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超与陈香梅

智效民

前天我在杨絳的精彩亮相中提到叶公超先生，今天想介绍一下叶先生与陈香梅的友谊，以及老邓对陈女士的评价。这对于认识当前形势，是很好的参照。

１９８１年月１１月２０日，叶公超在台北逝世以后，陈香梅于短短几天内写了一篇悼文和两首挽诗。诗中说：“奉献给你红色的玫瑰，那是我从童年、青年到中年对你的半点关怀与爱意”。这在叶氏亲友中是罕见的。

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友谊呢？这事还要从头说起。

陈香梅的外祖父廖凤舒与廖仲凯是同胞兄弟。廖凤舒在清末随李鸿章出使欧美，到了北洋时期又担任过驻外公使。陈香梅说：“外祖父在外交界露头角时，许多现在外交界的佼佼者常常到外祖父东总布胡同的住宅串门子。”在这些“佼佼者”中，就有叶公超的叔父叶恭绰先生。

叶公超早年丧父，从小在叔父的监护下长大。他早年留学英美，回国后曾在北京大学任教，兼北京英文日报编辑。由于陈香梅的父亲是英文日报主笔，所以叶公超成了陈家的常客。叶公超英文名叫乔治，陈香梅从小称他乔治叔叔。

抗日战争胜利后，叶公超与陈香梅在上海相逢。这时叶已经弃学从政，陈也是中央社记者，于是叶对陈说：“你如今是大人了，不要再喊我做叶叔叔，就喊我做George吧。不然的话反而把我喊老了。”

１９４７年圣诞节前夕，陈香梅与陈纳德在上海虹桥路美华村寓所结婚。对于这桩年龄悬殊的跨国婚姻，女方亲属竭力反对，社会各界也议论纷纷。为此，身为外交部次长的叶公超特意从南京赶到上海，充当他们的证婚人。

１９５８年陈纳德身患癌症后曾在台北治疗，叶公超在公务之余经常前去探视。陈香梅说，他来的目的，“一半是陪外子，一半是陪我。外子累了，上楼休息，常对叶……说：'你陪安娜谈谈，她终日陪着我这个病人太苦了。’”

陈纳德去世以后，叶公超在悼辞中说：陈将军对中国人的友情，会永远刻在我们心坎上；“他那坚定不移的意志，倔强的自信心，在逆境中挣扎苦斗的毅力，将永为后世所景仰。”

不久，叶公超出使美国，与陈香梅在华盛顿再度相逢。陈说：他单枪匹马匹马上任。既有才华，又有傲骨，再加上他那目空一切而又热情洒脱的仪态，立刻成为华府的热门人物。

１９８１年叶公超去世时，陈香梅正在汉城，准备采访全斗焕总统。噩耗传来，她强忍悲痛完成任务，在旅馆大哭一场，并特地赶到台北致祭。在台北，她看到报章上那些充满感情的悼念文章，都是叶氏早年知交和弟子们写的，便感慨万端地说：“叶公超一生中有不少红颜，但在他最寂寞、最需要爱心之时却在孤寂中与世长辞，这真是人生一大憾事。老天对他太不公平了！”

她知道谈这种事情很难为世人接受，所以又解释说：“英豪有女人的赏识并非不道德之事，而是可以自豪的，大音乐家萧邦有鼓励他爱护他的女文豪乔治桑，拿破仑有约瑟芬，没有女人的男人才该自愧呢。”与此同时，她还问道：“当年添香伴读的女人都到哪儿去了？……你们也该为他悲叹一两行吧。”

　陈香梅的诗文在台湾反响很大，并引起一场争论。有人在引用陈香梅的诗句——“多少双纤手为你磨墨、添香，多少颗心曾为你似醉非醉”——之后，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叶氏如果真是如此，则“享寿七十八而终，又有何憾！”

陈香梅她说：“只要中国人能扬眉吐气，我于愿已足”

后来，陈香梅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和中美两国正式建交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作出积极贡献。1980年，她作为里根的亲善大使分别访问大陆和台湾，促进了两岸的沟通和交流。1981年元旦前后，她作为美国总统里根的特使访问北京，这成为其政坛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次经历。

据陈香梅回忆，当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欢迎宴会上，邓小平让他坐在第一贵宾的位置上，让参议员史蒂文斯坐在次席。她清楚地记得，当时邓小平说：“陈香梅坐第一，参议员史蒂文斯先生坐第二，因为参议员在美国有100来个，而陈香梅嘛，不要说美国，就是全世界也只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