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江｜症候与超定 ——对阿尔都塞surdétermination概念的重新解读

症候与超定

——对阿尔都塞surdétermination

概念的重新解读

蓝  江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7年第6期）

内容摘要：阿尔都塞的surdétermination一词是其文本中最难理解的词汇之一。阿尔都塞将这个词指向了精神分析，在这个意义上，surdétermination不能理解为多元因素的决定，相反，surdétermination代表一种创伤性的症候，是现实中的矛盾。在数学上，surdétermination也代表一种限定条件（方程）多于未知数的状况，这种状况在一般情况下导致方程组的无解，而唯一可以解开方程组的方式，是利用高斯提供的最小二乘法，将其回归到一个近似解的情况。而阿尔都塞的弟子巴迪欧借用高斯的超定方程组的解法，以及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对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界定，认为理解阿尔都塞的关键是将多元因素最终减为一个非此即彼的抉择，也只有这个近似解的抉择，才能真正打破过于恪守差异性的超越决定的现实的无解的死循环。

在阿尔都塞著作中的众多概念中，surdétermination（英语的overdetermination，德语的Überdeterminierung）或许是争议最大的一个。在1982年版以及2006年再版的商务印书馆的《保卫马克思》中，这个词都被翻译为“多元决定”。对于这个词的翻译，事实上也引起过一些学者专家的质疑和商榷，如复旦大学的俞吾金教授在2011年的时候，对曾经对《保卫马克思》中的surdétermination的译法提出过自己的质疑，俞吾金教授指出：“我们认为，overdetermination这个复合名词不应该被译为'多元决定’，而应该被译为'超越决定’，同样样overdetermined也不应被译为'多元决定的’，而应该被译为'超越决定的’。”不过，俞吾金教授的质疑，更多的依赖于是英文中的词义表达，以及韦伯斯特国际版辞典，并结合对原文的解读，俞吾金教授得出了一个比较令人震惊的结论，即“阿尔都塞之所以引入'超越决定/超越决定的’，这两个概念，目的是表明，他坚持了一种更加彻底的'反决定论’（anti-determinism）的立场。”在俞吾金教授看来，顾良先生的翻译实际上让阿尔都塞的学说误入歧途，即将一种“反决定论”的思想，变成另一种类似于庸俗马克思主义式的解读，因为多元决定和恩格斯晚年的那种“归根到底”的决定，仍然是一种决定。俞吾金教授的想法的确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也将阿尔都塞的这个关键词surdétermination再次推向了风口浪尖。不过，仅仅根据一些辞典和语义判断，我们仍然不能过早地对surdétermination一词做出简单的判断，在这个意义上，对surdétermination的理解，我们需要从多种不同的角度来进行理解，我们才能找到理解这个复合词汇的对应的路径。

一

显然，俞吾金教授有一点指出的是非常正确的，即阿尔都塞的surdétermination概念的提出，是针对单纯从经济决定论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包括恩格斯本人的“归根到底”的决定的解读）提出的概念。在阿尔都塞看来，单纯从经济因素来理解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是一种简化的理解，在这一点上，第二国际的考茨基，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以及后来的斯大林主义体系，都不约而同地将经济因素视为一种历史发展中的最核心的要素。而阿尔都塞的批评在于：“他们忘记了，压缩到纯而又纯的矛盾完全是抽象的矛盾，真实的矛盾总是同具体的环境紧密联系结合在一起，因而真实矛盾只有通过环境并在环境之中才是可以被辨识的和可以捉摸得到的。”换句话说，阿尔都塞并不同意将一切事物的问题都还原为单纯的经济因素，或者直接将经济上的矛盾作为历史发展的根本性矛盾，在阿尔都塞看来，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意味着去面对真实的社会历史现实，而不是将复杂的社会历史现实还原为某个单一元素或单一矛盾，这种单一矛盾必然是一种抽象的思维方式，即一种脱离于真实的历史现实的方式。这样，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是，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思考众多决定因素的共同作用，如政治、风俗、习惯、金融制度、贸易制度、经济制度、艺术、哲学、宗教等等，这些因素都在人们的社会历史文化的背景下对历史的发展或多或少起到了作用，用阿尔都塞的话来说，“在这些决定因素中，任何一种因素在其本质上都不是其他因素的外在因素，这不仅因为它们共同组成一个独特的有机总体，而且主要因为这个总体在一个统一的内在本源中得到反映，而这个本源就是所有这些具体的决定因素的真理性。”

