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马振方：试论《聊斋志异》的精华与糟粕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我国文学史上的古典名著，是一部卷帙浩繁、 内容丰富、流传甚广、影响甚大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其中有很多民主性的精 华，也有不少封建糟粕。总的看来，是一部良莠并茂、玉石杂陈的作品。它 对读者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却也有不可忽视的消极作用。统观全书五百来篇 作品，思想性强、糟粕很少或较少的优秀篇章约有六十篇上下，而以宣扬鬼 神迷信、封建道德及其它有害思想为主题的坏作品则有百篇之多（篇幅一般 比前一类短）；其余三百余篇有一小部分是对读者裨益不多、危害也不大的 异闻记录，大部分则是瑕瑜互见、精华糟粕参半的短篇小说。一些文学史著 作和研究《聊斋志异》的文章、专著，不顾上述事实，硬说其中“大部分┅┅ 是我国文言小说的珍品”，把糟粕只说成“流露出一些消极因素”，是“白 璧之瑕”。基于这个总评价，便对其民主性的精华除了正确的评价和适当的 赞扬之外，还作了一些过高的评价和不适当的赞扬，而对其中的坏东西、坏 思想往往三言两语，轻描淡写，无关痛痒地批评几句；有的甚至只谈精华， 不谈糟粕，对如此重要作品中如此之多的封建毒素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 这显然是不妥当的。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谈谈对这部古典名著的看法和意 见。
一 光辉灿烂的神话题材 浓重的鬼神迷信色采
《聊斋志异》只有《颜氏》、《金和尚》等很少一部分作品是完全写的 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和故事，绝大多数篇章都是写花妖狐魅、神灵鬼异的。于 是就有人说它“所选的几乎全部都是┅┅神话的题材”。这就把几百篇“谈 鬼说狐”之作不加区别地全部纳入神话题材之列，我以为这种观点是很值得 商榷的。
我们首先要看到，《聊斋志异》是作者的“孤愤”之书，是他假借“鬼狐史”寄托“磊块愁”的。迫于清初的专制统治和严酷的文网，也由于他对 民间鬼怪传说的喜欢和热爱，蒲松龄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对苦难人民的同情， 以及其他进步思想，多是通过狐鬼故事书写出来的，创造了《促织》、《向 杲》、《梦狼》、《席方平》、《红玉》、《司文郎》、《叶生》、《鸦头》、《连城》、《阿宝》、《婴宁》、《画皮》、《石清虚》、《劳山道士》等许多光辉灿烂的神话题材的小说，构成了《聊斋志异》的主要精华。所谓“寄 托如此，亦足悲矣！”①这些作品虽有鬼狐变人、梦狼化虎等神异情节，但那 “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像 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具有“幻想的同一性”。（《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319 页）对读者一般也很少有那种灌输迷信思想的作用，所以不能与鬼神 迷信同日而语。相反，神话的形式给了作者许多方便，使他有了更多的幻想 自由，能较为如意地驰骋笔墨，抒发胸臆，表达理想。他要攻讦“羊狠狼贪” 的黑暗官场，就让官的父亲梦入“官虎吏狼”、“白骨如山”的“公子衙署”，进行“参观”（《梦狼》）；让负屈者的儿子到阴司去打官司，受折磨，继 续负屈（《席方平》）。他要揭露“盲心瞽目”的“幕中人”，“公道不彰” 的仕途科场，就平空拖出个能用鼻子嗅出文章优劣的瞎和尚，借他的口喊出 “帘中人并鼻盲矣！”的愤慨声音（《司文郎》）；让文章冠世而“所如不 偶”的落第书生死后而竟不知其死，还去帮助“知己”成名，希望“借福泽 为文章吐气”（《叶生》）。