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战争所造成的浑源志史混乱

历史上，浑源是胡汉征战之地，长期的拉锯战给古代浑源人民造成的灾难是可想而知的。如果说恒山文化或浑源文化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文化的融合，那么这种融合所付出的代价是迁徙和死亡，以及永远也搞不清楚的糊涂史。

一、秦汉时期的三县共治：

夏商周及春秋战国时期，浑源属冀州、并州之地。秦、汉时，今浑源县境内共置过三县，今县城东南五十里的平舒县，属代郡；城西二十里的繁畴县和西北二十里的崞县（麻庄一带），此二县属雁门郡（繁畴先属代郡后属雁门郡）。

平舒县在战国时期叫平舒邑，属赵国，秦、西汉时改平舒邑为平舒县，新莽时称平葆县，属代郡，县治在今黄花滩一带，古时浑源三县之一。西汉末期（或东汉初年），平舒县东移至今广灵县平城一带，西晋末年废。辽统和十三年复置为县，改广陵，金时改广灵，后来发展为现在的广灵县。

繁畴，秦汉建县时称繁畴县，县治在今荆庄一带，古时浑源三县之一。新莽时改称当要县，东汉（可能迁至今城北二十里的吴城一带）称繁畴县或繁峙县,属雁门郡。晋时刘琨割让陉北五县于代王拓跋猗卢，繁畴居民迁到今繁峙一带，北周废。隋开皇十八年复设繁畴县。金贞祐三年改称坚州，元仍称坚州。繁畴居民与当地原居民莜人（一种古民族）共同发展为现在的繁峙县。

崞县最早置于战国时的赵国，据史料记载，战国中期，赵国渐强，赵武灵王二十年(公元前306)北破林胡、娄烦，括地千里，始置崞县，属赵国。秦时、西汉时依旧称崞县、属雁门郡。《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是：“雁门郡，秦置，句注山在阴馆，莽曰填狄，属并州。户七万三千一百三十八，口二十九万三千四百五十四。县十四：善无，莽曰阴馆；……繁畴，莽曰当要；崞，莽曰崞张。”其时崞县故治在今浑源县西北二十里麻庄一带，古时浑源三县之一。西汉末年王莽改制，改崞县为崞张县，属常山郡。东汉时，光武帝建武年间，因边关不宁，迁吏民于内陆，置常山关于蜚狐岌，崞张县废。后又设置。东汉末又废。三国曹魏时，又立崞县，属魏国。西晋时，永嘉四年（310），由于鲜卑拓跋猗卢助刘琨大破白部刘虎，而恃功求以陉北之地为其封地。刘琨无奈，将雁门郡的楼烦、马邑、阴馆、繁畴、崞县五县人民迁徙于陉南，其中崞县置于今山西原平境内。此后便出现了两个崞县，一个崞县发展成现在的原平县，一个崞县发展成现在的浑源县。

二、汉至辽的大混乱时期：

从东汉开始，我国北方一直动荡不堪，可以说除金、元、清之外，其他朝代都存在着胡汉之间的战争冲突。在这种环境下，历史上的浑源居民光大的迁徙就进行了三次。

第一次大迁徙发生在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因边患不宁，迁吏民于内陆，在飞狐岌设常山关，崞县废除，不久又设置，东汉末废除。《后汉书.光武帝纪第一》记载：建武“九年春三月，……徙雁门吏人与太原。”十五年“二月，徙雁门、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关、居庸关以东。”二十六年“于是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民归本土。遣谒者分将施刑补理城郭。发遣边民在中国者，布还诸县，皆赐以装钱，转输给食。”建武九年（33年）放弃雁门郡，二十六年（50年）恢复雁门郡。

这一次迁徙的时间较为短暂，迁徙地在今原平县一带，后来这批迁徙出去的边民又都回到了家乡。汉时的边患主要是匈奴，这到不是因为光武帝打败了匈奴，而是匈奴内部出现了窝里斗。建武二十二年(46年)，统治匈奴近三十年的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去世，匈奴内部出现了分裂，为争夺单于位职大打内战，获胜的郅支单于占据了漠北，而失利的另一位单于则在二十四年（48年）率部南下投靠了东汉。自此匈奴分为了南、北匈奴，而南匈奴归附东汉。北方边境暂时恢复了平静。

第二次大迁徙发生在西晋永嘉四年（310年），这一时期正是'五胡乱华’的前期，鲜卑首领拓跋猗卢遣侄拓跋郁律率骑兵2万，助西晋并州刺史刘琨大败白部鲜卑及铁弗匈奴。拓跋猗卢因功受封为大单于、代公，并求西晋皇帝割让陉岭（今山西省代县西北句注山）以北的马邑（今右玉境内）、阴馆（今朔县境内）、楼烦（今朔县境内）、繁畴（今浑源境内）、崞（今浑源境内）五县，“其地东接代郡，西连西河、朔方，方数百里，乃徙10万户以充之，疆域扩大，势力益炽。”