这或许是为什么顾良先生将surdétermination一词翻译为多元决定的最初动机吧。因为阿尔都塞反对用某种单一的决定因素来简单地理解历史发展的过程，这样，真正在具体历史过程中的起到支配性作用的是一种总体（阿尔都塞的用词是problématique，这个词是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一书中另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需要另文专述），而这个总体的支配性因素恰恰是由多个复杂因素共同组合而成的，在这里，我们理解为了多种不同因素，而不是某个单一因素的决定。

在这个意义上，俞吾金教授将阿尔都塞的surdétermination翻译为“超越决定”，甚至直接断言，这种“超越决定”是反决定的，的确有点过度阐释了。关键问题在于，阿尔都塞认为，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实际上还是存在着某种决定的总体，尽管这个总体我们不能用单一的概念和因素来加以简化，但是这个总体实实在在地在具体历史现实中存在着，也是我们必须加以理解和把握的东西，也只有掌握了这个surdétermination的总体，我们才能真正进入到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当中。

实际上，将surdétermination一词翻译为多元决定，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来源，这个来源，阿尔都塞已经在他的《保卫马克思》一书中指明：“我并不坚持要用多元决定（surdétermination）这个术语（它是从别的学科借用的），在找不到更恰当的术语的情况下，我只能用它来指出一个事实和提出一个问题。”这里的阿尔都塞的寥寥数语向我们透露出两个事实。首先，之所以使用surdétermination一词，是因为对于他所面对的新的问题，即一种综合了各种要素的决定的总体，没有其他更好的词汇，也就是说，surdétermination并非阿尔都塞心目中最理想的形容这种总体的词，这个词的原生语义也与阿尔都塞需要表达的意思有着一定的区别，因此，surdétermination并没有穷尽阿尔都塞所需要的表达。其次，这个词并非阿尔都塞的发明，正如阿尔都塞所说，“它是从别的学科借用的”，更准确地说，在随后的文本里，阿尔都塞更清楚地指明了这个词的来源，即来自于精神分析。而这个词与阿尔都塞很多词一样，表明了阿尔都塞本人与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的密切关联。

一般认为，阿尔都塞的晚期的重要著作《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一个典型的拉康式文本，在这个文本中，阿尔都塞明显将拉康的询唤学说纳入到对意识形态的考察之中，而且阿尔都塞也并不讳言这个解释框架与拉康精神分析的关联。不过现在的问题是，阿尔都塞受到精神分析的影响会更早，即早于他派遣他的两个得意弟子阿兰·巴迪欧和让-雅克·米勒到圣安娜医院去聆听拉康的讲座。在1965年法国弗朗索瓦·马斯佩罗（François Maspero）出版社同时出版的《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第一版中，阿尔都塞的一系列核心概念，都带有明显的精神分析的痕迹，如症候式阅读本身就是对精神分析的症候（symptôme）概念的挪用。因此，一个自然而然的想法是，作为《保卫马克思》中的核心概念，surdétermination的确与精神分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也的确可以在精神分析的开创者弗洛伊德的著作中找到这个复合词的痕迹。在《释梦》（Die Traumdeutung），弗洛伊德曾多次使用了德语的Überdeterminierung一词，作为词根，über就表示在……之上，从字面意思来说，它与法语中的sur和英语中的over都代表着同一个意思，即在决定之上。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这个“在决定之上”的意义。

