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考察对一位讲解工作者一生的影响
01
我第一次参加中国和比利时联合恐龙考察工作是在1996年，考察地点位于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乌拉特后旗境内的巴音满都呼。
博物馆通过各种有形和无形的方式给人营造一种氛围，让我们觉得展柜里所有的展品都是神圣的、高不可攀的。如今这些神圣的东西就埋在眼前的泥土里，无论多么破碎，在我眼里都是极其震撼的!
当我无比激动地从地上捡起一根骨骼“化石”拿给比利时队员看时，他摇摇头说:“这是刚死不久的羊的骨头。”要知道，这之前我已经在内蒙古博物馆古生物展厅讲解古生物化石十多年了，一层薄薄的展柜玻璃遮住了我的眼睛。
我开始俯下身仔细端详这些珍贵的古生物遗存。
队长董枝明先生说：“好多原角龙临死前都蹲在地上张开大嘴在嘶鸣，它们很可能遇到了沙暴，将身体迅速掩埋了起来。”
这使我联系到展厅里讲到的内容：恶化的环境迫使原角龙向东迁徙，在北美大陆遇到了更为强悍的敌人，光凭头骨后方像挡箭牌一样的颈盾已不能有效抵挡霸王龙的进攻，在漫长岁月里，它们在头骨及颈盾边缘上长出各种各样用于自卫反击的角，最著名的是三角龙。两地相似而又不同的化石为魏格纳的大陆漂移假说提供了证明，原来亚洲古陆和北美洲古陆曾经是连在一起的。
习惯了在博物馆看现成的东西，第一次如此真实地挖掘和包装这些亿万年来形成的古生物化石也是一件神圣的事情。我这才知道原来博物馆里的化石基本都是这么打包的——首先要找到化石的最远端，然后离开它大约五公分左右向下挖掘，使它变成一个孤立的平台。
再将浸过水的麻纸拧干，苫在出露的化石上，用刷子墩实。
按照出露的大小剪麻袋片，在和好的石膏中两面浸透，然后迅速覆盖在化石上。等凝固之后，将钢钎沿边缘打入地下，将石膏球翻转过来，并用同样的办法打包另一面。最后登记编号。
队员张哲敏的发现令人兴奋。起初他以为是队员落在山坡上用于包装恐龙化石的石膏袋呢，返回去一看，原来是一具龟化石，白白的背甲露在外面，漂亮极了!
如今这具神龟就展出在内蒙古博物院古生物展厅中的醒目位置，名字叫做“内蒙古赞格尔龟”。我常常在讲解中讲到它的发现者和发现过程，并总结说：“上帝总会把发现权交给勤快的人！”也用龟的故事比喻做人的道理：“龟用厚厚的背甲和腹甲将自己包裹起来。背着这么重的铠甲去争战，奔跑速度自然会受到影响。但慢有慢的好处，速度慢了，欲望就小了，欲望小了，痛苦就少了，痛苦少了，寿命就长了。今天恐龙消失了，龟还在！”
那一年，我也非常幸运，刚到甲龙沟不久就找到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早期哺乳动物头骨化石。史密斯认为这是一个新物种，命名它为“满都呼兽”。可惜我没留下照片，记忆中类似上图所示。
副队长李红的发现给这一年的考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清理出来的甲龙头骨化石让我们看到了这类恐龙是如何保护自己的，它们没有像原角龙那样长出像挡箭牌一样的颈盾，而是头骨后方进化出四个锋利的角保护自己最重要的器官脖子。
虽然以前我也知道这个道理，但没有像今天这样生动鲜活。这使我意识到书本里学到的知识，无论多么震撼，缺少了“物”的接触，犹如隔着一层水蒸气，朦胧而清淡。即使有老师教，也因被同一种方式、同一种调子灌输惯了，再震撼的知识也用冷静、疲倦、麻木，甚至懒洋洋的眼神去学习。如今在真实的环境和实物面前，我的眼睛终于开始真正转动了起来，像小时候看糖果一样充满了渴望和好奇。