他要歌颂顽强的斗争精神，就让衔恨者扑地化 虎，吞了仇人以后再复化为人（《向杲》）；锯解不死，直打到官司赢时罢 休（《席方平》）。他要使“有情人终成眷属”，就让钟情者化为鹦鹉，飞 到恋人的身边（《阿宝》）；双双而死，结合后再还“阳世”（《连城》）。 诸如此类，都是非常快人心意的艺术处理。它们充分发挥、显示了神话题材 的长处、作用和力量，闪耀着夺人眼目的积极浪漫主义的光辉。后面我们将 要谈到：《聊斋志异》的揭露笔墨是痛快淋漓的。而那也是与神话题材的这 种作用密切相关的。我们还可以把婴宁与阿宝这两个女性形象作个比较：两 人的性格都有反封建的因素，但因为前者是狐狸变的神话人物，作者就得以 把她写得比现实人物的阿宝更加不同凡响，光彩照人。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聊斋志异》的多数篇章（包括上述一些篇 章）都有或多或少、或这样或那样的迷信因素，给全书涂上了相当浓重的迷 信色彩，对读者是有危害性的。
① 《聊斋自志》，见《聊斋志异》卷首。
“雅爱搜神”、“喜人谈鬼”的蒲松龄确实是个老迷信。他在《聊斋文集》那些修庙碑记、建刹序疏中反复表达了自己的迷信观点，对天地神佛十 分崇拜，极尽歌赞之能事。说什么“菩提感应，良非妄语”，“世尊所言， 谅不我欺”，“三生种福，沾带儿孙，一佛升天，拔及父母”；还说什么“天 下事一跬步皆有前数、非偶然也。”诸如此类的话可以说俯拾即是，不一而 足。他不但口说笔写，而且身体力行，对修庙建祠之类的“善事”十分热心。 他曾为重修玉谿庵捐助“数金”，为点缀龙王庙“物色线柳”；炳灵庙大殿 “落成”而“廊庑未修”，他“每过辄三叹”，最后“慨然倡善”，写疏募 捐，以使“神人并得所栖”。（分别见《蒲松龄集》第 45、75、73、108、109 页）正是这样一个十分迷信的蒲松龄，才把搜罗来的鬼狐故事毫无选择地“尽入”他的“鬼狐史”，这就使《聊斋志异》除了那些愤世疾俗、有所 寄托的篇章以外，还有并无什么寄托的篇章。它们纯是谈狐说鬼、语怪志异 的，除了证明鬼怪神仙确实存在以外，没有任何别的思想；除了向读者注射 迷信毒素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作用。这类作品的数量不是不足道，而是很可 观，以中华书局出的 12 卷“三会”本统计，仅第一卷 42 篇中就有《耳中人》、《尸变》、《喷水》、《山魈》、《咬鬼》、《捉狐》、《荍中怪》、《宅 妖》、《雹神》、《焦螟》、《四十千》、《新郎》、《灵官》、《王兰》、《鹰虎神》等 15 篇，此外像《王六郎》、《长清僧》、《孽僧》等篇虽然不 无寓意，主要思想也还是“明神道之不诬”的。一卷如此，全书可知（虽然 其它各卷的这类作品似无第一卷多）。这就难怪有人读《聊斋志异》之后， 写出“常笑阮家无鬼论”、“庄周漫说徐无鬼”（张笃庆《聊斋志异题辞》） 之类的迷信诗句了。这类作品的大量存在，无可置辩地说明了这样一点：《聊 斋志异》中的鬼神迷信思想主要不是作者假狐鬼以泄“孤愤”的副产品，不 是采取了迷信形式的附带产物，而是这部小说集思想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是作者世界观的落后面——唯心主义观点在作品中的反映。
评论者如果只强调寄托“孤愤”的积极面，不正视宣扬迷信的消极面，只针砭形式的迷信和落后，不向作者思想深处挖原因，甚至把所有的狐鬼故 事全部说成神话题材，就不能对《聊斋志异》浓厚的迷信思想作出有力的批 判。
与宣扬鬼神观念一脉相通，《聊斋志异》全书弥漫着生死轮回、因果报 应、宿命论等其他各式各样的迷信思想。对这些东西，我们首先要看到：产 生它们的根基是思想认识上的唯心主义。它们向读者灌输依鬼，靠神，求佛， 任命等十分有害的消极落后思想。当然，轮回报应和宿命论还小有不同，后 者没有任何积极因素，前者似不尽然。“善人得福，恶人受罚”的报应结局 确实寓有作者劝善惩恶的苦心，其中那些为被压迫者申冤吐气的部分也曲折 地表达了苦难的人民一种无可奈何的寄托和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说，具有一 定的人民性。不过总的看来，它对人民的觉醒和斗争是起阻碍作用的。有人 看不到这一点，把它单纯看作“浪漫主义的处材方法”，因而错误地引用高 尔基的话，说它能“唤醒对现实的一切压迫的反抗心”，能“帮助读者'激 起对于现实的革命的态度，实际地改变世界的态度’”，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高尔基是在论述神话时讲这些话的，怎么可以移花接木，用来说明轮回报应 的迷信思想呢？
