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8年在不列颠群岛发生的革命与1776年在英属北美殖民地发生的革命，在本质上有很多共同特征：最初看上去不可能发生；大多数人尽管对政府不满，但要进行武力反抗则不情不愿；最后行动的高度一致；在历史考证时，关于当时实际发生的事件，人们的意见出现了相当大的分歧；都存在一种强烈的政治需要，要求革命必须拥有明确而深远的意义。然而，就因果而言，这两段历史是很不同的。作为一系列事件的结果，詹姆斯二世在很短时间内就下了台。在当时人的眼里，这些事件是令人困惑的；而历史学家则称这些事件是偶然因素使然。不管是当时还是后来，在人们看来，这都是一场匪夷所思的革命，要完全地解释它缺乏充分的证据。正相反，研究18世纪七八十年代冲突的历史学家总是会认为，革命是法律和宗教中社会、宗教或意识形态矛盾长期酝酿的结果，它来自多方面因素的作用，迟早都要发生。那些在英国政策里找原因的人，以及认为革命的爆发主要还是由于殖民地内部原因的作用的人也这么认为。
不过，即使革命前有如此多强有力的促成因素，我们也还是可以提出反事实的假设。除了双方都大力投入这场旨在赶走外国统治势力的殖民地解放战争之外，由于这场战争是一场内战，战争的双方还有另一个合理的选择。1688年的光荣革命中，绝大多数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都作壁上观，看哪方会取得上风；而1776年13个殖民地的革命就与此完全不同。自18世纪60年代初开始，殖民地的人们就因原则性的冲突和本土的高压政策时常响应政治上的动员，对支持哪一方已有明确立场。在1688年的英国，政府的改革是和平实现的，但此后人们便不断地纠结于如何阐释已发生事件的理论意义；在1776年的美洲殖民地，人们已有过理论上的辩论，并迅速陷入彼此之间因效忠对象不同而进行的激烈内战。直至1783年和平的到来，效忠王室派永失支持以及胜利主义思潮的到来，人们开始认为民族目标已经统一、彻底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必将诞生。因此，多方面因素的作用并不意味着必然性，反而引发了两个反事实假设—两个无法调和的不同选择：要么出现一个英属北美，更稳定地融入英国教会以及王室、商业和科学的现代社会体系；要么出现一个共和政体下的美洲，倒退入一种平民政治、宗派冲突和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模式，这在很多英国观察家看来，就好比是唤回了17世纪四五十年代。当然，这两个选择是由政治上的偶然因素决定的，因为未来美洲社会的英国模式设想并不是要强行对当地的信仰等各方面作出改变，也完全没有试图向殖民地种植园源源不断地输送贵族和乡绅：殖民地社会早已作好充分的准备要接受英国贵族阶层的理想。而英国也的确企图在美洲推广英国教会，并打算以之为基础在当地的多元化社会中建立实行宗教宽容的政权。但在殖民地很多人（不仅是其中的非国教者）的眼里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体现了英国想要控制他们的精神领域，用心险恶。同时，英国在文化竞争中霸权主义的体现也被解释为用心险恶：随着英国审美口味和商业标准规范下的货物进入美洲，其背后的消费观正让当地的上流社会日益变得英国化。此后，由于实现了独立并且在宪法修改实验上取得初步成功，这种影响很快被新国家人民的兴高采烈遮掩了。一个年轻纯洁的共和国诞生了，它拒绝旧世界的腐败，也摒弃了现代消费主义的奢靡—这个念头如此强烈，以至于被铸造成了一个国家神话。而当腐败和奢靡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这是必然的），它们也必须服从这个神话，不能颠覆它：人们认为是殖民文化例外主义为美国的政治独立指明了道路。然而，只有回过头去看历史时，才会显得是美国人价值观的发展让美国独立必然发生。在18世纪70年代之前，反抗与自治似乎是不可能的。英国的旧体制（17世纪60年代提出的国家形式）就是为了避免再度陷入17世纪初的欧洲曾经历的宗教战争和社会运动的恐怖，而它的运转还算顺利。当时很多人对18世纪70年代中期发生的看似退步的重大事件充满了畏惧和质疑：人们大都认为公开的原因完全不足以解释正以如此规模展开的悲剧。事实也的确如此。尽管有些评论员已经预见到在遥远未来的某个时候美洲有可能独立，但几乎没有人料到危机在18世纪70年代就出现了。1776年2月13日，本杰明在下院商议废止《印花税法案》时出面作证，后来殖民地共和党人认为其言辞经典地说明了1763年前的殖民地现状。他声称当时的殖民地—对王室政府的臣服是心甘情愿的，并且所有的法庭都对议会的法案唯命是从。尽管几个旧殖民地人口众多，但你并不需要任何军事力量来迫使他们臣服。统治他们只需要一些笔墨。他们被牵着鼻子走。他们不仅尊敬而且喜欢英国，包括英国的法律、风俗习惯甚至是时髦潮流，这极大地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本土的英国人也总是会受到他们特别的尊重；做一名老派英国人本身就能赢得某种尊敬，并且在他们中还会显得高人一等。就连殖民地经验丰富的官员也是如此。