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山 解秋菊//我的母亲杨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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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杨秀英
杨门之女非娇娥，
秀丽中华一巾帼。
英姿妙手创业多，
贤淑勤劳家温和。
妻贤子孝儿女多，
良善为人多积德，
母慈儿孝家庭和。
我的母亲杨秀英今年整整九十岁高龄。她一岁丧母，十六岁出嫁，原本是一个农村妇女，纺纱织布，裁剪缝补样样精通，后来却成了一个小型工厂的厂长。母亲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在她身上彰显了中华民族女性的美德，更标显了杨门女将的奋斗精神。
母亲曾任西街村解放后的第一任村妇女主任，她打破了旧社会妇女宅家的旧传统，带领妇女扫盲学文化。我的祖父是非常开明之人，为了宣传党的政策，和村里的王松軒等创办了西街剧团，母亲积极参与排演现代戏，工作积极热情（当时是义演没有工资）西街剧团当时在稷山红极一时。只要西街村剧团一开演，周围十里八村都来看戏，大力宣传了当时党的方针政策，受到县委的表彰。
我的父亲49年南下，1953年组织派人来稷山接家属，我和母亲一同千里迢迢，翻山越岭去了四川。母亲是辛勤劳作贯了的人，不甘心当家属，她说："我们也有两只手岂能坐在城里吃闲饭，。"于是她便联系了几个家庭妇女为工厂加工劳保手套，从每双几分钱做起，将挣下的钱每人每月只分十几元，剩余的做为集体积累。为了从厂里拉半成品，加工好后又要送成品，她们买了一辆脚踏三轮车。谁知这三轮车比两轮自行車难骑多啦！方向很难撑控，我的母亲为了学会骑三轮，一次次摔倒，一次次爬起来再骑，有时摔得渾身青一块紫一块，但她决不放弃，终于撑握了技巧，所以取货送货便成了她的专利（并不多拿工资）当时没有地方加工，她们就在院子的大厅下干活，那时弟弟还小，母亲便将他绑在背上干活，常常干的滿头大汗，中午还要赶着为全家做饭。
当时她们只有凢个人称做生产小组，后来积累的钱多点儿了又联系增加了产品，就租房再发展到建厂房，一步步扩大再生产，在她们的努力下硬是办成了小型工厂，为了扩大生产多安排闲散居民，母亲到处跑业务，学技术，增加新产品，后来成为成都市长虹铭牌厂，专做各种电器的铁制铭牌。由于厂址的地理位置较好，离文殊院较近，母亲观察到有农村的人来拜文殊菩萨时赶不回去，他们需要食宿，这也是个好商机，所以就在厂房旁建了一个旅馆，这样一来，即解决了善男信女的食宿问题，又给企业增加了收入，还可以解决一些人的就业问题。这个小小的工厂每年都能给国家交上可观的费税，文革期间很多厂矿停工停产，而她们始终抓革命促生产给国家纳税做贡献。
我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个永不服输的人，她不仅自主创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生产组的五六个人发展成工厂，开旅馆企业发展到一百多人，一路奔波几十年，直到六十多岁才退休。
母亲一生养育我们姐弟五人，不论生活多么艰苦，她都把我们的生活按排的妥妥贴贴的，就是补丁衣服也是干干净净平平整整，为了省钱，我们的衣服鞋子都是母亲千针万线亲手为我们缝制，就是父亲和弟弟的头发都是母亲自己理，父亲工作繁忙，又经常出差，但他从不担心家里，因为，母亲便是他的好后勤。父亲去逝后，我们觉的她年令大了需要请个保姆照顾她，但她坚决不要。现在已经九十岁高龄还是自己做饭洗衣，一切都要自理，有时还自己蒸北方的馒头给孩子们吃。
母亲教会了我们勤俭节约，勤劳持家，互相关心，和睦相处。母亲是我们人生第一位教师，从她身上我们学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这就是我的老妈杨秀英，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母亲。
后
稷
文
苑
解秋菊，生于1948年8月18日，中国共产党党员，1968年参加工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五三一厂当工人，曾担任四连三排排长，1979年调回稷山县运输管理所工作，先后任出纳，统计，付所长，党支部书记，应邀为山西交通运输和交通纵横杂志社特约通讯员，曾发表各种通讯，散文等五十余篇。退休后担任交通局老干部党支部付书记，历年来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模范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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