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有月骗不死人(二十九)

遠山之巔,星穹之下。
邂逅君子,温其如玉。

三江有月骗不死人(二十九)

接着佛图澄往下说。
佛图澄的盛名是通过他的神异之术实现的,但我认为他最神异的事情是选了一个貌不惊人但近乎完人的释道安作为他的接班人。
道安的相貌确实一般,佛图澄的一些弟子在质疑佛图澄选他为接班人的时候就说过道安黑丑,在那个帅哥横行的时代,显然不是一件讨喜的事情。好在这厮也可以称天生异相,他出生时手臂多长一块皮肉也叫皮手钏的,等到道安出名了,这个自然就是噱头,时人甚至称之为“印手菩萨”。
除了相貌,道安别的方面都极为优秀,他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精通三教的人物。这个据说过目不忘的学霸精通儒家五经文义,甚至还会写诗(至今尚有传世),他以“弥天释道安”对“四海习凿齿”的急智和深厚文化底蕴让人心动不已;他对老庄也极有研究,实际上他开始也是格义派,和竺法雅共同研习多年;其创立的本无宗和玄学也有颇多相通之处,甚至还大大影响了甚至导向了江东玄风;佛教自不必说,禅法、般若两支都极为精通,在中国佛教史上,道安不是以神通(但似乎也不是不会神通,《高僧传》里也有个别神通事迹),而是以深研佛教义学,整理佛教经典,完善教团戒律而建立其历史地位的。同时,他又以学识、人品被当时的人们所器重,当国君的石遵供奉过,封疆大吏郗超、朱序、卢歆、桓豁等与之交往甚密,连风流宰相谢安这样的人物也对他神往不已。当然,和道安最为密切的则是大儒习凿齿,道安在襄阳呆了十五年就是受习凿齿所邀,他们俩的交往颇似前世版的东坡佛印故事。而伟大的前秦苻坚,发十万大军攻打襄阳就是为了得到一个半人:一个人是释道安,半个是习凿齿。结果在达到目的的同时顺便俘虏了朱序,让朱序后来在淝水之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直接造成了当时最有可能一统天下的政权前秦的土崩瓦解。
习凿齿是东晋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是前面提到襄阳重要历史人物东汉习郁的后人。他曾被桓温辟为从事、西曹主簿,因未顺其篡逆图谋被降为户曹参军,又又任了一段荥阳太守,但最后还是辞官回家了,还因为足疾成了跛子。他的最终结局其实也是不明的,有说被苻坚抓去长安会面后仍回了襄阳,襄阳为晋室收复后被征以国史职事,未就而卒;也有说习凿齿为避杀身之祸而隐遁江西新余白梅的。
习凿齿在历史上最重要的贡献是他以蜀汉为三国正统的史学观。最初,西晋陈寿的《三国志》按常规尊曹魏为正统,认为其直承东汉。而习凿齿所著的《汉晋春秋》则采取了新的裁定正逆方法。他认为汉献帝那个禅让不能算数,上承汉朝皇位、下禅让于晋的曹魏属于叛逆,并认为直到晋文帝平定西蜀时,汉朝才算覆亡,而晋朝随即兴起,还引证晋世祖司马炎有炎兴之义、后主刘禅有禅让之兆。习凿齿在临终前又作《晋承汉统论》上疏晋帝,系统地阐述了关于晋承汉统的思想,总而言之,还是那套,以蜀汉为正统,以曹魏为篡逆,晋虽受魏禅(公元二百六十五年晋武帝司马炎代魏称帝),但应继承汉祚,即认为晋越魏而继汉,否则晋朝国统不正。
