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苗卫华丨散文/我的父亲母亲
作家新干线
作者简介
苗卫华：生于1950年8月，山西绛县人。毕业于运城师范，小学高级教师，中共党员。1968年参加教育工作，从事语文教学工作20年，热爱文学，爱好书法。
苗卫华
父亲逝世十年了，母亲辞世三十三年零五个月，岁月的流逝，不能减弱对双亲的思念，反之愈甚，做为儿子的我也已为人父，更觉父母之不易，养育之恩贵，夜不能寐，写下一段文字，以表对父母的深切怀念……
忆父亲
父亲，苗沛茂，生于公元一九二六年正月初四，一生勤劳勇敢、耿直好强、宽厚善良、多才多艺。
四岁时，父亲就跟着放牛爷放牛。第二年，放牛爷去世后，父亲一个人在山林里钻进钻出，以牛为伴，无论刮风下雨，天明天黑……十岁时，父亲就开始驾牛犁地了，因人小力气小，犁和牛套分两回才能背到地里，幸亏个人放的牛还听使唤。父亲非常勤劳，家中大小活计，不管老人想到的没有想到的，他都干得停停当当、有模有样。
父亲关心呵护小叔，逃难到里册峪时，爷爷要将小叔送给李家活命，父亲说有咱吃的就有他吃的，没送人。后来，小叔被送到胡家峪老姑家，老姑一家人上地干活，顾不得照顾小叔，那时狼多，小叔一个人在家非常危险，父亲又将小叔从大路接回……
日寇侵华，全家人从陈村峪逃难到垣曲同善镇，后又逃到紫家西峪小沟。由于白天老鸹岭有日本人，为了回陈村峪后河种地，父亲常常是天不明去，天黑后才能回，收点粮食趁黑夜才敢往西峪运。那两年没啥吃，有时用棠梨、杏来充饥，经常饿肚子。冬天，父亲往曲沃县担干草卖，买粮食不够吃，只敢买麻糁饼，饿急了，半路上抠一点生麻糁吃。为了度过荒年，全家人一冬天吃光了别人家的一囤子谷糠；春天，主家吃洋槐花，家人只能求情吃人家的洋槐叶；麦天，家里借了孔繁荣爹家二升玉米，推了连皮蒸成馍，拿着去山外拾麦，回来后还人家两升麦。
父亲一生很勤快，正月初一下午就领着我们弄柴禾，父亲砍，我们拉，几天里就在树根集好几大垛，足够一年烧的，平时忙，也从没苦于没柴烧。当我成家后也照样做了多少年，一直到下山入户。父亲养育我们姐弟五个，个个长大成人，上学读书，成家立业。父亲一辈子亲手盖了三十六间房子，全家人的大盖小修从没离开父亲的身影。四弟结婚时，母亲已去世几年了，父亲里里外外一把手，又当爹来又当妈……
父亲多才多艺，编箩筐、篮子、笊篱，扎纸马、糊花圈、盖房子、垒根基、摇耧、碾场、扬场、犁地、耙地、锄地、打麻绳……样样精通，就连屋里人纳鞋底的活儿，父亲也是做得有模有样。虽然我中学毕业就教学了，但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农活基本上还是样样都能拿下来。
父亲很爱我，小时候，父亲赶牲口往陈村、城里驮货，每次补助两、三毛钱，时常给我买火烧吃，五十年代的山里娃能吃上火烧的太少啦!父母都不舍得吃一口。腊月里，领我上城里赶集，虽然徒步八十里，也倍感有趣，买些年货什么的也不曾记得，只记得给姐姐买头花、芝麻糖什么的。在东峪上完小时，父亲每学期都得去给我背柴禾，摸黑从城里驮煤。我在绛县中学读书时，因患重感冒，父亲得知后去学校看我，拿的是生产队在南峰沟开荒时一个劳力发一个的唯一的白面馍，如今谁稀罕，可那时候又是何等的珍贵！父母不舍得吃，四十里地送给我……文化大革命，武斗很乱，我是“318”派，在县城待了半个来月，又转搌侯马、临汾，后返回大交，历时两个多月，父亲很牵挂，曾两次去学校找我，也未能见面，他老人家很是挂念。
干了十六年的民办教员，收入较低，单干了，也能栽山楂苗，工资村里也不能及时兑现，我和别人一样不愿意干教员了。这时，联校通知我报名考师范，我不想去，家人跟亲友更是反对。恰遇和父亲从三岔河同路往家走，父亲说教学不好，还比种地强。你小叔身体弱也顾了一大家人，你可不知道种地也真不容易。克服眼前暂时困难，还是上学好。我敬重的父亲语重心长的话，为我指点迷津。如今，我每月拿到较丰厚的退休金，多亏了父亲。
