郏靖生：我那遥远的四合院
1978年，我7岁，八十三工程处完成大水头的基建任务后，父亲所在的队成建制地留在了矿上，我家分了房，于是一家五口从向阳村的土坯房搬到了大水头的砖瓦房。
二院子是大伙儿对我们所住四合大院的爱称，和比我们海拔略高一点的大院子一起，组成了大水头矿最早的两个城中村落，之所以叫城中村落，是因为两个大四合院由平房组成，每家都有自己独立的小院，然后又四四方方围成一个大院，整个大院合围后只留一个出口，中间空地则形成一个天然的大天井，二十多家来自全国各地的职工家属比邻而居，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江苏河北北京上海湖南广东以及东北诸省许许多多离乡背井支援大西北的小家庭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大“村落”。
隔壁秦大爷家是河北唐山人，文革时期军队派驻企业，他是军代表。他人长得很威严，非常有革命老军人的范儿，辽沈战役时曾打过长春，见过郑洞国。老爷子平时很严肃，但对我们却很慈祥，当我们这些小孩子拿着自制的刀枪棍棒在大院里各种比划的时候，他会笑眯眯地站在一旁看，像是在回味他的战争生涯。不过有一次例外，那次我拿着一杆长枪指向他高喊“缴枪不杀”时，正站在那里愣神的他仿佛受了什么刺激般竟然突然一把夺过我的武器，一下折为两断，同时眼露凶光，时光停顿几秒后，进退难断的我决定扭头就跑……背后传来的是秦大妈埋怨的声音：别吓着孩子了你！！！秦大爷最怕秦大妈唠叨，于是不吭声，秦大妈最怕秦大爷给她瞪眼睛，也没再唠叨第二句。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缴枪不杀四个字，是对中国军人极大的污辱，这四个字足以让山河变色，秦大爷翻脸，还是黄口小儿的我当时还以为是因为嗓门太大嚣张过度气着了秦大爷，还站在那认真反思了五秒钟。
秦大爷麾下一共有五个孩子，我的三个哥，两个姐。大哥立军憨厚敦朴，总是笑眯眯的，二哥武臣（小名叫小二）属于时代愤青，每天神龙见首不见尾，老见不着他，三哥立春（小名叫小五），小鲜肉一枚。两个姐姐，立霞和立梅。立霞姐和许多起名带'霞’字的女孩一样，长相平平，但性格柔美。立梅姐则相反，长相妖娆所以性格开朗奔放。在家里没买电视机之前，她在我心中是女神级别的。
文革后，秦大爷返回驻扎在甘肃庆阳的部队，秦大妈则带着孩子们留在矿上。1983年“严打”，小二哥秦武臣因为游手好闲，差点被判了刑，可能是因为秦大爷的面子，加上也没有具体的犯罪行为，在公审公判大会上，只是被麻绳五花大绑伺候了一回，就当晚放回，美其名曰“陪绑”，是杀鸡给猴看的代名词。
秦大爷家有一棵沙枣树，每到秋天，树上结满红黄相间诱人的沙枣。有一天家里来了位小客人小丽，我的同乡兼发小，她看着沙枣树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声并轻微地咽了一下口水，于是她想吃沙枣的想法不幸被我猜中，一个险恶的主意就此诞生。
惊心动魄学着当小偷的整个过程因为与我现在的高大形象相违和，就此略过，我只说结局：当晚我母亲发现了我们有当江洋大盗的潜质后，断然决定扼杀天才，用鞋底美美地把我和我哥修理了一顿，第二天一大早还去向秦大娘道歉解释。秦大娘没吭声，默默地让小五哥又给我们摘了些送过来。
小丽现在已经是公安局副局长了，不知道她是否还记得当年我们的这段“风流韵事”？事隔多年，我已然忘记了为什么要去偷枣，只是为了写这篇文章，去向老妈落实当年的具体作案细节时，才知道该故事的幕后驱动居然是小丽。