那么怎样理解精神分析中的“决定之上”呢，在弗洛伊德的《释梦》的第六章，弗洛伊德列举了几个梦的案例，其中一个案例是“我曾梦见一本关于植物的论著。这本书正摆在我的面前，我正翻阅到一页折叠起来的彩色插图。每本书中都订有一片枯干的植物标本”。在弗洛伊德的分析中，“植物学论著”成为这个梦境中最为核心的因素，不过，弗洛伊德并不认为这里的“植物学论著”是作为一个整体在梦境中呈现出来的，尽管它在梦境中是那么的栩栩如生。相反，这里看似完整的梦境是由一个元素一个元素在梦境中组成的，弗洛伊德说：“不仅'植物学论著’是个复合观念，而且要把它的组成部分'植物学’和'论著’分开来，也可以通过无数的联系通路，一层一层深入到错综复杂的梦念之中。”弗洛伊德举例来说，这个“植物学”的显象，涉及到他所熟悉的加登纳（Gardener）教授，他的名字的德文意思就是园丁，而她的夫人如花一样的容貌，以及病人芙洛（Flora，这个词的德文意思是花神），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构成了梦境中的植物学意境。于是，弗洛伊德得出了如下结论：

“植物学”和“论著”这两个元素之所以能够进入梦的内容，是因为它们具有与大量梦念的丰富关系，也就是说，因为它们构成了一些“交接点”，无数的梦念都汇集于此，再就是因为它们在进行释梦时可以具有不同的意义。对于这一基本事实的解释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以表达：可以证明梦的内容中的所有元素都是被多重决定的（überdeterminiert），这些元素在梦境中被加倍地呈现出来。

弗洛伊德在这里并没有使用名词形式的Überdeterminierung，而是使用了被动动词形式überdeterminiert，这里强调的是，多个不同的因素构成了梦境中的成像，而梦境中的诸多因素的结合，绝不是像现实中那样，按照实在性的逻辑以连贯性（consistent）的方式来结合的，在梦境中的元素的呈现，甚至是悖谬的，是不同的机制同时在梦境中作用的结果，与现实中的现象相反，梦境中的对象是不连贯的（inconsistent），也就是说，我们并不能依照我们在现实中是实在逻辑来考察梦境对象，而梦境对象是一种复合型的悖谬性的对象。弗洛伊德观察到，“一个癔症症状的形成，必定有两股潮流在我们心灵中会合。一个症状不仅是实现了的潜意识欲望的表现，在潜意识中也必定表现出这同一症状所需要的满足的欲望，所以这个症状至少有两个决定因素，来源于包含着冲突的两个不同系统。像梦中情况那样，对于可以出现的更多决定因素即对于症状的多重决定（Überdeterminierung）并没有限制”。

尽管中文版的《释梦》将Überdeterminierung翻译为了多重决定，但是这个含义也并不能穷尽这个词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的全部含义，弗洛伊德首先关心的不是构成梦境的多重因素，即弗洛伊德并不太关心究竟是哪些元素具体地构成了梦境中的每一个因素。相反，正如在后面的第七章讨论歇斯底里的癔症的时候，弗洛伊德所凸显的恰恰是梦境的症候。换句话说，德语的梦（Traum）实际上在词根上隐含着trauma，即创伤，梦境对象不是依照现实中的单一的连续性逻辑来整合的对象，因此梦境对象，必然如弗洛伊德所说，必然是“两股潮流”，两个甚至更多的决定因素决定了梦境中的具体状况，而这种结合，必然是一种不连贯的创伤。简言之，多重因素在梦境中的创伤性的结合，才是弗洛伊德Überdeterminierung概念的关键所在。

或许正因为如此，作为弗洛伊德的法国衣钵承袭者雅克·拉康，直接就将弗洛伊德的Überdeterminierung概念理解为了创伤性症候，拉康说：“十分明显的是，弗洛伊德对于他的术语surdétermination仅仅只给出一个意义，即他所需要的是，那里出现了症候，这种症候至少是二元的，在一个症状中至少有两种冲突，一个新的，一个旧的。没有这样的二元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上的决定论就是无法想象的。”由此可见，无论是我们将surdétermination理解为多元决定，还是多重决定，抑或复因决定，实际上，最根本的问题并不在于决定其表象及其再现究竟是由多少元素所组成的，而是在于它是两个或者多个不相互兼容的体系所组合在一起的创伤性的症候，当我们谈到梦境的时候，实际上，梦境就是一种无法用单一逻辑所贯穿的症候。这种作为症候无法化解的创伤，恰恰构成了悖谬性的矛盾所在，创伤的无法化解的性质也是矛盾无法解决的性质，这或许就是阿尔都塞为什么会将矛盾（contradiction）和surdétermination一词并置的一个深层原因吧！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一旦我们将surdétermination理解为一种创伤性症候的呈现，我们立即就可以将surdétermination与阿尔都塞的另一本著作中的关键词“症候式阅读”衔接起来，正是因为多重决定下构成的创伤性症候在文本中表现出来，症候式阅读才能成为进入文本的一种必要性阅读方法。

