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江小译｜巴迪欧：《数学颂》中译序
译者序
或许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阿兰·巴迪欧的名字不再陌生。他已经被视为当代左翼的一个旗帜性人物，他的著作已经被翻译为世界上70多种语言。在中国大陆，他的著作已经翻译出版的包括《世纪》、《爱的多重奏》、《小万神殿》、《哲学宣言》、《第二哲学宣言》、《圣保罗》、《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柏拉图的理想国》、《当前时代的色情》、《论争》、《元政治学概述》等等，他的最重要的著作《存在与事件》、《世界的逻辑》、《主体理论》也已经译就，正在出版当中的他的著作还包括《法国哲学的冒险》、《瓦格纳五讲》、《非美学手册》等等，因此，对于巴迪欧的生平和主要思想，并不需要在这里赘述。
不过，这也是一本非常值得期待的著作。在《存在与事件》和《哲学宣言》中，巴迪欧曾经声称，哲学并不是一种直接作为生产真理的类性程序而存在，哲学作为本体论或形而上学而存在，只能在其他面对真实的真理程序基础上才是可能的。哲学本身是不创造现实的，也无法真正去面对那个被拉康称之为真实界的东西，说得更明确一些，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包括我们的所有的感触和情感，都依赖于一个巨大包裹着的气泡（斯洛特戴克的用语），我们之所以能看见、之所以能思考、之所以能认识、之所以能行动，全部依赖于这个巨大的气泡的外膜。这个气泡就是我们所处的情势（situation），在巴迪欧看来，这个情势不是无秩序的（anarchie），它有着自己独特的结构（structure），这个结构后来在《世界的逻辑》中被巴迪欧称之为超验性（transcendentale），巴迪欧喜欢用大写的T来表示这种结构，即这个T是一种函数，它对处于该情势S下的所有元素进行计数，而每一种元素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出来，我们又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再现这些元素，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依赖于这个T。
然而，这个所谓的超验T，绝不像德国古典观念论声称那样，是一种先天性的存在，它绝非无一例外地决定着诸多元素的实存样态，简言之，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这个作为情势结构的超验T，会被悬置，而一旦T被悬置，意味着原先情势下的结构或秩序被打乱，成为了一种面对真实的无序状态，我们可以说，在某个点上，出现了秩序上的例外状态，T被悬置，那么巴迪欧意义上的事件就发生了。
当然，巴迪欧意义上的事件的发生，绝不意味着德勒兹和加塔利式的游牧时代的来临，尽管他们的《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一个游牧式的身体，生成一个作为既定秩序的外部，成为卡夫卡式的少数人。然而，巴迪欧在这里与两位作者分道扬镳了，在巴迪欧看来，结构或者超验T的打破，绝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自由任意地徉徜在游牧的空间中，游牧式的乌托邦即便存在，也是一种焦虑式存在，因为在那里我们没有任何可以站立的地基，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力量，最终不是我们的欲望的无限自由，而是我们如同飞蛾扑火般，在狂欢的刹那，被无序的真实世界所吞噬。这里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德波那部以拉丁语回文式的方式命名的电影《我们一起游荡在黑夜里，然后被烈火吞噬》（In girum imus nocte et consumimur igni）。那昙花一现的活火虽然壮丽，但一旦其耗尽，大地会重新遁入黑暗，在那一刻，戴高乐还是戴高乐，法兰西第五共和国还是第五共和国，当权者仍然用他们天花乱坠的说辞粉饰着到处充满污垢和恶臭的世界，而底层人民仍然在赤贫之中哀嚎。
因此，巴迪欧更关心的是，我们如何去改变这个世界。不是追求某几个狂放不羁的知识分子用烈火来焚烧自己的灵魂，而是我们如何人民大众一起去面对真正的生活。在《世界的逻辑》的结论部分，巴迪欧问题就是“什么是生活？”，而在他2016年出版的一本新著的标题也是《真实生活》。为什么巴迪欧关心真实生活？因为我们需要的不是一瞬间的辉煌，而是彻底的天翻地覆，仅仅依赖于激情是无法完成这个任务的，真正的任务是，我们如何去实现生活的彻底变革？
巴迪欧给出了他自己的回答，他并不相信哲学可以直接去改变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认定哲学一定是某种“事后”的反思，哲学的任务是缝补，在其他程序撕裂那张遮蔽我们世界，让我们陶醉于此时此刻的现实生活的帷幕的时候，哲学是用来缝补那道被撕开裂缝的工具，换言之，在事件发生之后，哲学的唯一功能就是将原先无法被我们认识的事件纳入到新的认识体系当中，让不可知的事件变得可以理解，可以被我们所认识。
