天时代背景下的事物进行比对、斟核。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正确地理解古人的观点。要言之，避免“以今度古”，进行“古今思维转换”是获得历史真相的不二法门。为了更为直观起见，笔者画出示意图《古今思维转换对等图》如下：
对于上文的论证过程，可以高度精简为以下两种三段论：
古代中国没有科学 医学不是科学
祖国医学产生与成熟于古代中国 祖国医学是医学
∴祖国医学不是科学 ∴ 祖国医学不是科学
可见，不论从哪一角度论证，祖国医学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澄清还原这一真相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一是可以消除对中医的误解与偏见，二是可以纠正把西医的模式和思维方法作为中医发展的思路和框架的观念[15]，从而纠正“以西解中”的错误方向，提高祖国医学本有的临证水平。近年来一些人主张取缔中医的理由是：中医是最大的“伪科学”。然而，正如张效霞先生所言：“中医连'科学’都不是，何以谈得上是'最大伪科学’呢？”[16]百年来中医界无数先辈为了论证中医也是科学的目标奋斗终生，其精神实在令人肃然起敬，但我们却也不得不忍痛地指出，这种努力固然给中医带进了保险箱，但同时也引入了死胡同。数十年来，从中医院校课程的设置到科研条件的配备、再到项目的申报评审等等几乎都是以“科学”的标准来衡量。然而，这种把中医“规范化”“现代化”的做法所带来的结果是：中医不仅退出了原本治疗急症危症的阵地，而且就连普通的慢性病也往往捉襟见肘、疗效甚微。正如张效霞先生所指出：“影响和制约中医发展的最大桎梏就是将中医视为'科学’，并运用'科学’的观念、标准、理论和方法，来认识、评判、验证、解释、改造传统的中医，以致造成对中医理论的干扰、扭曲、阉割、排斥。”[17]其中，以成分分析方法研究中药药理就是中医现代化的最显著特征。数十年来的实验研究，虽然出现了众多深奥的新名词、新观点，但这些“创新”的研究成果在临床实践中却无法用祖国医学理论指导用药，而教科书中的“中药药理学”也没有冠以“现代”二字，已然忽视了传统药理学——本草药象学的用药指导作用。我们不得不指出的是，以这种现代的成分分析方法研究古代的中医中药有“以今度古”之嫌，其不仅不能克服本草药象学“药象多端”“药气难明”的历史缺点，也无法进行古今思维的对等转换而有效地指导临床。可见，这种以成分研究方法为主要特征的现代药理学与祖国传统医学理论是属于两者不同的体系，这也应是当今中医药临证水平不高的原因之一。
当然，笔者并不是完全反对成分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在检验邻近药物品种或散剂中也可以提供一种有效的助益，但在临证中不能以此为主要依据，而应强调以中国传统药理学——本草药象学作为用药的指导根据。因此，在以成分分析法为主要基础的以小白鼠做实验为主的药效学、药代动力学、毒理学也就无法深入内部与祖国医学理论相融合。因为人是有感情、有意识的高级生命体，不同于机械组合而成的机器，人体内气血的时刻运转使得其旺衰的阶段和部位因不同时间、不同环境而发生变化。所以即使是同一药物对同一病症，效果也会不同，更何况小白鼠和人体差别甚大。要言之，现代科学方法只能在“术”的层面补充祖国医学，而不能从“道”（根本思维）的层面改造甚至改变祖国医学，否则其本质属性一变，祖国医学就不再是祖国医学，临证水平也必然下降。正如著名中医学者王世保先生所指出：“中医与科学是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下分别发展起来的具有完备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的两种文化，它们本应该相互包容，共同维护中国人的生存。但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今天，由于中国人对科学过于推崇，导致了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泛滥。这种科学主义在中医外部要求废除中医，在中医内部则要求中医科学化。废除中医的呼声遭到了抵制与批驳，而中医科学化的思路在近百年来却主导了中医的发展。中医失去了自己作为东方文化独立存在的权利，在科学主义的作用下不断地被异化。没有了中国固有文化的土壤，中医在这种科学主义的文化氛围里将走向异化性的消亡。”[18]
因此，当前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还原与复现祖国传统医学、药理学的本来面貌。只有先做好传承的工作，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创新和发展，否则更多、更新的所谓“创新”和“发展”会给原本系统清晰的祖国医学理论带来混乱，不利于疗效的提高。这也是笔者在本书上篇中花费大量篇幅以古籍为依据重新还原和构建人体生命内景的原因所在。这里笔者坦言了自己心中多年来关于当前中医药研究现状的反思和认识，可能言辞比较强烈一些，敬请专家批评指正！
三、本草药象学的优越性与历史局限的克服路径：医道临证、心明气象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西方药物成分分析法既不能克服传统本草药象学的历史局限，也不能发挥临床指导用药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中国传统药理学——本草药象学的临证指导作用，这是恢复古中医临证水平的必由之路。尽管有着一些历史局限，但其也有两大优越性：其一，中药的气味、形色、质地、时空等“象”都可以通过感官器官和心神的领悟推导来把握，再加上临床实践的检验，最终是可以把握反映药性的“主象”；其二，本草药象学与祖国医学一样都是在“气象思维”的指导下构建起来的，二者是体用关系，从病情的诊断到病机的辨析，再到遣方处药都至始至终贯穿“一气周流”的生命理念。也即是说，本草药象学紧扣“医道”思想以药气之偏纠正人体病气之偏，从而可以准确地用于临床医疗。我们知道，优势与弱势都是在比较中产生，上述两点也是西方药物成分分析法所不能具备的。而判断一种医学理论的真伪或优劣，最具有说服力的标准就是其能否指导临床和治病的疗效如何。祖国医学以其确切的疗效护佑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大量事实足以证明本草药象学对药性把握和临证用药指导作用的重大价值。