二

尽管精神分析的理解是解读阿尔都塞使用surdétermination一词的一把不可或缺的钥匙，但是仅仅从弗洛伊德和拉康的角度来分析surdétermination一词仍然是不充分的。尽管阿尔都塞本人在《保卫马克思》中明确地将surdétermination一词的来源指向了精神分析学说，但是，surdétermination一词的最重要的根源却不是精神分析，而是往往会被人文学科的学者所忽视的数学。在阿尔都塞的众多弟子中，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是一位拥有良好的数学基础的学生，从他加入到阿尔都塞的“斯宾诺莎小组”以来，巴迪欧就一直批评阿尔都塞并没有彻底贯彻他在《保卫马克思》中提出的实现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彻底决裂的宣言，也就是说，在巴迪欧看来，阿尔都塞尽管是马克思的历史科学的坚定捍卫者，但是阿尔都塞自己并没有完全摒弃这个意识形态的襁褓，他自己的思想仍然裹挟着某些含混不清的东西，正如六十年代仍然作为阿尔都塞弟子的巴迪欧对其老师就提出了批评：“阿尔都塞在这个问题上有些迟疑，他甚至将辩证唯物主义等于哲学。这个说法给我们进一步发展他的理论留下的空间。事实上，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的对立也可以应用到哲学上，这里的斜杠/，代表着决裂，正好也亲眼目睹着辩证唯物主义在今天最终会宣布与那些旧的意识形态性的知识问题之间的镜像关系一刀两断。”按照巴迪欧的说法，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化，需要数学工具，而不是单纯像阿尔都塞一样，仅仅只是利用已经孱弱不堪的文字描述，从极其模糊的角度来描述这种唯物主义科学，而一些概念上的模糊性，尤其是阿尔都塞经常使用的一些概念，如症候，问题式，surdétermination等等，都可以用数学的方式来加以解释。事实上，巴迪欧在阿尔都塞影响下，出版的第一本书《模式的概念》（Le Concept de modèle）就是这种思路的贯彻，用巴迪欧自己的说法，《模式的概念》并不是巴迪欧对自己的思想理论的阐发，而恰恰他试图用数学的方式来理解阿尔都塞的思想，他试图用更为清晰的方式来说明阿尔都塞的主要问题。

实际上，巴迪欧注意到，在人们谈论阿尔都塞的时候，比较重视阿尔都塞提出的surdétermination，而往往会忽视阿尔都塞同样用到的另一个概念sous-détermination，这两个概念是相对的，sur（在…之上）和sous（在…之下）正好构成了一个语义上的配对关系。如果我们说，仅仅将surdétermination解释为一种多元决定，或者复因决定，其实我们只能理解存在着单一因素（例如经济因素）之外的多种因素的共同决定，而无法简单地在语义上将两个概念完全区分开来，相反在数学上，这两个概念是有着明确区分的。

在数学上，surdétermination和sous-détermination都与线性方程有关。一个方程，包含着多个未知数，例如x+2y=1，这种包含着多个未知数的方程，只能表现为一种函数关系，它这种函数关系在平面直角坐标系内表现为一条直线，但是这个方程并没有具体的解，它只能体现为x和y的一系列对应关系。现在我们如果为其加上另外一个方程，如y=2x，这两个方程可以构成一个方程组，这个方程组是可解的，通过计算，我们可以得出x=0.2，y=0.4。在定义上，我们将这种方程称之为适定方程（équation déterminé）。适定方程是可解的方程，同时，在一般意义上，适定方程还符合如下性质，即其拥有的未知数（x，y）和方程数是相等的，在前面的例子中，x+2y=1和y=2x成为了未知数和方程数相等的方程组，它构成了适定方程，在这个意义上，适定方程的可解性，也称之为数学上的连贯性（consistent）。

