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 | 我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这一具体情境不是指爱情表白或海誓山盟，而是指爱的反复呼唤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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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你”，这第一声誓盟发出时并没有什么意思；而只不过是通过一种令人费解的途径重复一个不算新鲜的消息——听起来那么平淡——（这几个字里恐怕连那个信息都 没有包含）。我反复念叨这句话，而丝毫不着边际；这句话来自语言，然后挥发开去——哪儿去了？

我仔细推敲这个说法时简直忍俊不禁。这么说来，一端是“我”，一端是“你”，当中有一个带有(从词义上讲)相当的感情色彩的纽结。这种拆解，尽管符合语言学理论，却不免让人觉得瞬间冲动中抒发的东西被扭曲了。“aimer”(爱)无法在动词不定式中栖身（除非在元语言的结构中）：这个字眼一经说出便带上了主语和宾语，也就是说“我—爱—你” 得以匈牙利语的方式来理解(和吐字）。在匈牙利语中，“我—爱—你”是一个字Szeretlek，这样一来，我们就得放弃法语的分析性品质，将这句法语当作粘着型语句(而粘着恰是问题的核心）。稍加句式变化，这个整体就不成片段了；可以说，这个说法超越了句型，不受结构变化的左右；无法用其他表达类似意义的结构的对应形式来取代；我可以连日连夜地说“我—爱—你”，而却无法真的去“我—爱—她”：我不想仅仅用一个句式，一句表白，一种腔调打发对方(说“我—爱—你”的潜在动机是加个省字号，给一个名字拉上个拖音：“阿莉爱达里，我爱你”，狄俄尼索斯说)。

2

“我—爱—你”这个词没有什么微妙之处。用不着多加解释，也不必对其斟字酌句，更不用掂掂份量或钻牛角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语言的绝大悖论——说“我—爱 —你”似乎是没话找话说，而这个词又是那么实实在在（它的意指就是它的声响：一种演示而已）。

说“我—爱—你”不是“顾左右而言他”——这个词是 (母爱—性爱的)二元一体；整个字眼浑然一体；不管你怎样曲解也无法分裂这个符号；这个词是个没有喻体的隐喻。

“我—爱—你”不是个句子：它不传神达意，只是伴随一种特定情境而生：“主体被悬吊在与异体的映照之中”(拉康语）。一个浑成的片语。

(尽管人们可以亿万次地说“我—爱—你”，这个词却实在超越了语汇层次，这个辞格的定义超不出它自身。）

3

这个词（作为句子的词）只有在我发音时才有意义；它的信息就包含在脱口而出本身，没有其他任何信息；没有蕴藉，没有丰富的内涵。所有内容都被包容在说出——这个动作本身：这是个“套话”，却又不是装腔作势；对于我来说，“我—爱—你”的具体情境简直无法加以分类：“我—爱—你”是克制不住的，又是无法预料的。那么这个怪物，这个语言的圈套又属一种什么样的语言层次呢? 一板一眼，算不上是一时冲动说漏了嘴；长吁短叹，又算不上是一字一句？字里行间中说不出个所以然(其中并没有隐藏、沉积或封存任何可供拆解的信息），而其意义又不仅仅在表达这一动作本身(说话人大可不必受谈话的场合的变化所囿）。也许我们可以称之为“呼唤”。对呼唤声是不必斟字酌句的：“我—爱—你”既不属语言范畴又不属符号范围。其起因（即说这个词的动因）应该说带有音乐性质。与唱歌情形相仿，通过“我—爱—你”的呼唤(就吐露出的内容而言），人的欲望既没有被压抑，又没有被辨识（就像发声本身，常常是不期然而然），简单说，“我—爱—你”是一种宣泄，像情欲亢进。情欲发泄不用诉诸语言，但它却说了并表达了：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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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爱—你”，有种种俗套的回答：“我不爱你”，“我根本不相信”，“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等等。而真正的拒绝是：“无可奉告。”这样，我由此遭受的打击比作为求爱者受挫还要惨重——我是作为一个说话的主体被否定的；被否定的是我的语言，我生存的最根本的手段，而不是我的欲求；至于求爱，我完全可以耐心等待，再次请求，再次提出；但连发问探询的权利都被否定了，我就算彻底“完蛋”了。普鲁斯特的小说中，母亲让弗朗索娃对小说叙述者说：“无法回答。”后者便产生了与那个被情人的守门人挡驾的“情妇”同病相怜的感觉：母亲并不是不可亲近的，她只是身不由己，而我则要发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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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 t’aime——Moi aussi(“我爱你”——“我也一样”）。