在这次大迁徙中，崞县迁徙至今原平县崞阳镇，繁畴县迁徙至今繁峙县一带（一说今原平县板寺村）。

第三次大迁徙发生在北宋雍熙三年（986年），宋朝左、中、西三路大军讨伐契丹，第二次宋辽战争开始，争夺焦点仍是幽云十六州的控制权。战争一开始，宋军节节胜利，但东路军却在萧太后的顽强抗击下，在岐沟关大败。东路军的失败影响了全局，辽军一鼓作气，反败为胜，宋军全线撤退。在这种情况下，宋太祖又下令将云、应（时浑源属应州）、朔、寰四州之民迁往内陆，由潘美、杨业所部负责保护。

这次大迁徙以杨业兵败被俘而结束，浑源居民的具体迁徙情况不详。

三、两个崞县志史的不明确：

古时候虽说浑源境内置过三个县治，但我们普遍认为只有古崞县和现在的浑源县有传承关系，这主要是因为现在的浑源县城是由原崞县旧址搬迁过来的。而由于在西晋年间的大迁徙中，崞县举县迁徙到今原平县境内，所以原平县也和古崞县有传承关系，也就是说浑源和原平是一脉相承的。

正因为如此，在隋朝以前，《浑源县志》和《原平县志》的沿革一样了，直到后唐时浑源县正式命名后，才区分开来。但这显然有一方是错误的，原因很简单，西晋永嘉四年（310），崞县和繁畴县的居民已由今浑源县境迁徙到今原平县境了。所以，两县沿革相同的是永嘉四年以前，而不包括永嘉四年至隋这一阶段。

永嘉四年陉北五县迁徙到陉南后，鲜卑首领拓跋猗卢“乃徙10万户以充之”，也就是说这五个县迁徙到内陆后，拓跋猗卢立即就迁十万户老百姓进入这五个县，十万户平均到五个县，就是每县两万户。当时浑源境内有崞、繁畴两个县，迁入的民众数量达到了四万户左右。

四万户不是一个小数目，那么这么多的移民都是些什么人呢？《资治通鉴·晋纪九》记载：“永嘉四年猗卢以封邑去国悬远，民不相接，乃率部落万余家自云中入雁门，从琨求陉北之地，琨不能制，且欲倚之为援，乃徙楼烦、马邑、阴馆、繁峙、崞五县民于陉南。”这说明，这些移民是以鲜卑人为主的，当然也夹杂着被鲜卑人掳掠的一些汉人。可见，当时的浑源境内已经是鲜卑人的天下了，而汉民族最多也只能是少数民族了。

338年，拓跋什翼犍建立代国，领云中、雁门两郡，在繁畴县（时应该在浑源境内）称王，年号建国，都于盛乐。

376年，前秦昭宣帝苻坚攻代，拓跋什翼犍战死（或病死），代灭亡。

代国被前秦灭后，迁到浑源境内的四万居民到了哪里呢？《魏书》纪年记载：“（建国）三十九年（376年），苻坚遣其大司马苻洛率众二十万及朱彤、张蚝、邓羌等诸道来寇，侵逼南境。冬十一月，白部、独孤部御之，败绩。南部大人刘库仁走云中。帝复遣库仁率骑十万逆战于石子岭，王师不利。帝（拓跋什翼犍）时不豫，群臣莫可任者，乃率国人避于阴山之北。”这段论述告诉我们，代国被灭后，代国民众又迁到了阴山之北去了，陉北五县自然成了前秦的地盘。

郦道元是北魏时期的地理学家，他在考察崞川水（浑河）时是这样记载的：“水南出崞县故城南，……北流经繁畴县故城东。”以县志记载，北魏时崞县改称石城县，那么郦道元为什么不称石城县，而要称崞县、繁畴故城呢？

《魏书.地形志》记载：“孝昌（525-527）之际，乱离尤甚，恒代而北，尽为废墟；崤潼已西，烟火断绝；齐方全赵，死如乱麻。”孝昌是孝明帝拓跋祤的年号，此时的北魏已迁都洛阳，而此时的塞外由于六镇之乱已尽为废墟。

要搞清楚永嘉至隋的浑源、原平志史，首先要知道崞县迁徙到原平后有没有置县，置县后又叫什么县；拓跋猗卢的移民进入崞县旧地后叫什么县，代国被前秦灭亡后，浑源境内有没有居民，有没有置县，北魏立国后，鲜卑有没有再次向浑源境内移民，有没有置县。这些都是很难搞清楚的，而后代修志者，只是一味参考前人典籍，见到崞县的资料就录用，以至于两县的沿革出现了雷同。

十六国时期也叫五胡乱华时期，五胡乱华是汉民族遭受灭顶之灾的时期，匈奴、鲜卑、羯、羌、氐除各自建立了政权外，都对汉民族采取灭绝的态度，尤其以匈奴、鲜卑、羯最为残忍。不过，这些胡人开始时大肆杀戮汉人，到后来又纷纷同化为汉人，实在令人莫名其妙。那时候的史志难以弄清楚，实际上从那时候开始，汉民族连自己的血统也搞不清楚了。