但是，方程组不一定只有适定的情况，在更多的情形下，方程组出现了更为复杂情况。我们将未知数的个数定义为m，方程的数量定义为n，那么适定方程组的情形是m=n。当然，我们现在需要考察的是除m=n之外的情况，首先，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未知数多于方程组的情况，即m>n，例如我们有如下的方程组：

在这个方程组里，有三个未知数（x，y，z），但是两个方程式不足以得出具体的三个未知数的解，也就是说，这两个方程实际上拥有无穷多的x，y，z的解。所以，一旦方程数小于未知数的个数，方程有无穷解，我们无法确定具体的未知数的值。在数学上，我们将这种方程称之为欠定方程（équation sous-déterminé），而x，y，z三个未知数之间关系也是欠定的（sous-détermination）。欠定方程带来的结果是不定性，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任意地确定x或y或z的值，这样，方程的解成为一个纯粹偶然性的因素。

相反，我们来考察一下m<n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方程的数量多于未知数，相对于适定方程组和欠定方程组，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况成为超定方程组（équation surdéterminé）。不过超定方程组的具体情况要比适定方程组和欠定方程组要复杂一些，在某些情形下，超定方程组可以变为适定方程组或欠定方程组。我们以二元方程组为例，看看超定方程组的一般情形，由于一般的二元一次方程都表现为一个线性函数，我们可以将一组三个二元方程用右图表示。

在右图中，每一条直线都代表一个方程的函数，我们分别称之为E1，E2，E3。三个方程每两个一组，都是适定方程，可以找到具体的解，如A为E1和E2的解，B为E1和E3的解，C为E2和E3的解。但是，三个方程并没有共同的交点，则意味着E1，E2，E3的方程组是无解的。如果我们将有解（包括有无穷解）的方程称之为连贯性（consistent）方程组，那么对于绝大多数超定方程组而言，都是不连贯的（inconsistent）方程组。

不过，超定方程组有两种特例，第一种情况是，如果在图形上，E1，E2，E3能共同相交于同一点，如右图所示，则意味着三个方程拥有共同的解A，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超定方程组变成了适定方程组，即连贯性方程组的情况。同样，在一定条件下，E1，E2，E3实际上构成同一方程，在图上，E1，E2，E3是重叠的，这种情况是欠定方程组的情况。这两种特例实际上仍然对应的是适定方程组和欠定方程组，在这里我们不需要考察这些特例，而只需要思考一下一般情况下的超定方程组究竟在哲学上意味着什么。

需要注意的是，一般超定方程组的无解，仅仅只是形式上无解，也就是在纯粹数学运算上无解。但是，在真实的实验数据处理，和曲线拟合等情况下，我们势必会遭遇在形式上不连贯的超定方程组。这意味着，在形式上我们不需要多加理会的超定方程组，在面对具体的实在世界的现实面前，我们必须要指向一个不可能的超定方程组的解，而这个解意味着哲学上的不可能性。

在数学上，通用的解超定方程组的方法叫做最小二乘法（méthode des moindres carrés，也被译为最小平方法）。1801年意大利天文学家朱赛普·皮亚齐发现了一颗小行星谷神星，之前他一直使用的是天文望远镜对谷神星进行观察，并收集了一定的数据。但是，在一个多月之后，谷神星运行到了太阳的背后，在这种情况下，用天文望远镜来观测谷神星的运动轨迹已经不太可能，只能利用现有的数据和相应的数学方法来进行推测谷神星的位置和运行轨迹。但是，真正的麻烦在于，当皮亚齐将所有的数据列举出来，发现得出的方程组是一个无解的超定方程组，这意味着，从以往的数学来解决这个问题几乎不可能。这个时候，德国数学家高斯（Gauß）站了出来，在他的《天体运行论》中提出了一个可以解决超定方程组的方法，即最小二乘法，并成功地预言了谷神星的轨迹和重新出现的位置。