“我也一样”不是个圆满的答复，因为圆满的东西只能是很郑重其事的，这个形式则太不完善，没有忠实地转达这一呼唤—这声呼唤是不能随意更动的。

不过，只要这个回答产生令人遐想的效果，便足以触发一连串癫狂欣喜的抒怀:这一欣喜随着突然逆转的局势而愈加高涨：圣·普霍几番遭拒绝，后来突然发现朱莉叶是爱他的。这一令人销魂的真相的显现不是潜心思索，耐心准备的结果，而是突如其来，令人惊讶，一个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普鲁斯特书中的小主人公请求他母亲睡在他房间里时，也想听到“Moi aussi”(“我也想”）的答复，像一个癫狂的人，也想惊喜一番；而他之所以惊喜万分，也是由于情势突变，父亲心血来潮作出决定，将母亲让给了他(“吩咐弗朗索娃在他房间里给你铺床，今晚就睡在那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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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臆幻的是经验范围内不可能的事:我俩的呼唤能同时发出：一方用不着像是靠对方眼色行事似的应答另一方。呼唤又不能拖沓(重复）：只有瞬间的闪光才有效果，两种力量彼此交汇(两者如有隔阂，就连一般的和谐也无法达到）。只有瞬间的闪光才能创造奇迹:将种种约束抛到九霄云外。交换、馈赠、盗窃(这些常见的经济形式)都以各自特定的方式包涵一些彼此有差别的物体和交错的时间：我的欲望与异体发生予盾——这就需要一定时间来达到和谐。同时的呼唤造成的律动没有一种社会性模式能够与之等 同。从社会性角度看也是不可思议的：没有交换，没有馈赠，也没有盗窃。我们的呼唤从相互交融的炽火中产生，这是付出，但付出后便不知其去向；彼此呼应，毫无保留，各自通过对方进入了实体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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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引起了突变：陈规陋习崩溃了，什么事都可以发生——甚至于：我可以不再占有你。

简单说，这就是一场革命——也许与政治意义上的革命相去不远：在两种情形下，我所憧憬的都是绝对的新：（恋爱上的)改良主义对我没有多大吸引力。若进一步来发展出一个悖论，这里的全新又是最老掉牙的东西(昨天晚上我就从萨冈的戏中听到了它：每隔一个晚上，电视里就会有人说：我爱你）。

8

——要是我对“我—爱—你”不加解释呢？若对这个症状的解释只是保留在呼唤一说上怎么样？

——还是试试吧：你不是成千上万次地诉说恋人的痛苦是多么难以忍受，并且竭力主张恋人应该超脱出来吗？如果你真想“痊愈”，你就得相信病症的存在，而“我—爱—你” 正是其中一种；你得解释清楚，说到底，你得泼点凉水才是。

——而说到最后，痛苦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又应怎样看待痛苦？对它如何加以评说？痛苦一定就是坏事？恋爱中的痛苦不正是一种逆反的、泼凉水的疗程吗？（人总得受挫)如果变换一下价值评判，是否可以设想一种关于恋爱痛苦的悲剧观，即对“我—爱—你”的悲剧性肯定？如果(恋)爱被置于积极的符号下，情况又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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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对“我—爱—你”有了新的观照。这是个行为而不是病症。我说出口是为了让你回答。回答以某一定式出现，其形式上的讲究(措辞)效果不一，就是说对方回答我时仅仅用一个所指(signifie)是远远不够的，不管它多么肯定 (“我也是”）：受话人应该认真措辞，对我发出的“我—爱—你”的呼唤发生共鸣：佩里亚斯说：“我爱你”—“我也爱你”，梅莉桑达说。