1764年，曾在1757~1759年任马萨诸塞总督的托马斯·博纳尔提出，通过加强怀特豪尔宫与各殖民地的个别联系来加强宗主国对这个重商主义帝国的控制，要避免殖民地之间进行联合的任何可能性。在他看来，如果充分发展大西洋两岸的商贸，关系就不可能破裂：如果独立就意味着反叛，那么这一定是最违背他们本性、兴趣和思想的。如果有人提出要背叛母国，应该会遭到他们的厌恶（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他们仍然会毫不动摇地拥护汉诺威王室对新教信仰的继承；什么也不能消除他们内心对英国那股自然的、几乎可以说是机械的依恋感，除了“家”之外，再没有任何东西或言词能概括这样的情感。在殖民地对《印花税法案》提出强烈的抗议之后，其于1765年出版的第二版中的同一段话并未作任何改动。博纳尔只是添加了一篇序言，他在序言里说明了“煽动者”如何制造了最近的骚乱：真正伟大和明智的人对人们作出判断时不会看他们的激情，而是会看他们的主要原则和行为。当他看到人们都忠于国王、顺从政府，为公益精神与公众福祉的每个目标而忙碌时，他不会太看重他们因突然的惊恐和愤怒产生的言语举止；最终他会满意地看到人们又恢复到之前的彬彬有礼、循规蹈矩。这些预期解释了革命发生时人们为之震惊的心情。1765年5月，帕特里克·亨利在弗吉尼亚下院对《印花税法案》提出著名的抗议之后，弗吉尼亚议员埃德蒙·伦道夫写道：没有受到直接的压迫，没有一个情绪爆发或理论演绎导致的理由，也没有对君主制度的厌恶；带着对在位国王的衷心拥护，对大西洋彼岸同为一个帝国的成员的手足之情，对他们才能、学识和美德的赞赏，对他们风俗和潮流的追捧……总之，带着对英国这个伟大模范的敬意，1765年下院表达了一系列原则，它们在两年内将发展成一场革命。1766~1775年出任宾夕法尼亚州下院发言人的约瑟夫·盖洛韦在展望1779年时提到，在七年战争时期，“国王陛下的其他领地并不比这13个殖民地表现得更加忠诚……这时的北美鲜有背叛的念头；或者说，即使是有，它自己也会提出对之进行惩罚”。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矛盾：如此根深蒂固的情感怎么会突然彻底转变呢？不久之前，人们还衷心拥护君主，眨眼之间普遍不再效忠，转而坚定地依附起了共和政府，同时并没有受到任何意料之外的痛苦或压迫。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殖民地的人们并没有遭受到足以导致这个结果的罚款、羁押或者压迫……遍寻人类历史，我们再找不出从极度忠诚突然变得普遍不满的例子了。正相反，历史上人们对国家归属感的淡漠都是一个缓慢的消除过程，原因并非存在于想象中的、实际未发生的长时间压迫。盖洛韦对这个矛盾的解释很极端：殖民地的人们并不像某些支持共和主义的狂热分子宣称的那样心怀不满，他们完全有可能回到从前的效忠状态。这种解释对于“革命是北美民族主义长期发展的最高峰”的普遍信条是一种挑战。不只是盖洛韦，波士顿法官彼得·奥利弗也认为，革命是一种“奇特的”现象，“因为翻翻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不管是在罗马帝国还是别的国家统治下，殖民地的反叛都是源于严重的压迫”。但北美“在襁褓时期就已经被精心的呵护与哺育……一直都心满意足……好几次几近毁灭时得到了拯救”；这是“一场不正常的反叛”，是被殖民地“少数自甘堕落、蛊惑民心的政客”煽动的。达特茅斯伯爵负责殖民地事务的次官安布罗斯·塞尔在关注纽约事态的发展时，对新泽西和弗吉尼亚通过宪法的消息作出了同样的反应：“跟上个世纪马萨诸海湾地区的巫术相比，这是一场更神奇、更普遍的流感！在任何国家的历史上都找不出像这样致命的反叛，它的疯狂和愤怒难以得到平息，而其爆发的原因如这群不快乐的人们所说的，是源于如此细小的琐事。”马萨诸塞的律师和政治家丹尼尔·雷纳德写道：“如果后世人被告之，他们目前的所有烦恼都源于议会对一磅茶叶征的税从一先令改成3便士，难道他们不会觉得比起巫术来，北美历史中的这种疯狂更难以理解、更丢脸吗？”最初他们并不能理解爱国者们给出的理由，后来他们也开始将革命解释为迫于内部的巨大压力而发生的火山爆发。1688年光荣革命的悲剧性正如薄伽丘《名人的命运》里的比喻所说的—“伟人的堕落”；最高贵、最辉煌者在命运之轮恶意的转动中变得最为卑微，而原因看上去却微不足道。回过头看，我们发现这其实是偶然性导致的悲剧。可以说，1776年那场革命同样也是如此。然而，追溯历史的时候，人们需要将18世纪70年代中期的历史整合为一个伟大民族仰首以望的神话，这便有了不同的解释。现在看来，1776年革命的悲剧性似乎在于它遵从下面这个不能推翻的逻辑：一场厄运即将到来，一连串事件的发生都预示着灾难，而这些都不是源于悲剧性的过错，而是因为对崇高理想和善良意愿的追求导致的。历史学家有权怀疑，这种因果的关联在当时是否就像后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而对这种必然性产生怀疑，就意味着反事实假设的产生。【摘自：《虚拟的历史》 作者/（英）尼尔·弗格森 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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