然而，我们并不能将高斯所提供的最小二乘法视为对超定方程组的解决。实际上，在形式上，超定方程组仍然是无解的。高斯的方法的可行性仅仅在于，实验数据的近似性，即尽管现实中的实验数据并不完全吻合线性方程的轨迹，但是，我们对这些数据可以进行回归（régressé），将它们视作可以接近于某一函数轨迹的类型。简言之，高斯的最小二乘法并不是真正的方程解，而是一个数学优化方案，用以处理离散性实验数据的回归处理，而这种处理方案已经在现代数学统计学中得到了充分应用。由是观之，所谓的最小二乘法的解，并非形式解，超定方程的不连贯性和无解，并不因为高斯的最小二乘法的发明而消失，我们只能将之理解为，最小二乘法是一种主体的介入，将某个近似之人为地视作为超定方程组的解，而这种主体的介入，恰恰是在我们面对真实的世界，或者真实的实验数据，而不是在面对形式数学时发生的，这势必意味着面对离散化的超定方程组，我们提供最小二乘法的主体介入，将不可能的离散的数据（现实中的数据，即本真数据）回归为一种连贯性的形式。

高斯的最小二乘法实际上就是一种超定运算（opération surdéterminé），而这种超定运算具有本体论上的意义，用巴迪欧的话说，这是一个形式本体论与世界现象学的交接点。将形式上不可能的有解的超定方程组，用一种超定运算，可以在世界的现象学（即基于某种超验架构T而言的赋值计数体系）基础上变成一种近似解，这就是一种surdétermination，即“超定”。我们也自然可以依循着线性方程和高斯数学的印记，在阿尔都塞的文本中，将surdétermination一词直接翻译为超定，即超越决定，在这个意义上，俞吾金教授的“超越决定”的译法是可取的，尽管俞吾金教授将这种超越决定理解为反决定论基本上是完全偏离了方向。这个超定的概念，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在多种元素超定的现实逻辑之上的主体介入性运算，换言之，这种介入是将离散化的数值（或者用精神分析式的话语来说，创伤性的症候）强迫性地回归为某个近似解，而这个近似解恰恰就是主体介入的过程，即主体超越决定了现实实在中不可解的超定方程组。

三

在讨论了超定（surdétermination）在精神分析和数学上的渊源之后，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事实，即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中的“矛盾与多元决定”一文所指向的对象，即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中提出的“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解释。对此阿尔都塞给出了如下的说明：

经济归根到底是决定因素，恩格斯后来说得更多的是，经济归根到底决定历史过程。但历史进程要在上层建筑的许多形式（从地区传统到国际环境）中为自己“开辟道路”。我这里暂且不谈恩格斯就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因素与上层建筑、民族传统和国际事件等决定性因素之间的关系问题所作的理论解答。我只是着重谈谈所有有效决定性因素（有上层建筑、国内外特殊环境所产生）的积累对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因素的影像。我认为，我提出的“多元决定的矛盾”说法在这里才明朗化了，这不仅因为我们有了多元决定的存在事实，而且因为我们已基本上使它同它的根据联系了起来，即使我们的尝试还留在提示的阶段。

对于这段话，在我们理解了精神分析上和数学上的surdétermination，我们可以更为深刻地理解阿尔都塞在这里所需要表达的意义：

（1）阿尔都塞认为的surdétermination实际上是一个现实存在的因素，正如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中指出，在现实中，surdétermination与矛盾是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当阿尔都塞使用“多元决定的矛盾”（contradiction surdéterminé）的时候，实际上指向的是一个现实中的创伤性和症候性的现实，即非形式上的观念和逻辑能够彻底把握的现实，这现实充满了矛盾。用数学的方式来理解，现实的物质世界和历史实际上是诸多超定方程组所规定的现实，即限定历史发展的条件和因素过多，历史并不能为我们展现出连贯性的逻辑。换句话说，“多元决定的矛盾”是一种无解的状态，也正因为无解，诸多条件和因素（即E1，E2，E3）之间表现为无法兼容的矛盾状态，即物质现实和历史就是直接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超定方程组，我们在直接面对诸多因素构成的现实面前，是无解的和不可能的。

（2）走出“多元决定的矛盾”即超定方程组无解的状态的唯一可能性实际上是恩格斯提出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但是阿尔都塞并不同意将这个归根到底直接落实在经济因素上，因为阿尔都塞并不认为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充当的决定的因素。不过，阿尔都塞用到了另一个词，“有效决定性”（déterminations efficaces），这个术语意味着，在面对现实中的诸多因素的考量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因素我们都必须要纳入到总体的考量之中。实际上，这就是数学家高斯的最小二乘法的将离散数据回归处理，从而优化对数值的函数分析的实质所在，即对于某些产生了数据微弱偏差的因素悬而不论，我们转而考察可以直接决定事物运作轨迹的有效决定因素，即高斯的超定运算。