《聊斋志异》还有像《毛狐》、《蹇偿债》、《申氏》、《邵女》、《珊 瑚》、《江城》这样的篇章，其主题就是宣扬贫富由命，贵贱在天，都是前 世的因果之报，是无法改变的；劝人“以命自安，以分自守”，以德报怨， 以忍化人。这都是赤裸裸的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反动思想。内中的因果报 应，纯粹是对被压迫人民的麻醉剂，没有任何人民性和积极因素可言。
二 痛快淋漓地揭露丑恶 杂陈着封建伦理观念 蒲松龄是个出身于世代书香之家的知识分子，却又始终不得志，大半生颠沛于艰苦忧患之中，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比较密切。他虽有看不起劳动人民的错误观点，有时甚至说过一些歧视他们的话，但对他们的感情还是比较深 厚的。他同情被压迫人民的疾苦和不幸，憎恨压迫他们的某些社会恶势力， 有时情不自禁地站出来替人民说话，喊冤。这是他世界观中很重要的进步因 素，是他对人民的态度的进步方面。《聊斋志异》为数不少的揭露笔墨，鲜 明地表现了这一点。
看来蒲松龄对贪官污吏，恶霸豪强以及心目皆盲的试官是恨之入骨的。
所以揭露起他们来总是笔酣墨饱，不遗余力，非到淋漓尽致的地步不肯罢休。 这就写下了《聊斋志异》中比较起来思想性最强、价值最高的一些篇章。《促 织》、《梦狼》、《席方平》、《红玉》、《金和尚》、《司文郎》、《于 去恶》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促织》写得较深，感染力也强，它以曲折的 情节，纤细的笔墨，生动逼真地描绘出封建社会的农民一家，在上自皇帝下 至里正的残酷压迫下的凄惨的生活图景和悲苦的内心世界。小说的人物和事 件是很有典型性的，除了儿子化虫使全家富贵的情节以外，全篇绝大部分都 是人民苦难生活的真实写照，对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作了相当有力的揭露和 抨击。文中有些段可以说是血泪文字，读之令人切齿、下泪。《梦狼》的矛 头直指官府。那里，门前有“巨狼当道”，“堂上、堂下，坐者、卧者，皆 狼”，墀中“白骨如山”，延客以狼衔死人“聊充庖厨”。小说用比喻和象 征的手法形象地揭示出当时官吏残忍、贪婪、鱼肉百姓的罪恶本质。读之令人心悸魄动。作者最后叹道：“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这说明他在 某种程度上看到了“官贪吏虐”现象的普遍性。可作特写观的《金和尚》把 不知是“'尚’耶？'样’耶？'撞’耶？'唱’耶？抑地狱之'幛’耶？” 的金和尚那种炙手可热的势头直写到十二分，作者声色不动而讽刺的锋芒透 过纸背。至于《席方平》、《红玉》则把揭露官场与揭露势豪紧密地结合起 来了，虽然作者还不能也不可能用阶级观点认识封建官吏与地主豪绅之间的 关系，但由于他看到了官场人物的“羊狠狼贪”，爱财如命，有时便在客观 上显示出前者为后者服务的反动本质。所谓“金光盖地，因使阎摩殿上尽是 阴霾；铜臭熏天，遂教枉死城中全无日月。”（《席方平》）这对当时的人 民认识封建社会国家机器的阶级实质是有一定作用的。《聊斋志异》对科场 的揭露，远没有对官场揭露的深刻、有力，但那些抨击师旷（瞎子）、和峤（有钱癖）一类试官的笔墨还是大快人心的，对读者认识封建科举制度的腐 朽不无作用。
也许就因为《聊斋志异》的揭露笔墨如此痛快淋漓吧，有的文学史就认 为：“蒲松龄之所以伟大，《聊斋志异》之所以光芒四射，最主要的原因在 于作品中反封建的意义的深刻性和普遍性。”这个评价已把蒲松龄说成反封 建的民主战士，是很难令人首肯的。《聊斋志异》有一些反封建的思想和作 品，但主要是男女爱情方面的，那无论如何也说不上“反封建意义的深刻性 和普遍性”。为了正确地（不是过高地）评价《聊斋志异》的反封建意义， 我们必须弄清作者是在什么思想指导下抨击当时社会的恶势力的。蒲松龄写 过一篇《拙叟行》，诗云：