我也正好到了上学的年龄。恢复高考，百废待兴，大水头矿对教育极为重视，第一年，我就拿了个三好学生，奖品丰厚，厚厚的一大摞书：《动脑筋爷爷》《十万个为什么》《爱迪生传》《海洋的秘密》，还有高士奇的一些科普书。这些书和后来的《少年文艺》《儿童文学》《东方少年》《少年文史报》还有许许多多的小人书成了我童少年时期的精神食粮。
大水头学校里有一个非常严厉的教导主任：张眼镜。这是绰号。他惩罚学生的手段非常有想象力：比如发现学生吸烟，他会让该学生满嘴叼烟（大概五六根的样子），站在大众场合以示警诫。有学生图省事，上学时翻墙入校被他发现，那个学生被罚在墙上用设定的姿势整整趴了一个下午。很多学生都怕他骂他，但据我所知，大水头学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矿区最好的学校之一，有一年初升高的升学率居然达到了不可思议的100%。
有点跑题，话题还是再回到四合院。四合院是我们小孩子的天堂，一到晚上，踢电报、跳皮筋、打尕、滚铁环、抓羊拐、骑毛驴、打沙包、跳绳、翻花绳、跳房子、弹玻璃珠、挑冰棍棒、砸杏核、吹钱、斗鸡、学自行车……（此处略去想不起名字和没玩过的100多种中国儿童民间游戏）大人们则下下象棋、打羽毛球、聊聊天，反正大院的天井足够大，互不影响，相得益彰。
只是孩子们玩的时候有可能会干扰到对方，比如那次我在玩的时候就不小心碰到了芳芳，然后就打了一架。芳芳的爸爸，霍叔，为了给他女儿出气，就将我的耳朵拧了一下以示惩罚，没想到，我的耳朵不争气，马上红了，不知道是羞愧难当，还是真被霍叔拧重了，反正该生理现象引起了我妈强烈的不满，未按国际法常规应先向对方照会，就直接发动了战役，用措词严厉的语气向霍叔表达了不满。最后该场战役以台词“好男不和女斗”而草草收尾。
霍叔来自甘肃陇南徽县，在大院里，他是一个特立独行非常有个性的人，气质与大院里众多的煤矿工人截然不同，他不喜欢与人相处，但他爱看书，而且居然写批注，我从他家借来的书上，经常看到他在空白处写的感想和评论，甚至在《十月》《收获》这样的杂志上，都写满批注，这正是对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所倡导的“不动笔墨不读书”的践行，我后来爱看书深受他的影响。
霍叔还在他家中的小院搞起了试验，养鹌鹑、蝎子这一类可以卖钱的东西，我放暑假时会和他背上工具，去山上抓蝎子，蝎子经常躲在大石头底下，搬开石头，用食堂里夹馒头的大木头夹子，轻轻一夹，盔甲武士乖乖地束手就擒。捉回来后放入用砖头搭起的窝棚，还要掌握好温度，让它们自然产子，滚动发展，长大后卖给收购中药材的人，大概一条一毛钱那样的。不过有一次，因为疏忽大意，窝棚的门没关好，蝎子们胜利大逃亡，高举着蝎钳沿着砖缝连夜逃亡到我家，等爬到我家后，却都暗暗叫苦：它们闯进了我家的鸡窝！结局是悲剧性的：天生夜盲的公鸡母鸡们摸着黑打了场牙祭。
那几天，我家母鸡下的双黄蛋特别多，当然，为了不让霍叔难过，这个消息对无可奈何的霍叔是封锁的。那个时期，正是改革开放以来，全民涌动经商做生意或靠种植养殖补贴家用的时期，几乎家家都有事做。
我记得当年问过霍叔，为什么那么爱折腾？这个不爱说话我很敬重的中年男人当时吸了口烟，望着远方，深沉地说了句：艺多不压身。
这句话和“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我受用了一辈子。
现在，他的两个女婿，剑敏和建平，都和我保持着非常不错的关系，他的两个女儿，芳芳和兰兰，都是孝老敬亲持家有度的好典范。