尽管阿尔都塞在“矛盾与多元决定”照片文章中没有提到毛泽东的名字，但是毛泽东对矛盾问题的思考的影响，已经隐约体现在这篇文章的字里行间。实际上，作为阿尔都塞弟子的巴迪欧，在后来撰写《世界的逻辑》（Logiques des mondes）的时候，隐约提到了一个事实，即阿尔都塞在五六十年代撰写“矛盾与多元决定”这篇文章的时候，实际上受到的影响是毛泽东，而不是精神分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外文出版社的毛泽东著作的法文版甫一出版，阿尔都塞就进行了认真的阅读，其中，巴迪欧指出阿尔都塞尤其阅读了毛泽东的《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以及《矛盾论》。实际上，同样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另一篇写作时间稍晚一些的文章“关于唯物辩证法（论起源的不平等）”中直接从肯定的角度来描述了毛泽东的矛盾理论：

毛泽东引证了这些论述（指辩证法），进行了“解释和发挥”，并研究了这一“核心”的内容，总之，他为矛盾特殊性确立了定义。在他所下的定义里，我们一下碰到了三个十分值得注目的新概念。第一个概念是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第二个概念是关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区别；最后，第三个概念是关于矛盾的不平衡发展。毛泽东是以“就是如此”的方式提出这三个概念的。他告诉我们，这三个概念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概念，因为它们体现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特征。

在后面的解释中，阿尔都塞强调了毛泽东的“就是如此”（c'est ainsi）的方式，实际上，我们更为熟悉的表达就是“事实求是”，即毛泽东对矛盾理论和辩证法的看法并不是来自于某种书本上的教条，而是直接根植于当时中国革命的现实，并在这个作为被“多元决定的矛盾”的现实基础上，提出这三个新概念。和阿尔都塞关心的一样，毛泽东问题的核心其实并不在于多元或者多种因素，而是在具体的现实过程中，究竟什么样的因素才是“就是如此”或者“有效决定性”的因素，用毛泽东自己的在《矛盾论》中的表述是：“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著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去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结解了。”如果我们将高斯的最小二乘法带入到这个语境中，毛泽东的话我们完全可以这样来理解，解决超定的现实矛盾（即阿尔都塞意义上的“多元决定的矛盾”）唯一方式在于向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回归，而不是沉寂在多元或多种因素之中踯躅不前，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的“捉住主要矛盾”的做法实际上就是高斯意义上的回归性的超定运算，如果高斯不进行超定运算，对皮亚齐的数据做回归分析，他就无法大致得出谷神星的运行轨迹。同样，如果毛泽东不去从众多矛盾中去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对所有矛盾做超定运算的回归，他就无法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样，对于决定因素过多，导致现实状态无解的超定性的。

实际上，在阿尔都塞及其弟子巴迪欧看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矛盾论》的讲座之前，就已经在现实中涉及到了这种抓主要矛盾的超定运算的方法。在《世界的逻辑》中，巴迪欧通过对毛泽东的《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进行了解读，如“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对于这句话，巴迪欧认为，这是毛泽东认为中国红色政权可以存在的根本原因，巴迪欧说：

军阀混战超越决定了（surdétermine）萦绕在中国历史世界中的实证性特征：在这样一个分解的反动力量的空间中，明显指明了革命军队的道路。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有志于统一中国，不让封建豪绅篡夺领导权，在这个背景下，毛泽东称之为1926-1927年“资产阶级民权革命”。

这样，巴迪欧对阿尔都塞的超越决定理论做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在巴迪欧的著作中，这个超越决定的解决，或者超定运算，在巴迪欧那里被置换为“点的理论”（théorie du point）。在《世界的逻辑》整个七个部分的架构中，“点的理论”单独作为一个部分，成为了巴迪欧在设定自己面对现实世界现象学上的一个重要的支点。在之前的《存在与事件》中，巴迪欧实际上已经从数学的层次上贯彻了阿尔都塞的超越决定，及其对矛盾的超定运算。可以说，巴迪欧对德勒兹、德里达、鲍德里亚、利奥塔等人将差异绝对化的做法实际上感到了不满，在身体与语言的差异中，尽管是坚持了多元的事实性，即将差异的超定性作为不可能性在现象世界中再现出来，不过这种差异的独特性被绝对化了，也就是说，他们拒绝对独特性做任何指向宏大历史的回归。

