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捉住我，不要让我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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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住我，不要让我逃走！”
这是古罗马奴隶所戴项圈上刻的字，当然是奴隶主所强加的。著名的斯巴达克斯起义以前在历史书上是学过的，但这句话就还是头遭见到，为郑伟宏、倪正茂著《逻辑推理集锦》中所引用。那日下班于地铁上读到此语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虽然古罗马奴隶主想出了如此惨无人道之做法，但就还是无法阻止奴隶的反抗。而奴隶制于今日也荡然无存！然奴隶制虽然不存在了，并不等于奴性因子也彻底消失了。除去奴隶脖子上所戴之项圈易，除去其精神奴性因子难是也。
盖奴役一个人或一个民族，统治者刚开始不外采取暴力，如清初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剃发令、文字狱等是也。与暴力的统治相对应的，便是武力的反抗。天长日久，此种外力所施加之奴役，就会内化为被奴役者精神上之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他由反抗变得顺服，由顺服变得心甘情愿。
到了此种地步，他甚至反过来，忘记自己之角色，自觉担当起统治者之代理人，规劝、说服身边人去像自己一样自觉自愿地服从统治者之意志，而不要试图去质疑，去做无谓之反抗。就这一点来说，颇有点类似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因为当奴役隐去其暴力的狰狞面目，而代之以糖果的话，总是能吸引到一些骨头酥软的家伙的。
北魏孝文帝为长久统治计，除了自平城迁都洛阳外，就还赐姓给一些鲜卑贵族以汉姓等，比如将独孤氏改为刘氏，普氏改为周氏等，此为其汉化政策之一部分，不改不行的。
再有明代航海家郑和（1371～1433），“本姓马，回族。他于明初入宫为宦官，侍奉燕王府，从燕王起兵靖难有功，赐姓郑，擢内官监太监，时称三保太监”（《中国历代名人辞典》）。
再如郑成功（1624～1662），“原名福松，又名森，泉州南安人。南明隆武间，受唐王宠遇，赐姓朱，改名成功，时称‘国姓爷’”（同前）。这都是当时之人引以为荣的事情。
时光进入二十世纪，“文 革”期间，山西吕梁地区靠近汾河湾一村子，“耿”姓本是当地的大姓，但为了表忠心，该村民兵连长发动大队党支部成立“改姓毛”领导小组，“规定贫下中农成分的一律改姓毛，外来女孩凡愿意嫁给本大队姓毛男孩的，可赐姓为江”，于是，“两个小队的七十几户贫下中农，家家张灯结彩，跳忠字舞，闹了几天，而他们的名字‘毛一’‘毛二’‘毛三’……同家用电器一样，全数字化了”（李燕华《“文 革”时期全村改姓毛、改姓江的荒唐往事》，载《各界》2005年第3期）。
你看你看，本来是皇帝赐姓，不改不行的。现在进化了，变成了自觉自愿地去改姓，还要张灯结彩、跳忠字舞去庆贺。
先之以砍头、宫刑等旨在消灭、折磨肉体的办法，来迫使一个人的精神屈服。在重压与威胁之下，天长日久，就会迫使一些人的精神低头、折腰，就像那大树，将其顶部削去，它就只好向四周长出其枝叶来。
当然，宁可被砍头也不屈服的人也是有的，如明代的李贽，他是宁可自尽也不改变自己的主张的；对一个人施以宫刑，却不能摧毁其意志者也是有的，如司马迁。然当这些硬骨头被消灭殆尽后，软骨头便占据上风。
他一旦佩戴过奴隶的项圈，尝到了甜头，就会紧握而不愿撒手，不但终生拥有，并以之为传家宝，而世代相继，汉代之陈万年于床头教子谄媚便是。凡事站在上级角度考虑问题，而不敢有丝毫之质疑、反抗。视一切占统治地位之学术、权威为理所当然，而千方百计、自觉自愿地去维护其统治地位，而不敢越雷池半步。
其心理机制不外有二，一曰发自自我保存的本能，顺应、维护权威、权力有利于自己之生存；二曰当其替占统治地位的学说辩护时，他就自觉地成为该权威之一部分，可享受权威所带来之安全感、优越性，而不用担心质疑者所常常陷入之尴尬甚至孤危之境地。
然而问题来了，今日我们看得十分清楚，一个国家的发达与否，与国土面积之大小、人口之多少并无必然联系，却与人之自由思考度密切相关。职是之故，英、法、德三国之人口、国土面积虽不及印、中、俄，却是发达国家。此为何故也？因其言论、思想自 由，独立思考之绝对人数，却要远高于后面三国，如此以来，其人口数虽算不上多，却是拥有能够独立思考者之真正人口大国。而创造力、想象力只能植根于独立思考者身上，而断然不会出现在一个奴性十足的人身上的。
“捉住我，不要让我逃走！”此精神奴性之隐形项圈一日不摘除，则一个人就断然成不了精神上的自由民。
而一个民族之兴旺发达，端赖这些精神上之自 由民！
二O一八年五月廿一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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