大院还是个出人才的地方，大院的这些街坊邻居中，老一辈的人中出现了两个矿务局局级干部，四个处级干部，到我们这一代，算上隔壁大院子的三三、柱子，加上我们大院的小丽、亚军和我，一共三个处级干部，两个科级干部，人才密集度算较高水平。
傅叔是那四个处级干部之一。周姨和傅叔两口子，是矿上少有的两口子都是知识分子的家庭，傅叔是陕西人，而周姨碰巧和我家是一个县的同乡：河南上蔡。所以我们两家的关系相处得也非常好，直到现在，四十年里我们两家的来往从未中断过。
1986年，我哥考上兰州大学，我也考上了靖远师范（后来因故放弃），作为普通矿工的父亲一高兴，在家中院子里办了几桌酒席，还斗胆请来了矿上的几位领导撑门面，那时的领导们都没什么架子，再加上矿上出了一个名牌学校的大学生，他们也衷心地感到高兴，于是都来庆贺。父亲让我们去敬酒，已是副矿长的傅叔喝高了，他痛快地喝了我哥敬的酒，但对我摇了摇头说：这大学生敬的酒，我喝，中专生的，我不爱喝。
我瞪着小眼睛不知所措地看着傅叔，周围的长辈们都哈哈地笑着打圆场，但傅叔开玩笑的这句话，后来却成了鼓励我上进和前行的座右铭。多年后，他没想到的是，他的宝贝女儿，我虹虹妹妹的工作，却是由我这个敬酒未遂的中专生来安排的。
那时候，家里穷，父亲一个人上班挣工资，母亲除了给矿上打零工（家属工，即后来的五七工）外，干过很多营生，在学校和俱乐部门口摆摊卖过小吃，菜市场卖过菜，筛过砂子，打过蜂窝煤，当过装卸工，就这样，靠父亲母亲辛勤的劳动，我家的那台三洋黑白电视机在大院里算是买的比较早的，每天晚上，大院里没电视机的家庭都聚集到我家来看电视，我家俨然成了一个小俱乐部。我小叔、我哥、我还有我妹妹上学的费用，大多来自于父母勤俭的积累。
父亲的手很巧，他用塑料包扎条编的菜篮，非常好看，大院和矿上许多人家的菜篮都出自父亲的手。那时候，一家有了好吃的东西，比如谁家炸了油饼，院里许多孩子都能吃到，那种生活的状态，宛如一家大户人家。
父亲1959年三年困难时期，还是个少年，因为忍受不了饥饿，身上带着我三爷爷给的8块钱，独自一人闯荡到兰州。我的爷爷刚解放时因为给国民党政府当过官员又是大地主而被镇压，父亲8岁就失去了父爱，在我二爷爷和三爷爷的看护下长大，和奶奶姑姑孤儿寡母的三个人相依为命，三年困难时期，快要饿死了，这才在三爷爷的资助下，逃离苦海，出门寻找生路。
父亲刚到兰州时在土门墩挖水沟，后来窑街矿务局招工，为了能多挣些钱补贴老家饿得有气无力的奶奶和姑姑，他又辗转到了窑街，在那里待了几年后又来到靖远矿务局（那时平川还未从靖远分出来），从此结束了飘泊的日子，一心一意为靖煤的建设添砖加瓦。
在外人眼里，父亲是一个和蔼可亲让人尊敬的沉默寡言的好好先生，可在我眼里，他却是一个暴君。他轻易不用语言教化我们，因为他有皮带。矿上发的工装皮带那叫一个结实，上班时，为父亲束紧行装，埋头苦干；下班后，在暴君的指挥下，在牛顿第三定律思想指引下在我和我哥的身上肆意妄为，大胆炫耀它过硬的质量。
于是在父亲的挑拨下，我和皮带的关系空前恶化。直到现在，看见那种工装皮带，我都想不通：一个用皮带一个用鞋底带动教育产业发展，为什么我爸我妈都那么缺少想象力？
有一次，可能是打得太狠了，我一咬牙，决定离家出跑，可是跑了没多远，扭头发现后面跑来一个追随者，一看，原来是比我大两岁的韩家的海峰哥，瞬间明白：这是我妈派来的追随我的粉丝。有了粉丝的鼓励和追随，大大提高了我奔跑的积极性，我也是拚了，一口气从大水头跑到长征火车站。海峰哥的腿到底比我长一些，他追上了我，苦口婆心地对我进行了革命传统教育后将我亲手交还给父母。没想到，回家后，在父亲的唆使下我和皮带又亲密接触了一次，而作为工人阶级杰出代表的父亲执拗的个性也显而易见：我就不信邪，你小子再给我跑，跑哇，还不是这个下场？