除了认识古生物化石外，当地靠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活也让我大开眼界。并不是如我想象的那样，牧民放牧时都住在蒙古包里，有时候，他们也临时住在这样的土坯房里。
有几次，考察队员的午饭就在这里吃，牧民炒的菜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那一年，我跟随着考察队还考察了鄂尔多斯鄂托克旗查布苏木世界著名的恐龙足迹化石产区。
我看到了博物馆展厅里陈列的那些恐龙脚印化石原来是在这里以这种方式发现的。结合周围环境，我能清晰地感悟到当时恐龙的大小、走路的步态以及他们生活的环境，河边或是湖边，这些都是博物馆展厅里难以感悟到的。
回到展厅，我的讲解不再像从前那样一遍又一遍重复同一个内容，而是将自己在田野考察中看到的环境与自然、地层与化石、发掘与包装，以及在考察过程中发生的故事和自己的感悟等等都添加了进来。
也不再像先前那样注重语言表达中的抑扬顿挫，开始变“讲”为“说”了，却发现，生活中自然而然的抑扬顿挫反而不请自到。
02
我第二次参加中比联合恐龙考察队是1997年，这一年的考察地选择在阿拉善东部的乌兰布和沙漠。
由于道路沙化，负责运输考察物资的柴油车滞留在路上了，我们只好先行赶往目的地，寻找当地的救援车。
这辆由阿拉善蒙古族小伙子驾驶的重型卡车让我真实地从地球上而不仅是从地图上看到了我们从阴山南麓的河套平原盘旋着爬上狼山来到中国版图的第二台阶蒙古高原的全过程。夜深人静，我们坐在山顶上看星星，仿佛伸手就能摘到一颗。
考察队到达了距驻地以西约22公里的俄罗斯台地区。这里沟壑纵横，黄色的沙漠几乎将电线杆淹没。
一道看上去像是风蚀的城墙蜿蜒地伸向远方。走近一看，原来是密密麻麻的螺蛳、贝壳等海生无脊椎动物化石堆积在一起。
队长说:“这里曾是早白垩纪时期的湖滨，由于地质运动，将湖底立了起来，恐龙就生活在湖岸上。”
站在电线杆下，我仿佛看到了一亿多年前原始的景象：茂密的森林，蔚蓝的湖水，一派生机勃勃的恐龙世界。“今非昔比”“沧海桑田”之类的词语，在我眼前立体地呈现了出来。
比方队长布蒂克正在带领队员测量地层剖面。古生物考察离不开地质学家，通过地层确定古地理和古环境，搞清楚化石的年代。
队长说:“要找化石的原生层位，就是恐龙死亡时的原始地层，找到了这种地层就找到了恐龙生活时的古环境，就有可能找到更多化石。”
这激活了我先前从书本上读到的知识:相同地层有相同时代的化石，不同地层有不同时代的遗存。
队员孙燕在一处断壁上发现了恐龙化石。队长说:根据这一带以往的发现，这可能是懒龙化石。它介于蜥臀目恐龙和鸟臀目恐龙之间，是恐龙家族的一个新成员。
看来我在展厅里讲到的恐龙分两个目，骨盆结构像蜥蜴的称“蜥臀目”，骨盆结构像鸟类一个称“鸟臀目”也还是不够准确的。
有一种黄色的液态专用胶很厉害，打在坚硬的泥岩上，泥岩很快会变得松软，打在化石上，干燥之后，化石会变得很牢固。
汽车开到了沟底，队员们连拉带推地将恐龙化石抬上了车厢。
上下工地的路上有一座倒塌的喇嘛庙，据说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比利时队员对古遗址的兴趣不亚于对古生物的，纷纷捡拾地上的建筑碎片。
几天后，考察队来到罕乌拉苏木的大水沟地区，这里因这条宽大的水沟而得名。
我们住在水沟东侧的苏木大院里。自然部的化石修复师小杜和刘华珍负责中比队员的一日三餐。
我也常常将收音机里听到的国内外新闻转述给比利时队员，在学与用的过程中大大提高了我的外语水平。
队员们每天穿越河槽，到水沟另一侧的河岸上寻找化石。一串比较完整的脊椎化石暴露在队员赵强经过的地方。这是多么灵巧的一只恐龙啊!