这件事情对中国史学和文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他之后,尊蜀汉为正统整体上占了优势,就连裴松之注陈寿《三国志》时也大量引用了《汉晋春秋》的观点,让人在看《三国志》时就有两派意见出现,文化界和民间故事界等其他各方面更是尊刘抑曹得一塌糊涂。直到北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才再次承认了曹魏的正统性,但到南宋朱熹《通鉴纲目》,又挑起大讨论,并成功地重新尊蜀汉为正统。习凿齿尊蜀的史学观造成了官方和民间蜀汉君臣同祀的局面,肯定是影响了《三国演义》的创作,更通过《三国演义》达到了一个巅峰。
很多时候,我比较自负地认为习凿齿和我属于同一类人,学问是有的但不够精细,胆子也是足够大的,只不过这家伙坚守儒家的仁义,把史学看作是政治学,认为史学的任务就是臧否历史,其功用就是提供鉴戒,而我则认为好玩或者有趣是一切学问的第一要义。
实际上,习凿齿撰写《汉晋春秋》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由于当时桓温图谋篡位,闲居襄阳的习凿齿撰写起于汉光武帝、终于晋愍帝的《汉晋春秋》希望可以用来节制桓温。桓温也在朝(以谢安为首)野(以习凿齿为首)压力下放弃了篡逆称帝的最有利时机。
秉笔直书是习凿齿最大的优点。对于魏晋禅代等史事,自王沈《魏书》即多用曲笔,尤其是回护司马氏,而由于司马氏承魏正统,又为曹魏回护。习凿齿则对死诸葛走活仲达、司马昭弑君等事多有揭露,但有时过于强调政治性,以主观的利益裁割客观的事实,以今观古难免出现记载失实的情况。
即使是裴松之,一方面大量引用习著,一方面又不断质疑。历代也不乏学者批评他治史不严谨,将文学性强、不可据信的内容收入史籍中,甚至怀疑他过于强调史学的政治性而存在编造史实的行为,(我挺替他鸣不平,别人也编的),这也是《汉晋春秋》在史学界地位不够高的根本原因。同样,保存了有关汉晋史实、襄阳及湖北地区不少史料的《襄阳耆旧记》由于含有一定个人创作的成分,其史料价值也受到一定的质疑。
当然,最应该感谢习凿齿的应该是诸葛亮。诸葛亮拥有如此之高的历史地位主要就得益于习凿齿的大力推介,甚至他那个隆中故居的确认也全赖习凿齿。
习凿齿对诸葛亮深怀敬仰之情,曾于襄阳各处搜寻,到处考证,最后确定在今襄阳城西的隆中就是孔明故居。他专程去那个一直就不能定论的隆中凭吊过孔明故宅,并撰写了《诸葛武侯宅铭》,其中记载了孔明旧居的情景,并论述了诸葛亮志在中兴汉室,追求统一大业的功绩,赞佩诸葛亮公正无私、执法严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思想作风。而习凿齿对于孔明古宅地点的记载,也成为后世襄阳与南阳争夺孔明躬耕地时最有力的证据(却也是被人攻击的话题)。此外,在《汉晋春秋》中,习凿齿收入了《后出师表》,后来就有不少学者质疑《后出师表》的真伪。
我对古隆中的南阳襄阳之争一直就兴趣不大,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从来就不是个问题。前面我们讲到荆襄九郡时就说过,襄阳在三国初期,一直就是荆州的首府,它的周边大都是当时南阳郡的地盘,所以按照当时的说法,住不进襄阳城的诸葛亮自然是南阳人。按照《三国志》的说法,当时诸葛亮住在邓州隆中,离襄阳几十里而已,这一带现在毫无疑问是襄阳的地界,所以说古隆中肯定是在今天的襄阳。
至于说古隆中是否就是现在这个习凿齿确认的地方,我是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的,(我甚至认为在江对岸的可能性更大),但那个地方到底在哪里其实并不重要,毕竟现在的隆中自习凿齿之后也经历了快两千年的历史积淀,也算是襄阳城一个最具有文化整合意义的地标。