生无逢世才，一拙心所安。我自有故步，无须羡邯郸。世好新奇矜聚鹬，我惟古钝 仍峨冠。古道不应遂泯灭，自有知己与我同咸酸。何况世态原无定，安能俯仰随人为悲欢？ 君不见：衣服妍媸随时眼，我欲学长世已短！”
这诗表现了他的“正直耿介”，表现了他对丑恶的社会现象的不满，但同时 也说明了他的理想不过是周、孔那一套封建的仁义道德。“故步”、“古钝”、 “古道”虽然是与各种丑恶的世态对称的，但毕竟还是封建的东西，无论如 何也说不上“高洁的理想和志趣”——像有的评论者所说的那样。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攻讦官虎吏狼的官场也好，揭露科场的丑态和弊端也好，其指导思想都并没越出儒家封建思想的“古道”。他反对赃官、坏官，歌颂清 官、好官；反对恶政、暴政，歌颂“善政”、“德政”；反对土豪劣绅，歌 颂仁人善士。这说明他的理想终不过是孔、孟的一个“仁”字，把希望完全 寄托在能够行“仁政”的好官身上。这一点，《聊斋志异》就显示得很清楚 了，连《梦狼》、《席方平》这样的篇章都歌颂了“有政声”、“聪明正直” 的“巨官”。如果参照他的文集、诗集，就更为清楚。他在《代人寿谭公文》 中明白地说：“昔者勇士专城，邑无喧雀，君子作宰，堂有鸣琴，圣学原为 政教之师，门人爰开循良之祖，可知建致泽之业，端在儒生，发诗书之祥， 非徒文具也。”基于这种看法，便在诗文中大力歌颂好官、“德政”。这种 文字不是一篇两篇，而是相当多；不是平平淡淡的，而是极力夸饰，充满感 情的。面对这种情况，不仅可以断言其攻讦官场的指导思想是“仁政”，甚 至有理由认为：蒲松龄刚直不阿的品格也是需要打折扣的。至于揭露科场， 其总的情绪是恨试官“心盲或目瞽”，不能选拔真才，即所谓“仕途黑暗， 公道不彰”（分别见《蒲松龄集》第 755、136 页）；而不是反对科举制度。 这样的揭露即便“所流露的感情┅┅达到了愤怒的顶端”，“对试官表现了深沉的仇恨”，也没有跳出封建传统观念的樊篱。我们在肯定这些作品思想 意义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分寸，说“它们抨击了封建统治阶级给读书人设下 的罗网——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就未免誉之太过了。不少文章援引鲁迅 说的“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 这几句话来评价《聊斋志异》这类作品的思想高度和力量，这是很不妥当的。 鲁迅讲的是反封建的民主斗士，他们曾是“旧垒”中人，但已“警觉”，已 离开了“旧垒”，并与“旧垒”为敌了，所似能“反戈”，并能“喊出一种 新声”（《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364 页）；蒲松龄呢？自始至终是“旧垒” 中人（71 岁还应考呢！），其“强敌”自然不是什么“旧垒”（科举制度）， 无所谓“反戈”，更喊不出“新声”，只能痛骂一番“盲心瞽目”的“幕中 人”，同情一番有才不售的落第者。两者怎么可以同日而语呢？总之，揭露、 攻击官场、科场的作品是好的，有意义的，但不能说是反封建的。
蒲松龄是个封建文人。他的世界观和道德观基本上是封建主义的。从周 公、孔子传下来、又为后世的儒家学者发展、补充了的种种封建伦理观念， 蒲松龄几乎全部接受了。这种情况清楚地反映在他的文集、诗集里，也清楚 地反映在《聊斋志异》里。小说不仅在各篇结末的“异史氏曰”中有不少关 于忠孝节义、等级名分的迂腐的议论，而且用许多艺术形象进行这种封建说 教。有些篇章的主题就是宣扬某种伦理观念，其形象塑造、情节构思都是为 这种说教服务的。《孝子》、《珊瑚》彰表割肉疗疮、以德报怨的愚孝行为， 前者无异于《二十四孝图》。《牛成章》、《金姑夫》反对寡妇改嫁，后者 骂“易操”为“无耻”。