山顶上，一截巨大的恐龙脊椎化石出现在我眼前，相信白垩纪时期一定有一种和展厅里我天天讲到的查干诺尔龙一样的大型蜥脚类恐龙生活在这里。
比利时队员雨果在河槽一侧的山涧下发现了许多黑色的恐龙脊椎化石。原来展厅里我常常背诵的那句话“动植物的遗体、遗迹、遗物经泥土的填充、交替、碳化等过程逐渐形成了化石”中的“碳化”是这个模样。
有时候，背诵是对真知的掩盖，表面上看我们倒背如流，实际上，我们只是跟文字和段落交流了。知识是死的，没有被激活，不会进入讲解者的内心深处，融化到骨子里，久而久之，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永远不相交。
感谢这次考察，我终于学会了从地质学家的角度看地层，原来这些黑色化石的原生层位不在地上而在它的上方五六米处。
想不到我在实践中学到的石膏包装法日后变成了博物馆综合实践课的品牌课程《恐龙化石的发掘与包装》在中小学校广泛宣讲。
考察队参加了阿拉善左旗第四届那达慕大会，这激活和改变了我先前在博物馆民俗文物展厅里通过沙盘、文物以及大量图片所形成的对那达慕的印象。图片和实际的确存在很大差距。
百闻不如一见，从那倒塌倾斜的地质现象看，贺兰山脉的确是一座古老的山脉。
返回大水沟，队员们又投入到了繁忙紧张的考察工作中来了。人们在打包零星暴露于地表上的化石时，在大水沟拐弯处的山坡上，发现露头之下还埋藏着更多的化石。
随着牙齿、手指等关键部位的陆续出土，初步确定这是一种叫做原巴克龙的鸟脚类恐龙，它和一百多年前在比利时伯尼沙特地区发现的三十多具禽龙化石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它为研究白垩纪时期欧亚大陆恐龙的迁徙与演变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证据。
拍照、摄像、绘图之后，队员们开始包装化石。
为确保化石的完整性，考察队决定采用套箱包装法包装恐龙化石。首先要找到化石堆积层的最远端，并根据形状将外围的岩石挖掉，形成一个长1.4米、宽1米、厚0.4米的立方体。
将订制的木箱套在化石上，铺麻纸，连夜浇灌石膏……
在套箱的下方平行挖两个大洞，将背部钉有钢丝绳的木板穿过去。
从苏木上借来电线杆绑在一起当三脚架。
原来中学课堂上学过的定滑轮和动滑轮是这样使用的，当年上物理课的时候如果能体验这一幕，一定比靠图片和想象学来的知识生动得多，立体得多，同时也简单得多。
在机械和人力的作用下，沉睡了亿万年的恐龙终于翻身了。
队员们合影留念 ，告别阿拉善。
那一年，我开始撰写《中比联合恐龙考察纪实》，一面整理考察日记，一面查阅相关资料，许多古生物知识，是在知与行的反复磨合中，通过讲和写沉淀到我的大脑中。
与95年考察前参加全区讲解比赛相比，从大水沟回来的我在参加97年全国文物系统讲解员讲解比赛时则显得自信多了。讲解时，我仿佛看到了查干诺尔龙今夕截然不同的生存环境，并发自肺腑地大声疾呼:“保护环境，刻不容缓!”