对于巴迪欧来说，这种死守着差异的独特性的做法，其实只是将形式上的超定方程组的规定性彻底地贯彻下去，其结果必然是无解，任何政策和决定在这种绝对差异化的事实面前，都无能为力，离散的差异化的点，身体抑或语言，让历史停滞在一个无法前进的点上，因为对于超越决定的矛盾来说，因为无解，没有前面的路可以走。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命运甚至比不上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因为西西弗斯不断推石头上山的行为仍然具有某种反抗的意义，在绝对化的差异，不容许任何回归的离散的异质性的点之下，我们只能像贝克特戏剧《等待戈多》中的爱思特拉贡和弗拉第米尔一样，只能毫无意义地在那里日复一日地等待着根本不会来，甚至根本不存在的戈多，正如弗拉第米尔在戏剧的尾声中谈到：“但是，问题并不在于这里。我们在这里做什么，这才是我们必须问我们自己。在巨大的混乱中，只有一件事是清楚的：我们等待着戈多的来临……”这样，戈多的来临是这个作为超越决定的巨大混沌中的无解，也正是这个无解和不可能性，贝克特赋予了爱思特拉贡和弗拉第米尔等待戈多行为的荒谬性。

爱思特拉贡和弗拉第米尔的世界是无解的荒谬世界，而这个荒谬世界恰恰是超定矛盾的常规状态。恪守差异，甚至生成差异，实际上是将这种荒谬性彻底化，最终变成巴迪欧所谓的无调（atone）的迟钝世界，时间和一切流动的东西在绝对化的分歧和生成性的差异的混沌空间中停滞了，打破这种荒谬的死循环只有一种可能，在巴迪欧看来，就是像数学家高斯一样，利用某种方法，利用一种主观介入的态度，让差异性产生回归，实现一种超定的运算。对于巴迪欧来说，这就是他的减法（soustractive）本体论的含义所在。巴迪欧认为，将差异绝对化的做法无异于一个经典的比喻，即在倒洗澡水的时候将小孩一起倒掉，因为理性和宏大叙事的有问题，则彻底地蜷缩在离散的差异性事实当中，最终造成了当下的一盘死局。这样减法的本体论的意义与高斯的最小二乘法的回归运算是一致的，也与毛泽东在现实中抓主要矛盾的问题是一致的，即将所有的差异的离散点转为了一个抉择性的点。用巴迪欧的话来说就是：“世界的点就是让世界无限多的差异表象出来的地方，那里有各种不同的表象强度值，同一性和差异的各种分叉的网络，在大写的二的例子中有'是’或'否’，肯定或否定，投降或抵抗，承担义务或漠不关心……简言之，点就是'非此即彼’（ou bien……ou bien……）的形象中无限性的结晶，克尔凯廓尔称之为'二择其一’，我们可以称之为选择或抉策。”[20]是的，正如《哈姆雷特》开场的那句话一样，“生存抑或毁灭，这是一个问题”。或者转化为萨特在《脏手》（Les mains soles），当雨果扪心自问，“得救还是不得救？”，需要他在一个混沌的局面中撕开一条道路。最终雨果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也赋予了自身生命的意义，他不再等待，不再在浑浑噩噩的诸多因素下随风摇摆，他面对试图说服雨果的奥尔加（Olga）发出掷地有声的声响：“我不要得救！”

显然，在巴迪欧的发展下，阿尔都塞的surdétermination获得了更明确的含义，即超越决定不仅仅指的是现实的创伤性症候，一种不连贯的不可能性。更重要的是，我们不是停留在多元因素的超越决定的范畴内，踯躅不定，而是要主动地让主体以非此即彼的方式，在两个绝对的选项面前，做出自己的抉择，也只有在这个回归性从在决定之上（超越决定）的抉择之后，未来的大门才会真正向我们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