不跑就不跑，还是埋头认真学习好。交够了叛逆期的学费，从此我认认真真地投身到学习功课的伟大革命洪流中去，直到参加高考。
1989年，我准备把命运交给高考。可是这一年，国运家运都出现了大逆转。
在此之前的几年，我们一家顺风顺水，全家户口农转非（现在的孩子不理解，那时候农转非可是天大的事），我小叔考上河南医科大学，我哥考上兰州大学，按我的表现，也是一个准大学生的模样。父母亲一个上班，一个做小生意，不但养活我们兄妹三个，还能给老家的亲人们不少的帮助。1986年，父亲将老家的二爷二奶奶三奶奶连同姑姑四个人接到平川来，好好孝敬了一段日子。那时候，我爷爷奶奶和三爷都已经去世，父亲从小在整个家族相依为命的呵护下长大，生活稍微好一点，就怀着报恩的心接老人们过来享受一下工业上的舒坦日子。那时，就连家里养的猫和兔子都一窝接一窝地下崽，带给我们不少的欢乐和惊喜，当然，还包括霍叔无私的蝎子饲料支援让我家母鸡们接二连三地下双黄蛋。福瑞吉祥占全，我家成为四合院里让人羡慕的一家。
1989年6月前，父亲从兰州把刚从北京串联的我哥强行给拽回来，爸爸像押犯人一样押着大哥刚进大院的大门时，我正在玩耍，看到的大哥一头乱发，胡子拉碴，声音嘶哑，仿佛是一只戴了眼睛的猿人，见到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他精神为之一振，当着大院里众多的人类观众，拿出要即将上刑场的力气挥拳高呼：“打倒腐败！打倒……”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父亲则镇定地押着他进了自己家的大门，然后砰的一声关上大门……据传说，从那以后，我哥和皮带的关系也异常恶化……
严刑拷打的主办方第二天把大哥送到郑伯伯那里接受再教育，大哥也由天之骄子暂时沦落为“阶下囚”。我和大哥是郑瑜文伯伯看着长大的孩子，他是大水头矿上乃至整个靖煤的文化名人，书法家，耿直的有着传统风范的老派绅士。他们交流了些什么我不得而知，但刮了胡子理了发面貌整洁的我哥却从此沉默了很多。
89年，对于我们的国家和我们家，都是一个痛点。国家忙着消炎，父亲则忙着灭火，刚过上好日子的他，绝不愿看到刚获得的一点幸福变成过眼烟云，然而，他没有想到，他的不愿却活生生地在一个月后变成了现实。
1989年7月10日，我高考结束的第二天，父亲病倒了，肝癌晚期。
我原来心目中那个残暴的君王躺在病床上。那个17岁就背着行李踯躅在兰州街头茫然把自已的命运交给未知的西北苍茫大地的少年，那个29岁在妻子生下小儿子后开心地在羊水还未洗净的我的小脸上就狂热亲吻的青年，那个在44岁时因为解决了全家的农转非户口而破颜大笑过的中年人，无力而茫然地躺在病床上看着家人，不说话。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爱多说话的人，也很少看到他笑。但他是一个很热心帮助别人的人，从不与人争高低，在街坊邻里间口碑极好，工作更是勤勤恳恳，从来不与同事计较谁干的多谁干的少。因为这好人品，还”救“过他的一次命，有一年，同事有事，求着和他换了班，但不幸的是，给他补班的那位同事在第二天的矿难中罹难，那次矿难，死了很多人，但父亲侥幸因为换班得以脱逃恶运。而不知内情的母亲当时还正在菜市场卖菜，听到矿难发生的消息时，丢下摊位就往家跑，回到家后，看到父亲在家中补觉，就一下子瘫软在地上说不出话来……