我也常常将自己看见的讲给VIP，再大的阵势也不怕了，有一种我要讲的冲动在心中荡漾。
从展厅到课堂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只要心里有，什么样的讲台都敢上。
田野考察不但可以酝酿讲解激情，还可以激发创造力，将自己看见的美和奥秘用更好的办法分享给更多的观众。如何让更多的中小学生能够看到真实的发掘现场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带他们去。
离博物馆仅有约30公里处的大窑古人类石器制造场是最好的选择。面对地层，我在展厅里常常讲到的那种情景“地层就像一本书上的每一页章，化石是这本书里的每一个文字”一下子立体了起来。
后来我们又从大窑古人类考古夏令营活动中提炼并整合了博物馆社会教育知名品牌“大中小学生欢乐大课堂知识竞赛”活动。
同时还在电台里开播了“空中博物馆”栏目，每周以直播的形式解读我们的野外考察以及博物馆各大基本陈列。
0
3
如果说1997年和1999年在阿拉善地区的考察培养了我“看见”的眼睛，那么2000年和2001年在二连盐池的考察则是对我耐力和意志的一次考验。
我们起先在路边山坡下停车的附近发现了一些暴露在地表上的碎片化石。临近结束时，发现碎片开始稀少，一些白白胖胖的骨骼化石逐渐暴露了出来，它们平行地向地层内部延伸，莫非这就是董先生说过的原生层位?我想。
我拎着铁锹去挖山丘另一侧同一高度的地层，果真有化石暴露了出来。是的，我们找到了原生层位，它像一个巨大的夹心月饼一样被叠压在山丘的中间。
近一个月来，我们虽然打包了90多个石膏球，但是这些化石大多都是从原生化石层里滑落下来的，相当于月饼上掉下来的碎渣，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了化石的原生层位，啃到了月饼的最边缘，就这样挥挥手走了，我的内心是多么的不甘。
经过申请和协商，我作为留守队员和老张一起留了下来，二连博物馆的宁培杰馆长协助我们发掘。
我拎着手铲迫不及待地跑到山丘的最北端，在相同的位置上向下挖，一只胖乎乎的恐龙爪露了出来。
21日，探方打通了。
那天晚上我的考察日记是这样写的:“探沟的开通，意味着一个谜底的揭晓，探沟下面是否与它的三个边缘一样富含恐龙化石，密集程度如何，答案就埋在探沟中央的岩层下面。
我蹲下身，静等着老张一铲一铲地将岩层掀开。尽管从理论上分析，岩层下面肯定埋有红层，而红层里必定含有恐龙化石，但是没有亲眼看到，我的心还是在“怦怦”地跳着，眼睛死死地盯着老张手下撬起的每层岩块——
终于，答案出现了，熟悉的恐龙化石鲜亮地从地下裸露了出来。奇怪的是，化石出露的层位并不是在红层里，而是在高于红层水平线的灰色砂岩中，难道化石像庄稼一样从地下长起来了！
我拿起铁铲，轻轻地沿着化石的边缘向下清理，令人激动的是，在灰色砂岩的下面，依然有我们熟悉的红色岩层，从随意露出的骨骼化石上看，这里的化石叠压交织在红色和灰色的地层中，足有50公分的厚度。如果按照这样的结构向南北两侧伸展，天哪，这一地点的化石埋藏会有多大啊！”
我们改变了原有的发掘方案，一部分队员由东向西清理，一部分队员由西向东挖掘，我们要将化石上方的岩石盖彻底揭开。
发掘与情理工作是艰辛的，除了要防御冻死鬼的侵扰（一种即将被冻死的昆虫，飞到人脸上取暖），还要警惕苍蝇在人眼睛里产卵。这个经历，后来一直成为我讲解中吸引观众的秘密武器。
为了抵御西北风的侵扰，队员们将防风布架在工地上和饭桌前。
我们从二连人那里学会了挖地灶技术，用这种土灶做出来的大烩菜美味极了。田野考察不仅开阔了我的眼界，还教会了我如何与不同的人群快乐相处，同心协力地完成任务。
每位队员的面前都配备两个矿泉水瓶，一桶是水，一桶是胶，人们常常拿错了把胶喝到嘴里……
令人惊叹的恐龙牙床和牙齿暴露了出来……
瞧，白色的骨骼！
红色的骨骼！
好密集的化石层，能看到它是一种福气！
为保护身下的化石，缓解队员们由于久卧而被压麻的四肢，我们从二连南市场买来被褥，趴在上面向前清理……
我也能像副队长巴斯卡勒一样近距离端详这些陆续出土的恐龙牙齿化石了！