《嫦娥》、《邵女》特别强调名分，等级，甚至通 过正面人物的口说出了这样一些话：“为人上者（指杨贵妃），一笑┅皆不 可轻。”（《嫦娥》）“大者不伏小。以礼论，妻之于夫，犹子之于父、庶 之于嫡也。”（《邵女》）《素秋》、《小二》、《白莲教》、《邢子仪》、《鬼哭》、《盗尸》各篇，对李自成、白莲教等农民起义多有贬词，呼为“贼”“盗”，目为“匪僻”，这是“忠”的思想的一种表现。尤其是《小二》， 全篇歌颂白莲教的逃兵，敌视农民起义的立场十分明显。有的评论文章不看 作者对农民起义错误的立场和态度，孤立地肯定上述作品“反映了山东各地 的农民起义”，并把这说成是《聊斋志异》的“伟大成就”之一，这显然是 十分错误的。
有的文学史以《霍女》为例，认为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否定”过“贞操、名节”观念，其实是一种误解。蒲松龄诚然肯定了霍女这个人物， 但不是肯定其“不贞”，而是肯定其“为吝者破其悭，为淫者速其荡”的思 想行为。“三易其主不为贞”的评论，不正说明他念念不忘“贞操、名节” 吗？不正是对霍女“三易其主”的微辞吗？不过，他似乎更恨吝啬和淫荡， 所以对以破悭惩淫为目的的“易主”者没有给以过多的责难，反称她是“非 无心者”。这怎么能说是“否定”真操、名节呢？
《聊斋志异》塑造了商三官、侠女、庚娘、乔女、颜氏这样一些有胆有 识有才的女性形象，这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道德标准自然是不尽相 合的，可见蒲松龄的妇女观确有某些进步的、民主性的因素。但是种种迹象 表明，他并未突破“男尊女卑”、“夫为妻纲”这一封建妇女观的基本伦理 观念。他在《聊斋志异》中反对寡妇“改醮”，嘲笑女子“更二夫”，并反 复批斥所谓“妒妇”，但对男人纳妾、狎妓等行为非但不加批评、反对，反 而津津乐道，竭力美化。在《林氏》、《陈云栖》、《莲香》、《香玉》、《巧娘》、《青梅》、《寄生》、《张鸿渐》许多篇中都以美满和谐的“双 美”生活图景美化了一夫多妻制；特别是《林氏》，极力强调林氏主动地为 夫“置媵”，并错误地称赞说：“古有贤姬如林者，可谓圣矣！”作者也看 到了一夫多妻家庭的纷扰、纠葛，但他不认为这是封建的婚姻制度的罪恶， 反而归咎于女子的“狡妒”，怨他们不能和美相处，互谅互让，怪做妾的不 能“以命自安，以分自守”，不能像青梅那样始终卑躬屈膝地“执婢妾礼”， 像邵女那样心甘情愿地受大妇的折磨。这是多么反动的封建观点和奴隶哲 学。在封建社会，妇女受的压迫最深重，压迫和支配她们的除了政权、族权、 神权以外，还有夫权。可是以描写女性著称的《聊斋志异》很少表现与抨击 这种夫权的压迫，相反，却在《马介甫》、《江城》以及其他一些篇章里大 力塑造“悍妇”的形象，并用过分夸张的手法把她们丑化到令人难以理解的 地步，不遗余力地加以批斥；他鄙薄“惧内”、“遵阃教”的男子，为“牝 鸡之鸣”、“乾纲”不振慨叹不已，愤愤不平。《马介甫》篇末附录的那篇《妙音经续言》充分表现了他是恪守并维护“乾纲之体统”的夫权主义者。
《江城》篇末有“天下贤妇十之一，悍妇十之九”的议论，这虽然不能看得 太认真，但也能见出浓厚的封建宗法思想使蒲松龄对妇女的看法是怎样的错 误了。
《聊斋志异》中的封建伦理观念还有种种。如重礼，重义，重子嗣宗绪，以及鼓吹“宗支敦睦”、得恩知报等等，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还要特别说 几句的是前面已经提到了的逆来顺受、以忍化人的思想。蒲松龄在 45 岁时写 过一篇《省身语录序》，大意是说，他的先人“生平重于忍辱”，自己少时 不以为然，现在“醒悟”了：他“兄弟不失读书种子，皆忠厚之谟所贻留也”； 他自己“半生落魄，碌碌无所短长”，是忍辱不够，“遗行或多”的缘故。 于是“敬书格言，用以自省，用以示后”，并大声疾呼：“凡我后人，共听 之哉！”很清楚，这里，蒲松龄已把“忠厚”、“忍辱”，奉为处世金科。 这显然是一种很反动的封建道德观念。《聊斋志异》中《邵女》、《珊瑚》、《妾击贼》诸篇都突出地宣扬了这种观念。不过，黑暗的现实、人民的斗争以及他自己强烈的正义感又促使他常常突破这一信条，在《席方平》、《向 杲》、《王者》、《侠女》、《商三官》、《细侯》、《窦氏》等好多篇里 热情地歌颂了复仇和反抗，歌颂了被压迫者的斗争精神。这又是《聊斋志异》 重要的思想精华，是很可宝贵的。上述这种矛盾的现象乃是作者矛盾的世界 观和道德观的反映。