前面我们隔三差五的也说到过一些我第二次游襄阳的事情,从古城到鹿门再到隆中,这隆中自然也得有一首带有整合意义的诗:
七律—诸葛故居戏作
临汉城头暮怯风。襄阳地主荐英雄。
酣寻野史疑良佐,浪至草庐聊德公。
三顾三分千载下,一坊一谷几人同。
仁如刘表今何赖,炊熟黄粱梦略通。
襄阳还有个和习凿齿有很大关系的文化地标—习家池,习凿齿就是在那里读书和著作的。习家池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私家园林,是习郁依范蠡养鱼的方法建造的,后来西晋永嘉年间镇南将军山简镇守襄阳时,常来此饮酒,醉后自呼“高阳酒陡”,故习家池又名“高阳池”。由于山简和习凿齿两人的缘故,习家池在古人的诗词文字中经常被提起。
但这个地方我们终究没有去,一是因为我们当时更想去看岘首山的堕泪碑;二是我记错习家池的方位,虽然知道它在岘山以南,却老觉得应该位置更朝西一些,所以看到岘首山路对面的习家池招牌觉得极为不靠谱(实际上也有些不靠谱,应该更南一些),认为走进去向南向西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而放弃,当然,放弃的理由大概还有那地方似乎现在修得比较壮观,可能已经失去原有范蠡一流江湖之远的雅致了。
这么说显然有些强词夺理,由于自然的变迁和人类活动所致,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东西都和原有的记载不一致了,很多时候也不会影响人们的感觉。比如说襄阳城东汉江中的鱼梁洲。
鱼梁洲位于襄阳东汉水转弯处,现在是一个南北长达十几二十里、东西宽达数里的大岛,因为水力学上的拦门沙现象,汉水从东西向转为南北向,以及北方来的唐白河也在此汇入,泥沙沉淀而形成的汉江流域最大的沙洲。这里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地标(但刘整占了它训练水军),庞德公就是它当年的主人,孟浩然以及后来者的诗里也多次提到这里。实际上,在汉代以前,古襄阳城东门外统称鱼梁洲,是一块三面环水,一面依山的半岛,汉水在拐弯之前,略向北向,接纳唐白河后再掉头南下;后来大概由于西汉水隔断、大量黄土泥沙不能前来的缘故,在汛期时候也有部分洪水从鱼梁洲和古襄阳城之间通过,但在枯水期仍与今天的鱼梁坪相连。换句话说,鱼梁洲一直得算襄城这边的。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因修汉丹铁路,在鱼梁坪与鱼梁洲间低洼区域大量采挖卵石,形成低槽,加之樊城的码头加固和延伸,阻碍了江水向北,江水沿槽走水,河道自然取直,造成主流改道,使鱼梁洲与鱼梁坪断然分离,成为汉江中大形洲岛。而原沿樊城、张湾及东津间的主河道则泥沙淤积,逐步变小变窄,成为支流的样子,如果不是唐白河的来水和近年的人工干预,没准鱼梁洲都要成为樊城的一部分了,但它已经把汉水弄到它的西部,东边的水域更像唐白河专用。
即便如此,改了汉水主河道的鱼梁依旧是一个天人合一的好地方。
七绝—无题
鱼梁洲浅与城通。
何事轻移到汉东。
唐白河环鹿门下,
人功未夺自然功。
我是知道鱼梁洲和前贤们看到的完全不一样,但我们还是专门抽时间上去吃了顿饭,还在鱼梁洲的尾部玩得兴高采烈,同行者中有人干劲十足兑现了濯足的预期,也有人发现了快到冬天的荠菜(得多爱吃饺子啊),明显技能比较少(总不能这时候煞风景的说铁路的事儿吧)的我就只能就着午后的太阳,对着茫茫静水和两岸的鹿门岘山口占一绝:
潋滟龝高吟望赊。
浩然洲浅卧分沙。
是谁濯足鱼梁尾,