这是食肉恐龙的牙。我开始思考为什么这些牙齿两侧锯齿的形状各式各样，没有一对是相同的，看来同样是食肉恐龙也有着像猫科动物那样不同的种类。
从这些断裂的素食性恐龙的牙齿中，我看见了哪一枚是上排磨合过的，哪一枚是下排待用的。我开始怀疑以前从书本上读到的，在展厅里常常讲到的那句话是否准确——“鸭嘴龙上下左右四个牙床里各有五百枚牙齿，加在一起一生大约有两千枚左右，它是恐龙家族牙齿最多的动物。”
经过半个月的连续奋战，9月30日下午，我们终于将探沟北侧化石层全部清理了出来，那密密麻麻的化石层像丰收的庄稼地，十分喜人。
这里至少有三十具不同个体恐龙散骨化石，有大型蜥脚龙、巴克龙，还有小型的古似鸟龙、甲龙、龟鳖类以及各种食肉恐龙，许多骨骼化石是先前没见过的——
为什么这么多恐龙包括食肉的和食草的甚至是冤家对头会死在一起呢？
我带着疑惑爬上对面的山坡。回头看，整个山体就像一只巨大的手，从掌心生出六个长短不一的手指，由东向西依次排开。刚刚出露的化石层，从远看，就像大拇指上的一截指甲盖儿。
如果把这里原始的沉积环境理解为一个即将入湖的大型河口三角洲的话，那么从四面八方汇集在这里的各类恐龙以及其它爬行动物的残骸，就会与沉淀在水中的泥沙一起，堆积在湖泊底部，经过漫长的石化过程，最终形成一个巨大的骨骼化石层，并呈流水状向四处扩散开来。
假如这个推论成立，那么从主体山脉上生出的六个分支，也应该同它的第一分支一样下面埋着红层，这就像人手掌上的血液一样，会自然而然地流到手指的各个部位。我没学过地质，却享受着地质学带给我的震撼！
我拎起一把铁锹和宁馆长一起向山丘的西侧走去，比起其它的几座山来，靠近“拇指”的第二座山最长。我们穿过两山之间低洼的冲沟，在山丘斜坡上寻找红层的位置。与第一座山丘的情况一样，这里同样有许多碎片化石散落在山坡上，仍然有不少探坑暴露在上面，我按照红层可能出现的位置向下发掘......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几乎就在铁锹抬起的同时，一大堆古似鸟龙的趾骨从下面的红色砂岩中滚落出来。
宁馆长蹲在地上一数，竟有七个之多。像发现了新大陆，我们兴奋地逐个向其它几座山丘勘察，在大约100多米的距离内几乎所有的山丘都找到了红层，并在红层里找到了骨骼。
六指山，加上它们的源头手掌，如果按照目前已知化石层的南北宽度为准，预计尚有上千平方米的化石层埋藏在这些山丘的下面，这可是一个惊人的喜讯啊！
闻讯赶来的自治区各级领导对这次发掘工作给予高度评价。中比联合考察队队长、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研究所的董枝明教授专程从北京赶到发掘现场。
他说：
“面积如此之大、堆积如此集中的恐龙化石，在中国罕见，在内蒙古尚属首次，在世界古生物史上也难得一遇。”
他认为，这一区域的恐龙化石层开发展示价值极大，应在这一地区建立一个大型恐龙遗址博物馆，并进行滚动式发掘。
运走第一批化石后，我们进入到紧张的分割和打包的工作中——
进入十月下旬，由于缺少了阴山的阻挡，西伯利亚的冷空气直接往骨头里钻，要是在家里，早就一病不起了。人就是这样，理想有多大，力量就有多大。躲进蒙古包里吃碗方便面，将寒气打退，又可以继续干活了。
回到呼和浩特时已经是10月31日凌晨五时了，为期70天的田野考察终于画上了句号。
那天晚上，家人为我过了一个温暖的生日晚会。
第二年，考察队重返二连盐池。这次考察没有在六指山做深入探究，将精力放在了盐池北部一具完整的肉食龙骨骼化石身上。
我不得不提前离开发掘现场，和史密斯一起经呼和浩特重返阿拉善沙漠，协助他收集和补充一些关于早期哺乳动物的资料。
再回二连时，已经是十五年以后的事了。二连旅游局为了宣传二连口岸，推出一次包吃包住包行的二连免费游活动。我约老张同去，他回电话说怕耽误他打乒乓球，拒绝了我。
故地重游，无限感慨藏在心头，多想毛遂自荐主动为满车的游客讲讲我们当年在二连挖恐龙的故事，但导游忙着推销脖套，有一半游客因为外面起了点小风而不愿下车。
走进园区，盐池里多了一个蓝色建筑物。
当年的宁馆长告诉我说:“你还记得六指山吗？我们就在第二指上建了这座博物馆!”