《聊斋志异》的封建伦理观念之重，清朝的许多评论者们已经看到。不过他们都是交口称赞的。什么“六经之义，三才之统；诸圣之衡，一以贯之”
（高珩《聊斋志异序》）；什么“有功名教，无忝著述”（但明伦《聊斋志 异序》引许信臣、朱桐轩语），“于人心风化，实有裨益”（赵起杲《青本 刻聊斋志异纪事》）。冯镇峦在其《读聊斋杂说》中说：
《聊斋》┅┅第一议论醇正，准理酌情，毫无可驳。如名儒讲学，如老僧谈禅，如 乡曲长者读诵劝世文，观之实有益于身心，警戒愚顽。至说到忠孝节义，令人雪涕，令人 猛醒，更为有关世教之书。
这些话虽有虚饰，却也不是全无根据。它以完全错误的观点道出了《聊斋志 异》的某些问题。有的文章说：“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所寄托的'磊块 愁’┅┅也表现为他对当时的人情世态、社会现象以及某些道德伦常观念的 不满。”可是举的例子全是“人情世态”方面的，根本没涉及“道德伦常”，可见能证明上述结论的篇章实在太罕见了。本来么，抱着“伦常者，生民之 大命也”（《蒲松龄集》第 107 页）观点的蒲松龄怎么会在其作品里表现出 对“道德伦常观念的不满”呢？
这里有必要指出，《聊斋志异》作者的所谓“孤愤”、“磊块愁”也是 含有封建的思想因素的，不能笼统地、不加区别地肯定和赞扬。他既然尊仰 忠孝节义那一套，对不忠、不孝、不节、不义之人之事就看不惯，不满意； 就要慨叹世情浇漓，人心不古。前面论到的他对农民起义的敌视，对妇女不 贞的微辞，以及《珊瑚》、《曾友于》等篇对不孝不悌之辈的惩戒，都是这 类封建性的“孤愤”、“磊块愁”的流露。还有，神话题材也可以用来寄托 这种坏的思想，所以不能说凡是神话题材的作品就应该肯定，我在前面是从 其与神鬼迷信相对的意义上称赞神话题材的，称赞的是其中的好的篇章。
三 反封建的爱情的颂歌 间有庸俗的思想趣味
《聊斋志异》写了许许多多爱情故事。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些作品和里 面的人物呢？是笼而统之地把它们归于“反封建”大旗之下、“爱情的颂歌” 之中呢，还是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呢？我以为应取后一种态度。
像《鸦头》、《连城》、《细侯》、《晚霞》、《白水练》、《瑞云》、《阿宝》、《婴宁》、《王桂庵》诸篇，不仅歌颂了忠诚专一、生死不渝的 爱情，而且大多赞扬了青年男女为了自由幸福所作的种种努力和斗争，确实 有不同程度的反封建意义。如前所说，蒲松龄的世界观和道德观基本上是封 建主义的。但是在男女婚姻问题的某些方面，他确实突破了封建罗网的一角。 他虽然偶尔也发发“会于濮上，世所交讥；约于桑中，人且不齿”的议论（《犬 奸》），但其笔下的婚姻爱情大多是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那些 青年男女自来自往，自作主张，作者不仅同情他们，而且赞美，许多作品俨 然是自由恋爱的热情颂歌，歌颂了好些“雅是情种”的痴情男女。其中比较 典型的要推《阿宝》和《连城》，它们所写的都是严肃而纯洁的爱情，而不 是“恶少年”、浪公子的轻薄行为。两篇小说都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把封建社 会青年男女的痴情写到魂梦相逐的地步，这对封建礼教确乎是个有力的冲 击。《红玉》、《梅女》的某些章节还直接肯定了为孟子所反对的“钻穴隙 相窥，逾墙相从”的行动。这对蒲松龄来说，都是难能可贵的。不过更有意 义的还是那些着力描写反封建斗争的作品。它们在歌颂自由恋爱的同时，树 立了一些比较清晰的对立面，《鸦头》中的鸨母，《细侯》中的富商，《连 城》里的史孝廉，《白水练》里的高小寰，都是爱情自由的反对者和阻止者， 体现了某种封建势力，作者歌颂了青年男女同他们所作的各种各样的斗争， 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这些恶势力。