那么，本草药象学又该怎样扬长避短？特别是对其药象多端不一、无形药气难以把握的历史局限又该如何克服？答曰：医道临证、心明气象。“医道临证”即是紧紧围绕祖国医学探索人体生命奥秘的“气象思维”，以“一气周流、升降回环”的人体生命规律为临床用药“以偏纠偏”的根本指导思想。“心明气象”是指在探究药性的过程中，要时刻从“气象”的角度入手，透过外部各种错综复杂的“药象”斟酌与领悟药物内部本质药气的走向与偏性，再在临床医疗中反复验证，而后提炼总结出该药物对人体生命产生影响的原理，简称“药理”。也就是说，“药理”就是药物治病之理也，是医家研究、阐释药性和临证用药的理论根据。考察我国古代医学典籍，“药理”一词在北宋《宋徽宗圣济经》一书中已出现，该书第九卷即为《药理篇》。需要留意的是，此书是目前所知的我国古代唯一一本由帝王亲自撰写并用于全国医学教学的教科书和选拔医官的考试题库，价值甚大。《药理篇》分《考经式训》《制字命物》《名定实辨》《权通意使》四小章论述了中药禀赋天地之气而具防治人体疾病的功用性理[19]，阐述精当、立论明晰。由于无形“药气”难以把握的困难，所以为医者要提高心明气象、把握药性的能力，对自身的心性涵养要求要高。其中保持清心寡欲、心平气和的心境非常重要，同时多上山采药，感受自然万象的气息以及习练一些如太极拳、八段锦或静坐等注重内炼修为的功夫，则会有较大的助益。从中可见，对于祖国古中医学而言，入门易，熟练难，精通更难。诚然，我们可能穷尽一生都达不到精通的水平，但是，学医之人必须要有远大志向和坚忍不拔的恒心，这是提高临证水平的精神保障和不竭动力。因为医学与其它学科有很大的不同，其司人之性命、操生杀之权柄的特征决定了为医者不是良医就是庸医，没有中间状态。张锡纯曰：“人生有大愿力，而后有大建树。”[20]“药王”孙思邈道医更是谆谆教导道：
医方卜筮，艺能之难精者也。既非神授，何以得其幽微。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崄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21]
医乃仁术、大道之业，唯有立“苍生大医”之伟志，“博极医源，精勤不倦”方能从事救死扶伤之事业。
[1]（元）王好古著，盛增秀主编：《王好古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4年，第47页。
[2]（明）李时珍著，柳长华主编：《李时珍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第37页。
[3]（明）李时珍著，柳长华主编：《李时珍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第246—247页。
[4]（清）顾观光辑、杨鹏举校注：《神农本草经》，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157页。
[5] 张效霞：《回归中医——对中医基础理论的重新认识》，青岛：青岛出版社，2006年，第348页。
[6] 这里指“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充要条件”，为逻辑学的内容。
[7] 邓曦泽：《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论数学不发达使中国不能产生科学》（因邓先生此文尚未公开发表，故无法标出具体刊物的名称和页码）。
[8] 邓曦泽：《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论数学不发达使中国不能产生科学》（因邓先生此文尚未公开发表，故无法标出具体刊物的名称和页码）。
[9] 张效霞：《医海探骊——中医学史研究新视野》，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54页。此段分析中医学是否是“科学”，部分参考了张效霞先生该书的第354—356页。特此标出致谢。
[10] 任鸿隽：《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科学》，1915年第1期，第9页。
[11]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2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60页。
[12]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2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633页。
[13] 徐连达：《中国官制大辞典》，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62页。
[14]（东汉）班固撰，赵一生点校：《汉书》，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页。
[15] 张效霞：《医海探骊——中国医学史研究新视野》，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58页。
[16] 张效霞：《医海探骊——中国医学史研究新视野》，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58页。
[17] 张效霞：《医海探骊——中国医学史研究新视野》，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54页。
[18] 王世保：《中医是科学吗》，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第19页。
[19]（宋）赵佶撰，吴禔注，李顺宝、程玫校注：《宋徽宗圣济经》，北京：学苑出版社，2014年，第148—165页。
[20]（民）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第6页。
[21]《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道藏》第26册，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