兴待坡头荠菜花。
说到范蠡和西施,他们携手归隐是比较广泛也是大家喜闻乐见的说法。
很遗憾,这个事情相当不靠谱。
范蠡这个人在历史上大概还是真实存在的,但西施是不是真的存在就很难说了,毕竟这个千古第一美女并未载于真正意义上的正史中;即使真的有那么个大美女存在,也绝不可能跟范蠡发生什么爱情故事。
吴越故事,说到底都是楚国人在主导。吴国的兴起,靠的是楚国叛逆,前期是申公巫臣,后期是伍子胥和伯嚭;而越国则是楚国的侧翼同盟,主要依赖的还是楚国人:南阳范蠡和郢都文种。
有人考证范蠡是淅川人,比诸葛亮隐居的地方要更北一点,今天大约算是河南地界,他们家过去可能也是中原的贵族(晋国大夫范武子之后),但他所学确是地道的老子一派,甚至有说他就是老子的徒孙,所以后来的楚学总是避不开这个范蠡,顺带着也把西施的名气锦上添了花。在我看来,范蠡最早只是楚国宛令文种的幕僚,后来文种被楚国选派去援助越国(正史中说这俩不得志才去的越国)的时候,文种把范蠡也一并带去了越国,而勾践直到会稽山之败时才想起真正重用文种和范蠡。
现存最早关于西施的文字可能是一百多年后的墨子在他的著作里提到了西施,而后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也都分别在这些先秦著作里引用了西施说事;最可靠的记载来自《越绝书》,大概成书于东汉,是谁何时整理的并不知道,(有一种说法是子贡起的头),虽然这可能是人类最早的地方志,但这类以杂史为主的地方志,比起《左传》、《国语》、《史记》这些个正史来说,史籍地位差得不是一点半点;另外一本则是东汉赵晔著的《吴越春秋》,虽然取名跟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一个路数,但这部比较详细的记载了吴越两国故事的著作,由于其演义色彩过浓,史料价值比《越绝书》还要低,但也和《三国演义》一样,往往大家都靠这个谈历史。
我们就假定西施这个人的存在千真万确。但关于她不确定的事情还有,比如她真的姓施叫夷光么?和郑旦到底是啥关系,两个人还是一个人?结合几本书的说法,事情可能是这样的:
按照文种(少得了范蠡的主意么?)给勾践献上的灭吴九术中的美人计,越国人在苎萝山找到了卖柴、浣纱之家的女子西施或者还有郑旦(郑旦也有可能是西施的本名)等人,花了三年时间培养她的气质、礼仪、体态和舞蹈,学成后持证上岗,被文种或者范蠡亲自将她或者她们送到吴国。夫差一看西施就被蛊惑得一塌糊涂,为讨西施的欢心,他大搞楼堂馆所,修了个富丽堂皇的馆娃宫和姑苏台(见过楚灵王章华台的伯嚭搞工程是把好手,只是不知道范蠡传到习家池的园林设计里有无借鉴),还为了西施那著名的响屐舞(难道是早期的踢踏舞?)而专门修了个挖空埋缸实现共鸣效果的木板制专用舞厅响屧廊;这还不说,夫差因此斗志消磨到荒淫无度,终日和西施腻在一起吃喝玩乐,从此夫差不早朝,懈怠了东吴的国政;夫差还极有可能也从此听信谗言,远贤臣、亲小人(虽无记载,但美人计理应上这招才对),没准伍子胥的自杀以及后来用鸱夷(大概是牛皮之类的革囊)包着丢水里也跟西施有关。反正一条,就是伟大的爱国英雄也是人类最早的专业色情间谍西施成功地完成了包括但不限于美人计原定的各项工作任务,为越国战胜吴国打下坚实的基础。但英雄并没有回国接受表彰,反而是在夫差自杀之后,西施也被人沉了江或者沉了湖。