佩里亚斯急切的求爱(他确信梅莉桑达的回答完全像他所期待的一样。他当场晕厥过去似乎证实了这一点）出自一种需要，也就是说，恋人不仅想得到爱的回报，想了解真情，想得到确凿无疑的证实等(这些机杼都没有超出所指层次)，他更想听到这个内容通过特定的方式被说出来。这个方式要和他自己的方式同样肯定，一样清晰无误；我要得到的是面对面完整的一字不差的那个定式，那么情话的原型，容不得闪烁其辞，来不得一点疏漏，句式不能搅乱，不能变换花样，两个字要浑然一体，能指(signifiant)与能指要同时并存（而“我也是”则是与一气呵成的语汇相悖行）；重要的是，这声呼唤又是与实体、肉身和嘴唇紧密相联的，张开你的双唇，这就成了（露骨一些吧）。我孜孜以求的是要咬住那个字眼。是魔力还是神功？丑陋的怪兽却也神魂颠倒地爱着美神；美神当然不屑去爱怪兽。但最后，她终于还是被制服了（如何被制服并不重要；就姑且算是通过她与野兽之间的对话吧），她竟也说出了这个神奇的字眼：“我爱你，野兽”；旋即，随着竖琴一声辉煌的琶音，一个新人出现了。 老掉牙的故事？那再来一个：有个人因妻子出走而痛苦不堪；他盼望她回来，尤其盼望她对他说“我爱你”，他也一样咬文嚼字，最后她终于对他说了；一听到这话，他昏死了过去：一部1975年拍的电影。当然，还有一则神话传说：漂泊的荷兰人浪迹天涯就是为了寻找这个字眼；如果他(凭着誓盟)得到了它，那他就不用再漂流了（这则神话传说不是强调始终不渝的重要性，而是强调这种执著的呼唤声和颂歌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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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中的）一个巧合：同一个词（Bejahung)有两种表示：一种是精神分析学上的用法，意思是“贬斥”(孩童第一个肯定性断言要被否定掉，这样才能深入其潜意识层）；另一种是尼采的用法，指权力意志的一种表达方式(完全没有心理层次上的意义，更没有社会内涵），指差异的产生，其中包含的“是的”“对的”十分清楚明了（蕴涵了一种反应）：这便是“阿门”(amen)。

“我—爱—你”是积极的。它传达出一种力量——与其他力量相抗衡。其他什么力量？这个世界上形形色色的势力。都是否定的力量(科学，宗教，现实，理性）。它还与语言相抗衡。正如“阿门”一词处于语言的边缘，与语言系统若即若离，并剥去了后者“逆动的外衣”。那样，爱情的呼唤 (“我—爱—你”)处于句式的边缘，毫不排斥同义反复（“我—爱—你”的意思就是“我—爱—你”），摆脱了句子的平庸 (这只是个片语）。作为一种呼唤，“我一爱一你”不是符号， 而是反符号。那些不愿说“我—爱一你”的人(对于他们来说，“我—爱—你”难以启齿)就只能作出种种闪烁其辞，顾虑重重，而又急不可耐的爱情的符号迹象、标引和“明证”：如手抛，神态，长吁短叹，转弯抹角，吞吞吐吐。他需要别人对他进行破解诠释；他得受逆动性质的爱情符号的左右，被放逐到语言的世界，就因为他没有一吐为快(所谓奴隶，就是那些被割去舌头的人，只能靠眼神、表情、神态来说话)。

爱情的“符号”孕育了无数的逆动的文学作品：人们渲染爱情，在花哨的表象上大做文章(所有的爱情故事最终都是出于阿波罗之手)。作为反符号，“我—爱—你”属于酒神这一边：痛苦没有被否定(甚至连怨艾、厌恶、愠怒都没有被否定），通过呼唤，痛苦不再郁结胸中：说“我—爱—你” (反复地说)便意味着抛开逆动的语言，将其遣回那个死寂悲凉的符号世界——语言的迷宫(而我又要经常地穿行其中)。

作为一种呼唤，“我—爱—你”属于付出，那么孜孜于呼唤这个词的人(抒情诗人，说谎者，流浪者）便是付出的主体：他们支出这个词，似乎这个词无足轻重(一钱不值），却可以期冀在什么地方得到补偿；他们处在语言的边缘，语言本身（除此以外谁又能这样做呢?)意识到自己无牵无挂，便孤注一掷了。

本文选自罗兰·巴特《恋人絮语——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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