我要下山盖房子，从砍木头开始，父亲就很操心，需要备什么料，在什么地方，父亲平时放牛，就给我瞅好了，凑我的功夫领着我去砍。盖房子，父亲是行家，我在东荆上盖房子，从套木头，拉砖瓦、动工一直到盖成，父亲才扛着锛子返回山里。
下山后，回山里打核桃也不容易，不是凑不上车，就是回去又赶上下雨，几次都是父亲把我的核桃给化好、洗净、晒干，我回去后能拿现成的。父亲很体谅我，刮好的扁担、镢把、斧把让我随便拿上用，桃子、梨、杏摘着往我包里装。
晚年的父亲，在东荆上帮我锄地、扒玉米、垒麦地堰，见活就干。特别是我那六间房的棚，多亏了父亲，否则，我连想也不敢想，没有技术，根本无从下手，可能永远也编不上。
我也很爱父亲。上中学时，放假就担水、种菜。吃水很远，每回担两半桶，但决心让缸时常满着，假期不让父亲担一担水。因母亲去世的早，回山里办红、白事，总要专程回家陪他一宿，把烟、酒、点心留给他。在弟兄们轮流分管的日子里，我也时常拿点他爱吃的食品，哪怕是一包散点心，几个热油糕……母亲去世早，父亲晚年很孤独，为了生计也挪了不少地方，也受了不少委屈，但却从来没抱怨过。冬天，轮到我家的第一晚上，问他冷不冷?他说脚一夜都暖不热，我便给他烫脚，不断加热水，泡上半小时，第二天早上再问他脚冷吗？他说昨晚把脚暖透了，一夜都没凉。我让他换上衬衣，换下来的洗净备用。每当父亲离开我家的前两天，我就把他的衬衣换洗好，在他随身带的提包里备上里外各两套衣服、鞋袜。父亲住的房间里有电视、烟、酒、小食品，父亲虽然不多用，但也许会感到不那么的空虚吧。
一九九六年的冬天，父亲突患脑血栓，由于镇医院条件差，就住在了我那间离医院只有十几米远的镇教育办公室。在治疗期间，父亲时而感冒，虽然急躁难忍，但和我配合得很好。有一次，父亲的病情严重了，就跟我说，你给我的钱还没花完，棉袄内兜里还有二十块钱，你掏了吧，我不行啦。我紧紧握住父亲的手，鼓励他不会有事的，坚持住，亲戚们劝我把老人送回老家，说是等老了再回麻烦大，我没同意。我想，别人病重赶紧去医院，咱怎能放弃呢？父亲也很坚强，坚持治疗月余基本痊愈了，唯有说话不清楚，之后父亲又活了十年，我感到非常欣慰和满足。
父亲时常夸我懂话，总爱和我唠叨，说说他的童年，拉拉他的过去，也常常谈起亲戚朋友邻里的那些事，父亲和我有说不完的话，从中我也懂得了许多许多。父亲虽然没文化，但他老人家胸怀坦荡，不计较小事，人际交往很广，是一个很有能耐的人。父亲说过，老百姓谁有大圪塔钱，都是平时捏两钱，到办事时不作难。朴实的经验，使我受益终生。
二00六年春，父亲身体突显极度虚弱，走路抬不起腿，只能用脚跔着地往前挪，也不时地大小便失禁。初夏的一天，我去二弟家看他，他喃喃地说：“我不行了。”我口头上说没事，其实我也深感父亲不行了，在世的日子不长了。我常去看望父亲，生怕哪一天不会吃，不会说话，离开我们。闰七月初九，兄弟们商量把父亲接到我家。经医生检查也没啥大病，只是衰老，各种器官丧失了应有的功能。第三天父亲一晌就往我睡的小钢丝床上去了四次，我才意识到父亲以前在硬板床上睡怕了。我把他抱上大床，问他是否想睡钢丝床，他还喃喃地说：“不是。”父亲的生命指日可待，连这很低的要求都不肯说出口。我把父亲搬到钢丝床上，他再没翻腾过，脸色很自如。就这样，父亲在钢丝床上一下躺了十八天，只是喂一口吃一口，问起你想吃点啥，哪儿疼，哪儿难受？父亲只是摇头，从没提过任何要求。父亲一生很干净，这时他也真到了身不由己的地步，每次大小便后，给他用热毛巾擦身子，单子洗了才晒干。
父亲临老能来到我的跟前，能让我为他老人家擦屎刮尿，给我尽孝报答养育之恩的机会，我感谢父亲，让我的人生得到圆满，没有留下终生遗憾。
父亲离开人世时，没有咳嗽、起痰，没有呻吟，没有痛苦。二00六年闰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二十分，父亲和我们永别了，他老人家走完了他踏实的一生，度过了不平凡的八十一个春秋。