西施的事情在当时的吴越肯定还是有一些记载的,甚至都有可能真正意义上的大儒商、大政治家子贡就写过这事,所以几十年后的墨子在《墨子·亲士篇》中说:“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贲之杀,其勇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意思是这些人都是“死其所长”,西施就是因为长得太美才被沉水里的。善于编故事的庄子则创造出东施效颦的成语故事,还坐实了西施拥有沉鱼之美的事实。而一身正气的孟子则替西施打抱不平,认为她不应该和妹喜、妲己、褒姒等红颜祸水相提并论。等到《越绝书》和《吴越春秋》出来,西施就很明确地确定了其重要历史人物的身份,也交代西施和伍子胥一样被鸱夷包裹沉水的结局,算是弥补了三大正史的不足,但因为无断句文字中西施郑旦连用而郑旦无下文给后人带来了到底是一人还是两人的疑惑。一直到唐朝,诗人们写诗还经常说到西施沉水,看来在此之前的意见基本一致。
当然,唐朝不仅仅有诗歌,也有传奇故事。可能是有人觉得已经被大家公认为第一美女的西施这个结局有些不尽人意,就开始编造范蠡和西施的爱情故事,并且很快就得到了大众的认可并且不断完善。故事大体就是范蠡遇到了西施并且开始恋爱,为了越国的灭吴大计,他们决定让西施忍辱负重去侍奉了夫差十几年。在吴越争霸大局已定,吴王夫差自觉对不起伍子胥蒙面自杀之后,范蠡找到了西施,从太湖水路泛舟而走(所谓泛舟五湖),偷偷跑到太湖的里湖(也叫蠡湖)也就是无锡隐居起来,并且在那里写出习家池参考的《养鱼经》。为了躲避勾践,范蠡来到齐国,变姓名为鸱夷子皮,在海边结庐而居,打渔晒盐很快成为巨富,还做了齐的相国。才三年,他再次急流勇退,迁徙至宋国陶邑(今菏泽),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遂自号陶朱公,后世称其为商圣。最后,他们俩跑到西湖终老。这个系列里最神奇的是一本叫做《吴地记》的,说范蠡从越国送西施去吴国,短短几百里路他们居然走了三年,甚至还生了一个孩子。
传奇故事的威力巨大,反正从此之后,文人们齐刷刷改口,绝大部分民众更是都选择了相信神仙眷侣的结局,丝毫顾不上《史记》中说范蠡归隐极其匆忙,连老婆孩子都没顾上带的记载。我们要相信,作为一个优秀的权谋家,范蠡绝不会拿出他心仪的美人去帮助他没打算呆到底的越国(文种倒有一些可能作出类似的选择),一旦心肠一硬拿出来就绝无再回收的道理。
沉水的说法还是存下来了,谁沉的却有多个说法,吴国人泄愤、勾践灭口和越王后妒忌都是极好的理由,但最值得介绍的说法,却是范蠡为给好朋友伍子胥报仇,报复性的也利用鸱夷亲手沉的西施,他后来改名鸱夷子皮也是纪念被夫差冤杀的伍子胥。
《吴越春秋》里有一段话:“吴王亡后,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 这个鸱夷,似乎解释为牛皮革囊或者范蠡都是可以的,相当的有意思。
关于这个可能并不真实存在但又世人皆知的中国历代四大美女之首,我曾经写过一首诗:
七律—西施
吴越何来袭楚风。章华台逊馆娃宫。
抛纱冒贵为妖女,响屐传闻到野翁。
或妒王嫱三世积,无干范蠡五湖空。
沉江亦示颦眉态,恨与鱼沉大不同。
西施的下落问题,还有一个版本,我认为它比之前的所有都更为合理,侠肝义胆的西施在夫差自杀后,也自杀了,选择和夫差做了个同命鸳鸯。
我们连夫差的都城在哪里都不敢确定,却确认了如此众多的西施遗迹,那又有什么理由拒绝这样一个让人黯然神伤的结果呢?
范蠡和夫差,放下了国家大义的西施为什么不更喜欢夫差一些呢?
摄影:风竹秋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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