现在的问题是，倘若哲学不能帮助我们创造新的生活，那究竟什么东西可以？巴迪欧指出，有四个程序，而且只有这四个程序，可以真正改变生活：即科学、政治、艺术和爱。这个四个程序同时也是巴迪欧哲学的四个前提，巴迪欧认为，只有这四个程序，才能触动真正的哲学反思。然而也正是这个理论，让巴迪欧饱受质疑。经常有人会质疑，为什么是这四样能改变生活？除了这四样之外，难道再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吗？在这一点上，巴迪欧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硬，在多本著作中，尤其在他后来的《世界的逻辑》和《第二哲学宣言》中，巴迪欧仍然坚持只有这四个程序能够实现真正的变革，是真理的程序。
为了坚定他自己的立场，为了反驳对他的那些指摘，巴迪欧不得不用著作来阐明为什么是这四样程序成为真理程序，成为哲学的前提，成为改变我们生活的方式。上世纪九十年代，巴迪欧先后写作了三本著作来阐明为什么科学、政治和艺术是真理程序，这三本书分别是《可递性本体论简论》《元政治学概述》和《非美学手册》，严格来说，这三本书都是巴迪欧写作的一系列文章的文集，虽然在文章中详尽列举了各种案例，来一一说明作为真理程序的科学、政治和艺术。同时，巴迪欧在书中强调，这三种真理程序之中，还有最核心的内容，对于科学来说，真正起到主导性作用的是数学；对于政治来说，是革命或者解放政治；对艺术来说，是诗歌。而巴迪欧在涉及这三种程序时，所列举的也更多的是数学家、革命政治家或诗人。在《可递性本体论简论》中，巴迪欧所列举的是康托尔、伽罗瓦、高斯等人，这些都是数学家，在《元政治学概述》中，被巴迪欧欣赏的政治家如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毛泽东都是典型的革命者，而《非美学手册》中，我们更多读到的是马拉美、佩索阿、策兰等等。
然而，《可递性本体论简论》《元政治学概述》和《非美学手册》四本书并没有成功地消除质疑者的批评，对于哲学的四个前提，四种真理程序，巴迪欧只写了三本书，对于第四个前提，即爱，巴迪欧只字未提。那么是否有可能论证作为真理程序的爱，巴迪欧之前，仅仅只在一篇文集《诸种前提》中提到了爱的问题，除此之外，巴迪欧并没有给出充分的说明。这就迫使巴迪欧重新来对他所列举的四个前提给出新的说明。
2009年，正好《世界报》的越南裔记者尼古拉·张（NicolasTruong）请巴迪欧参加了他在阿维农节上的访谈，这次访谈同时涉及到了两个内容，一个是爱，另一个是尼古拉·张所举行的“观念戏剧”活动的主题——戏剧。后来，Flammarion先后以《爱之颂》和《戏剧颂》的名义出版了这两场对话的内容，而这两次谈话的内容正好对应于他的两个前提，即爱与艺术。在进行了这两次对话之后，巴迪欧感觉到，有必要重新肯定一下他的四个前提，而2016年吉尔·艾礼的邀请，让巴迪欧重新肯定了数学在思想中地位，而这本书也被命名为《数学颂》。四个前提，已经完成其三，巴迪欧也许诺，在不久的将来，他会就政治再谈一次，那一次的题目就应该是《政治颂》。
正如巴迪欧所宣称那样，《数学颂》一书的主题就是数学如何实现幸福，数学如何能够帮我们改变生活。对于这个主题，显然作为访谈者的艾礼存有疑虑。毕竟，在今天我们谈起数学，都是那种高深莫测的学问，只能在一个极小的圈子里讨论，无法被大众所理解和消化的孤芳自赏式的研究，这样一种孤僻到极致的研究如何能成为改变我们生活的一种工具，如何成为我们探寻真理的路径呢？巴迪欧的切入点是，现在的数学病了，这种病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数学仅仅是考试进阶和选拔的门槛，在学生升学，选择考公务员以及选择技术人才上，数学成为他们无法回避的学科，这种应试数学早就丧失了数学本身的乐趣，相反，在另一方面，数学成为极少数有才华精英的秘教，他们只在寥寥可数的圈子里玩弄着自己的乐趣，从来不愿意涉足俗世，也不愿意让自己的研究可以改变普罗大众的生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迪欧认为，必须拯救数学，因为无论是作为考试进阶的数学，还是作为小圈子孤芳自赏的数学，都无法真正面对生活，无法帮助人们去实现幸福。
所以，巴迪欧所呼唤的是，数学的意义是普世性的，它不应该只成为少数人的领地，而是应该被大众所共同掌握的力量，也唯有如此，才能用数学来实现真正的变革。若要实现数学的普世化，首先要告诉人们，数学本身拥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即巴迪欧反复强调的“数学本身很有趣”，而这种“有趣”足以让任何一个愿意用智慧的头脑去思考问题的人沉迷去其中，甚至巴迪欧信心十足的认为，应该给5岁的孩子讲集合论，因为5岁孩子已经拥有了充分的能力理解集合论的数学内涵。一旦数学的力量被人们所掌握，它就是一种不可控的巨大威力，在我们的生活周围掀起巨大的波澜，在那一刻，如同弥赛亚的事件终将降临，而无限的曙光必将在黑暗的大地上绽放。尽管我们不得不认为，巴迪欧人们接受和认可数学的问题上，显得过于乐观，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巴迪欧的数学路径的确为我们重新思考世界指出了一条可能的出路，正如巴迪欧的弟子梅亚苏强调说，在我们经验和感知所无法触及的地方，只有数学能够将我们带向无限。或许，这就是巴迪欧所祈盼的东西，无论是诗歌带来的惊奇，还是政治带来的动荡，以及两个爱侣在邂逅那一刻激荡起的无限的涟漪，最终都无法带来最稳定的通往无限的路径，数学，只有数学，才是那条可以依赖的路径，一个在无限变动的宇宙中，恒定地为我们指明无限的亮光所在的路标。在巴迪欧看来，在数学的指引下，我们不再是在崎岖不平的林中路上蹒跚而行，而是一座新通天塔，承载着我们从此岸向彼岸泅渡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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