父亲去世至今已经整整十年了。每逢佳节或想念亲人，我便第一个思念的就是父亲，他老人家的身影时常在我脑海里浮现，睡梦里还总是和他一起干这干那。
思念父亲，我也不知道，还会思念多久、多久……
我和父亲处不够……
忆母亲
母亲，孙富香，生于公元一九二六年正月十六，和父亲同岁，九岁时到苗家做童养媳。
母亲自幼家境贫寒，在苦水里泡大，苍桑和衰老过早地爬上了的面孔。从我记事起，母亲就是一个很老的老太婆，其实母亲当时也就三十四五岁。
日本鬼子进攻中条山那年正月十三，人们都向里册峪方向逃难，那时小叔才四岁，由于别人还要背行李，一路上背小叔的任务就落在了十五岁的母亲肩上。日寇飞机一阵阵地狂轰滥炸，逃难的人在山上路上林间一阵阵地大跑小跑，母亲累得热得衣服都粘到了身上，实在跑不动了，把棉袄里的套子都撕扔完了……
母亲勤俭持家，我们姐弟五个，哪个好赖都得吃一肚子穿一身。五六十年代，家家都不宽裕，新陈粮食接不住的占百分之九十。我们家无论吃穿还凑合。特别是六零年前后，国家大面积自然灾害，山里人绝大部分也免不了遭受饥饿的冲击，但我家粗粮不缺，时而还能吃顿白面。
母亲很仔细，很会过光景。捡了一件很烂的军大衣，和父亲共用了几年；父亲在底下坑锄地时锄出来一个小铁盒，里面有几块钱，母亲才置了一床被子。
母亲一辈子受过战乱的难和荒年之苦，落下一身病，夏天队里晒麦子堆成大堆时，母亲常被埋在热麦堆里，捂着出汗，只露着脑袋，也不曾知道治啥病。解放后，生活是比一般家庭好许多，但因人口大，养活我们一大家子，他老人家从来没有消停过一天!
母亲养育我用心良苦。曾记得，我稍有不舒服，母亲就给我悄悄地做一碗白面条。少儿时，我一着凉就浑身抓疙瘩，母亲用陈干草一烤，再把被子烤热，捂住睡一觉便好了，棚上母亲常为我备下陈干草。小时候，我有食气，母亲常逮蛇出溜，放进鸡蛋里，烧熟让我吃，也很好吃；也不断把鸡内金炕干擀碎烙馍馍给我治消化不良……
我在绛县中学读书的年月里，市场上物资紧缺，人们手里的钱更缺，一个劳动日只能分一两毛钱，有多少同龄人中途辍学，但我每次回家要钱，要一块给两块，要三块给四块，我说不要那么多，母亲总是说，花不了有钱在，身上啥时候也不能断了钱。
一九八三年正月里，母亲因年前给别人家办事包饺子患感冒，几个月一直不好。二弟春节后又要到县银行去上班，大家商量让二弟把母亲带下山去看病。当时母亲拖着疲惫的身子，拄着木棍走出了院子。下坡时，我搀扶着母亲，看着她憔悴的脸庞，不由得一阵心酸……过了几天，我就要去万荣闫景师范读书了，拐到陈村信用社看了一下母亲，谁能知道，这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母子交谈……
我到闫景师范刚一周时间，就收到了“母亲病重，速回。”的加急电报。当我返回到陈村时，母亲已昏迷不省人事。五分指医院刘云太也把病情诊断不清，后由二弟用县银行车送母亲到东镇总部医院，在医院住了十三天，做了胃镜、心、肝、肺等，全身几乎查遍了，也没查出什么病来，后来才知道忽略了头部检查。当时，我们守护在母亲身边，一遍遍地呼唤，昏迷的母亲却不会答应一声，只是半张着嘴喘气，唇头干得崩口子，只能用罐头水给他润一润，她一点儿也不会咽……后来，我们又把无法医治的母亲从东镇转回陈村，五分指大夫确认母亲是大脑神经紊乱，无法医治。母亲就这样悄悄地离开了我们，那是一九八三年清明那一天，距今已经三十三年多了。
母亲一生为我们儿女付出了许多许多，但我们却没有来得及向母亲行过一天的孝道……
我常常在想，如果真的有来生，我还要做母亲的孩子，一定要好好孝敬我的母亲。
父亲母亲一生做难了受苦了，虽然我们做儿女的没有给二老树碑立传，但二老的丰碑永远铭刻在儿女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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