四、两个恒山位置的不明确：

历史上北岳恒山有两处，分别为山西浑源天峰岭和河北曲阳大茂山（今阜平县境内）。

古代典籍中对恒山的介绍不少，北魏前只有方位没有具体位置，唐宋时有位置但出现两处恒山。如唐代《括地志》对恒山的记载有两处，一处称恒山，在浑源：“恒山自州南十余里入磁峡，又五里至岳庙山门，又十里陟巅。”一处称北岳，在河北：“北岳有五别名……，释家谓之青峰埵，道家谓之总元洞、天金城、福地山，一名大茂山，又名神尖山。”宋代《通志》对恒山的记载也有两处，一处在浑源，称北岳恒山：“北岳恒山，在城南二十里，高十里，周百三十里。北连玉华峰，东连柏山，南连抢峰岭。”一处在河北，称恒山：“恒山在曲阳西北百四十里，即旧阜平之大茂山也，自浑源州发脉，由飞狐岭达曲阳。”宋代沈括《梦溪笔谈》记载也是两处，在浑源为：“浑源州恒山距阜平县大茂山三百余里，峰峦相接。盖恒山周三千里，浑源南二十里与曲阳西北百四十里者，实一山也。”在曲阳为：“北岳常山，今之大茂山，半隶契丹，以大茂分脊为界。”沈括笔下的恒山实际上是一条山脉，而不是指一座山。

在古代典籍中对恒山位置描述最具体的是北魏时期郦道元的《水经注》： “恒山为北岳，在中山上曲阳县西北。”又说：“古者天子巡狩，常以岁十一月至北岳，侯伯皆有汤沐邑，以自斋洁。周昭王南征不还，巡狞礼废，邑郭仍从。秦罢井田，因以立县，城在山曲之阳，是曰曲阳”。

郦道元《水经注》对浑源恒山也有描述：“又东，崞川水注之，水南出崞县故城南，王莽之崞张也。县南面玄岳，右背崞山，处二山之中，故以崞张为名矣。”这里郦道元称县南之山为玄岳，而不称北岳或恒岳。郦道元死于孝昌三年（527），《水经注》的成书应早于孝昌三年，也就是说在北魏时现在的浑源恒山并不称恒山。

《恒山志》中录用了不少描写恒山的诗文，诗文中对恒山的称号大多是恒山、北岳、恒岳和常山等。汉代班固对恒山的描述为：“望常山之险峻，登北岳而高游。”晋代程咸对恒山的描述为：“奕奕恒山，作镇冀方。伊赵建国，在岳之阳。”唐代诗人贾岛《北岳庙》首句为：“天地有五岳，恒岳居其北。”但这些诗文都没有具体说出恒山位置。

在众多的北岳诗文中，金元时期的诗人对恒山位置的描写最具体。

金代诗人赵秉文的《登北岳》首句是：“四大神仪一，群山大茂尊。”元代诗人刘因《送仲常游北岳》首句为：“大茂元都閟，它山拱万灵。”元代诗人元好问《登恒山》首句为：“大茂维岳古帝孙，太扑未散真巧存。”

金代时浑源文人辈出，然而金代浑源文人的诗词从没有恒山或北岳两个字出现。足见金元时期恒山不是浑源的天峰岭，而是河北的大茂山。

明中后期，不管是县志还是诗文，浑源已开始正式记载恒山的信息了，但当时河北大茂山也继续保持恒山地位，于是出现了恒山之争。恒山之争的关键原因有三点:一、恒山的作用是祭祀，而两个恒山都没有了祭祀地位，处于名存实亡状态。二、社会上有恒山北移的意愿。三、明朝皇帝没有明确表态。这种恒山之争只是民间行为，没有结果，直到清初才正式确定了浑源恒山的地位。

从这些典籍、诗文中我们可以整理出一个脉络：北魏以前，恒山位置不具体；北魏时期恒山在曲阳大茂山；唐宋时期资料出现两个恒山；金元时期诗文中的恒山在曲阳大茂山；明代出现两个恒山之争；清初正式确定浑源天峰岭为恒山。这条脉络总结起来就是：每当汉民族统治北方时就有两个恒山出现，而异族统治北方时期就只有一个恒山。这种现象说明了汉民族始终有恒山北移的想法，当然这种想法有可能只是民间行为。

清代是异族统治时期，也是一个恒山，不同于其他异族的是清代把恒山北移并固定了。五岳的形成是汉民族大一统思想的体现，元代是大一统时期，疆域很大，但蒙古人没有汉化，所以元代的恒山没有北移，为什么清代却北移了呢？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女真民族的汉化现象；二、满清皇帝对浑源大屠杀的补偿。

史记载的是一个朝代的盛衰兴亡，志记录的是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史中忽略的东西可以在志中得到补充，可相反的是《浑源县志》、《恒山志》中关于明以前的记载都是取材于古代典籍，并无本地记载，这不能不说是胡汉战争所造成的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