多么熟悉的化石层啊，它就躺在大拇指的旁边。
展厅里“二连恐龙考察史”一栏上还印着中比联合恐龙考察团在二连工作的照片，右下角那个五官不清，看上去鬼鬼祟祟的人就是我。
站在当年发掘的地方，我感慨万千，浮想联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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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是一笔财富，十五年来我如同一个刚刚从白垩纪归来的见证者，迫不及待地要将自己在田野里看见的美和故事表达出去，分享给更多的人。
考察结束后，我开始整理历年的考察笔记，并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在行与知的反复磨合中完成了《大漠觅龙——中比联合恐龙考察纪实》的撰稿工作，连载于《呼和浩特晚报》上。这些发黄的报纸是我父亲生前一张张收藏起来的，一共69期，一期不落。孝顺的方式多种多样，能让父母为儿子骄傲和自豪也是其中的一种，不是吗？我至今都忘不了在那寒冷的夜晚二连街头的一个电话亭里传来父亲坚定的声音：“安心工作！”
写作和讲解是一对孪生兄弟，讲得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讲解稿写得好不好。优秀的作品离不开对生活的真实感悟，只有通过实践，才会产生真情实感，并在情感的推动下，选择、提炼并捕捉那些既能打动自己，又能打动观众的故事，在与观众的共鸣中完成对事实的诠释。
为了吸引不同类型观众，我常常围绕主题将一些在考察中遇到的故事、感悟及哲理捆绑到讲解中来，比如特化与恐龙绝灭；一只苍蝇放倒两员大汉的故事；爱和责任心是生命传递的纽带；乌龟长寿的秘密等等。
有时候语言是苍白的，难以真实再现我在田野看到的。展柜上一层薄薄的玻璃挡住了展品包含的许多信息，怎么办呢？我打破了传统的讲解方式，将一些恐龙化石碎片带到观众面前。
事实证明，比起单一的语言表达，这种集听觉、视觉、触觉等多维形式于一体的讲解模式更能吸引观众，更宜于观众理解，我称这种讲解方式为“捆绑艺术”。
后来我又说服了馆领导和自然部主任，将考察视频、模拟的恐龙化石发掘现场以及真实的恐龙化石修复室“捆绑”到展厅里来，让观众零距离了解古生物化石的来龙去脉。
我们还大胆地用玻璃钢技术复制了部分古似鸟龙头骨及骨骼化石，作为博物馆综合实践课《我们一起去考察——恐龙化石的发掘与包装》的教学模型在博物院互动空间及中小学校、幼儿园广泛使用。
迁入新馆后，为了将旧馆留住，让媒体广泛宣传博物馆，我带领一群年轻人围绕新布置的四大民俗陈列以每周推出一个新活动的速度宣传博物馆。我们涉猎的范围也不断扩大，从先前的古生物拓展到历史、民俗、革命等，好多先前陌生的领域也因为策划的需要在我心中逐渐熟悉了起来。
撤回新馆以后，我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活动中来，设计了大量博物馆社会教育活动方案，仅综合实践课就有43项，其中包括自然类、历史类、民俗类、革命类等课程。
客观地说，这些活动有的一直在延续，有的则昙花一现。究其原因，有的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摸爬滚打研发出来的，有的则是为了应景按照套路复制来的。为了得到更多的掌声，我们像走马灯一样不断地推陈出新，策划魄力也由先前的小打小闹向高大上方向发展，我已经不能满足地方媒体的头版头条了，目标锁定在中央电视台每晚19：00——19：30分的《新闻联播》，立志要在这个时段看到内蒙古博物院的身影。
那段时间我失眠了，半夜醒来，脑子迅速被活动填满，兴奋地无法入眠。
冷静下来时，我开始思考，我们的策划究竟是为了新闻媒体服务呢，还是为了广大观众服务?是让博物馆知识真正进入到观众，尤其是孩子们的心灵深处呢，还是为了数量而活动、为了业绩而宣传?