有些作品，主人公经历了生生死死的风雨 才获得爱情幸福，显示了环境的险恶和斗争的艰难。《连城》、《晚霞》都 是。还有些作品，女主人公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妓女，她们争取爱情幸福的斗 争带有较为明显的反抗阶级压迫、争取人身自由的性质，意义又深一层。《鸦 头》、《晚霞》、《瑞云》都是。特别是《鸦头》，把后者写得很突出。当 然，上面这些作品同时又都宣扬了“爱情至上”的思想观点。但用历史唯物 主义的眼光，把它们置于其所产生的背景之下，毕竟不愧为反封建的佳篇。 另一些篇章，如《萧七》、《狐梦》、《天宫》、《章阿端》、《绿衣 女》、《莲花公主》、《荷花三娘子》等，就不能做如是观。这些奇异的艳情故事，非但不涉及青年男女在婚姻问题上与封建礼教的矛盾和斗争，也不 是歌颂正当的爱情，而是在那里津津乐道公子、书生的风流艳遇。那里所写 的“爱情”来的容易，去的也快，所谓“春风一度，即别东西”，而且内容 猥陋，格调甚卑，实际上是当时社会中狎妓、调情、追欢买笑等龌龊生活现 象的折光，是封建文人庸俗的生活趣味和心理的反映。《狐梦》中的毕怡庵 “每读《青凤传》，心辄想往，恨不一遇”；《章阿端》中的戚生于二女鬼 去而不返之后，还“每独宿亭中，冀有他遇”，都是这种趣味和心理的自白。 这些作品不但对今天的读者只能起消极毒害作用，就是对封建社会的读者也 没有什么益处。
还有一类是介乎两者之间的，《香玉》、《莲香》、《青凤》、《小谢》、《阿绣》、《巧娘》都是。这类作品都有歌颂深挚爱情的一面，而且把这一 面写得相当突出，但同时又都杂以较多的“风流艳遇”的成分，是两者的混 血儿。它们或写已有妻室的男人忽又倾心于别一女性，努力追求，终得美妾， “另舍舍之”（《青凤》）；或写一个书生同时钟情于两个女性，两个女子 共同爱恋一个情人，结局是“双美”而共一夫。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是以 男子为中心的“一夫多妻制”的产物。这种制度本身就是把妇女置于被玩弄 的附属地位，体现这种制度的“爱情”无法不夹带玩弄女性的成分。上述作 品把歌颂男女双方忠诚、深挚的爱情与肯定一夫多妻制的“双美”思想熔于 一炉，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结果必然是以前者美化了后者，美化了一夫多 妻制。但这种美化是有限度的，文中仍有许多庸俗的笔墨，使这些作品带有 较浓的风流艳遇、玩弄女性的色彩。然而，过去评述《聊斋志异》的文章一 谈到爱情主题就首先抬出这些作品，大力赞扬，而对上述问题总是轻描淡写， 甚至绝口不提。不久前出版的一部文学史在论述《聊斋志异》“描写爱情主 题作品”“强烈的反封建礼教的精神”时，具体谈到三篇作品，就是《香玉》、《莲香》和《小谢》。好像除了这些描写“双美”共夫的篇章以外，再没有别的好谈了。 我们这样把《聊斋志异》的爱情故事分成三类，并不是说第一类就没有一点庸俗的东西。第三类毫无可取之处。实际上，作者在男女关系问题上思想趣味庸俗的一面几乎贯穿所有这方面的作品。描绘女子的美丽外貌和多情 性格的文字就有不少是俗笔，而那些为数不算太少的色情的或近于色情的描 写更无情地沾染了一些优秀篇章。第三类作品也大多带有表现深挚爱情的因 素，但那是很微弱的，甚至可以说是不足道的。
《聊斋志异》的庸俗思想主要是两个方面的。除了上面论述的风流艳遇的生活趣味以外，还有功名富贵的生活理想。 蒲松龄是个功名心很重的人。在他看来，“轩轩方是奇男子”，所以对“他日勋名上麟阁”无限憧憬。他虽然“年年文战垂翅归”，有时也未免有 些灰心，说过“白首低垂意兴无”的泄气话，但终不能死心塌地，并以暮年 登第的梁灏砥砺自己，不耻与童子为伍。可是直到 71 岁他才考取个“岁贡”， 这种遭遇使他又伤心又惭愧，甚至觉得对不起自己的老妻。一首《语内》绝 句云：