但这一次，他仿佛没有能力逃脱恶运。准确地说，不是没有能力，而是为了不影响我的高考，他竟然向所有人隐瞒了病情。那个被称为癌中之王的恶魔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就侵蚀了他健康的身体。
父亲忍着巨痛镇定地等到我高考完的第二天住进了医院。直到一个月后，遽然离世。大限的前一天，他还谈笑风生地和邻床的病友拉家常，我们都很高兴，以为他的病情有了转机，后来才知道那只不过是回光返照。走的那天晚上，父亲开始大口大口吐血，仿佛要吐尽人世间所有的心酸和委屈……
大院里的人都帮着料理父亲的后事，感叹着世事难料。
我的录取通知书也来了，比本科线高出6分的我接到的却是一张中专的录取通知书。我想放弃，但母亲的眼泪制止了我的到现在也无法评论是否正确的选择，因为凭她一人之力供我们三个孩子上学（我哥还在上大三），实在是太难了，还不如早点上学，早点毕业挣钱。于是我打起背包，又偷偷跑回母校靖煤一中隔着玻璃恋恋不舍地看一眼补习生们的表情，踏上了情非得己的求学路。
正好这时，已举家迁回唐山秦大爷家的小二哥从唐山回长征办事，因唐山与我求学的秦皇岛比邻而居，于是眼泪汪汪的母亲把我托付给他，让他领我去学校报到。
我先到达的唐山，得知父亲已经去世，他们全家人唏吁不已，于是嘘寒问暖对我格外的好，哥哥姐姐们逐个领着我好吃好玩三天，临别时还给我买了件150块钱的羽绒服，而那时，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才一百块钱左右而已。立梅姐刚生了儿子，她嫁了个比较富裕的人家，临别时，嘱咐我：缺什么都别怕，一定要告诉她。
立军哥请了假，亲自把我送到学校。登记完后在宿舍里帮我铺好被褥，亲人般千叮咛万嘱咐，然后把挥手的动作和背影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他转身的那个瞬间和那句“缺啥了就给我写信”代表了所有的长辈们在你人生转折的重要时刻都能传递给你的温度，那是一种宽阔的中国式的温暖。
多年以后，我送儿子去上海上大学，依依不舍在校门口离别，当我把眼泪留在转身的那一瞬间，突然明白：原来，那些渐行渐远却暖心的背影，那种父子兄弟间刚毅且温存的表达，一直都在。
1989年，浮沉不定的中国大地摇摇摆摆地拂去身上的尘土，继续前行。所有的中国人在迈向幸福的途中都不容易，我家也不例外。
我好怀念。
我怀念四合院的那些时光，怀念父亲母亲都在时那一幕幕含辛茹苦但幸福快乐的表情，怀念那些小伙伴们真诚的笑脸和无私地带给我温暖的长辈，怀念那个分不清友情和亲情的时代，即使阴霾满天人们也有着的拨云见日的信心，即使生命在某一段时光里被冻结成苍凉，也没有冷落前行的梦想。
一年后的1990年，我家搬到三区，几年后，大院拆迁盖楼，我们就此永别了四合院，永别了童年和少年，时光虽然留不住，但这些可爱可敬的邻居却永远地留在了我们的心间，直到现在我们都还和很多四合院的老邻居保持着来往，相濡以沫，相忘于江湖，前者我们做到了，后者在我们身上并没有发生。
关于四合院，我记忆深刻的最后一个镜头是：我从秦皇岛上学的第一个学期回来，迫不及待地想见到家人，急匆匆推开家门时，发现已等候我多时的母亲一个人立在院中苍凉的身影，恍若隔世般有些发呆地看着我，母亲想对我笑但又明显地笑不出来，那一刻，初次离家的我眼眶一热，疾步上前，抱住母亲，哭了。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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