那些天，我一口气写了两篇文章《博物馆社会教育项目策划人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博物馆社会教育项目策划与实施的基本原则》，反思这些问题。
我觉得自己与自己所热爱的讲解事业越来越远了，该坐下来冷静思考了。
05
冷静的时候，终于有了多余的时间走出博物馆，到博物馆外面看看。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博物馆展出的文物正以动态的形式活跃于田间地头，运行于房前院后。我像当年看恐龙化石一样，睁开自己的眼睛仔细端详隐藏在这些传统农具里的美和创造力。
那天，在我家人支持下，我一口气从老乡家收购了石臼、石磨盘、锤布石、锄头等民俗文物，希望有一天能拿回博物馆搞活动用。就这样，我收藏的范围也从先前的石头拓展到了老物件。
看见之后的表达是难以抑制的，我将自己的新发现捆绑到展厅里……
带到课堂上……
写进在文章里……
好记忆会产生好动力，在耧车的作用下，我认知的范围在不断扩大——
走进田野看农耕
走进草原看游牧
走进大窑看考古
走进自然看生命
走进矿区看岩石
走进火车看科学
走进水库看源头
06
走啊走，在知与行的反复磨合中，我终于悟出来：讲解的真谛在于“走进”，而不是先前的“走近”。认知的过程离不开“知行悟用 四轮驱动”八个字，其中的“用”就是创造力，讲解需要创造力，博物馆社会教育活动的策划与实施需要创造力，生活更需要创造力。
我开始撰文向听过我讲解我的观众道歉，向我培训过的讲解员道歉，并大胆地在我的公众号《讲解论坛》上发文《物在灵府，不在耳目——谈博物馆讲解中的假讲现象》《向传统讲解培训说不》《向传统的讲解比赛说不》等等。
我用自己走过的弯路提醒我的同行朋友们：
“讲得一事，即行一事，行得一事，即知一事，所谓真知矣。徒讲而不行，则遇事终有眩惑。”
我的讲解已不再停留在“炫奇好异，悦目怡情”了，而上升为一种责任，一种使命，力求在与创造者同行的过程中发现隐藏在自然、历史、民俗以及万事万物之中的美和奥秘，唤醒并点燃观众的好奇心，让每一位观众都有一双会看且看得见的眼睛。
事实证明，长期接受非“物”为主的教育会盲化人的眼睛，“看见”教育应从娃娃抓起。
为此我将大量精力从先前的“VIP”接待转移到了“VIB”（Very Important Baby ）讲解，每周六定期举办“赵然她爸送讲解”公益活动。先是在展厅里讲，后带着孩子们到考古工地|、田间地头等我体验过的地方讲——
还敢把自己的家变成博物馆，借助我收藏的传统农具及各类模型，在带领孩子们动手参与的过程中，体会传统农作物从种到收再走上餐桌的全过程。
我们用真实的犁犁地、用传统的耧车播种，再用石磨盘、石碾盘（模型）加工粮食；直到用磨出的黄米面（黍子粉）蒸糕、炸糕，最后吃到嘴里，我不相信这样磨合出来的“黍文化”进不到孩子们的心灵里来？！
后来有人告诉我：“其实你做的就是当今最时髦的研学教育！”
哈哈，研学，无意中我们走到前面了！
过年了，亲爱的小朋友们，让我们自己动手营造一个过年的氛围吧！
这些年来，无论讲解、讲课，我总忘不了用这样一段话作为结束语——走进博物馆，过一种看得见的生活！
更忘不了说最后这句话：“感恩田野考察，你让我看见，这种看见，几乎影响了我的一生！”
诚挚感谢考察照片的拍摄者及提供人：
内蒙古博物院自然部李红主任、张哲敏老师，比利时皇家科学院乔治先生、雨果先生！
作者单位：内蒙古博物院