“少岁嫁衣无纨绔，暮年挑菜供盘餐。未能高贵身先老，惭愧不曾报汝恩。” 他自己无望，就把理想寄托在儿孙身上，希望他们有朝一日能“大吾门，亢 吾宗”，“骧首登云路”。他用“不受三年劳，遂得百年苦”的思想教育儿 孙，说什么“智慧皆从致志生，功名要自读书始。”孙子“七岁能说典”，他喜欢的了不得，儿子“弃卷拟执鞭”，他就认为是“不肖”，是“不才无 远志”，特别心酸（分别见《蒲松龄集》第 575、464、601、622、92、630、545、640 页）。 蒲松龄的功名富贵思想反映到《聊斋志异》里，不仅使“他笔下的正面知识分子的出路常是登第做官，由于登第解决了百样矛盾”，而且有的篇章 就把这种庸俗的思想作为主题。最明显的是《细柳》。它写一个精明能干、 教子有方的妇女，用种种教训手段，“卒使二子一富一贵，表表于世”—— 达到了她所追求的目的。糟糕的是作者热情地赞扬这个人物，誉之为“丈夫 之铮铮者”。这种赞扬，显然就是对功名富贵思想的肯定和歌颂。又如《凤 仙》，写镜中的凤仙能作“镜影悲笑”：丈夫“闭户研读”，努力“上进”， 她就正面相对，“盈盈欲笑”；丈夫荒废学业，无意功名，她就“背立镜中”， 或“惨然若涕”，终使丈夫“一举而捷”，再举“登第”，夫妻乃为富贵中 人。作者对《凤仙》虽有“冷暖之态，仙凡无殊”的“嗟呼”之词，但还说 不上“批判了嫌贫爱富的眼光”，他是把凤仙做为“好胜”的正面人物来肯 定的，并在“异史氏曰”中叹道：“少不努力，老大徒伤。惜无好胜佳人作 镜影悲笑耳。吾愿恒河沙数仙人，并遣娇女婚嫁人间，则贫穷海中，少苦众 生矣！”今天有的评论文章不但不批评这篇作品，反而把凤仙的“用镜中人 影来督促爱人读书上进”，追名逐利，誉为“可爱的女性性格”，我看这是 错误的。还有《颜氏》，前面我们说它表现了作者某种进步的妇女观，因为 它颂扬了登第掌印、压倒须眉的“女学士”，为封建社会女子一鸣不平，一 吐积郁（作者没像但明伦那样死抱着“以牝鸡而鸣国是，阴盛阳衰”的封建 观点）。但是也要看到，这种颂扬和不平之鸣是立于功名富贵的基础之上的， 小说宣扬了升官发财的生活理想。
这种庸俗的思想还污染了一些很优秀的作品。《促织》、《红玉》、《席方平》中的被压迫者最后都大富大贵，有财有势，严重破坏了全篇的悲剧气 氛；《叶生》、《司文郎》、《于去恶》中一味追求功名的落第书生都是被 作者深深同情的正面形象（与《儒林外史》中这类人物形象迥然不同），为 作品涂上一层阴暗的色彩，定下一种低沉的基调。这一切，都大大影响了对 官场、科场揭露的深度和力量。
前面说过，《聊斋志异》中因果报应的迷信色彩很浓厚。其报应方式常常在功名富贵上做文章。这里也能见出作者是怎样看重这种东西了。于是， 陈锡九大孝则“天赐黄金”，曾友于友弟则“父子同科。”这类情况把鬼神 迷信思想、封建伦理观念、功名富贵思想揉合在一起，互相借助，互相阐发， 同时散布了几种封建毒素。
以上从三个方面谈了谈我对《聊斋志异》的粗浅意见。其中分析糟粕的 文字显然是多了一些，对精华谈得很粗略，也很不全面，这是因为我是在许 多研究者对这部作品的精华作了充分肯定和热情赞扬的基础上来谈这些意见 的。那些肯定和赞扬，除了过高的甚至错误的部分之外，大多还是符合作品 实际的。在我国文学史上，《聊斋志异》是一部好作品较多，人民性较强的 短篇小说集。它对官场、科场的揭露和抨击，对封建婚姻的不满和对自由恋 爱的歌颂，在历史上起过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作用，在今天则有较强的认 识作用，其中有些歌颂人民勇敢、勤劳、乐于助人等优秀品质的作品和一些 讽喻性的寓言故事，对今天的读者也还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还有文章的写作 技巧，也有不少值得学习效法的。这些精华我们要继承；《聊斋志异》，特别是那些优秀篇章，今天的读者还要看。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更有必要对它 作出有力的批判，帮助读者剔除形形色色的封建糟粕，更好地吸收其中的精 华。不过话又说回来，在社会主义的今天，也没有必要大力提倡看《聊斋志 异》，说“这份宝贵的遗产，在我们的时代将拥有更多的读者”，不知何所 根据。至于有人给“刚达学龄的小女儿”或小男儿大讲《聊斋志异》的狐精 鬼魅，我看似乎可以休矣！
（原载《光明日报》1965 年 7 月 1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